大师在古代或许只是一个随意的尊称，而且使用的频率也并不高；正如同老师的未必老，大师也未必要有多大，是并不实在的。
到了上个世纪，随着艺术家社会地位的提高，大师也渐渐变成了一个较为实在的称号。但由于市场经济还处于较为初始的阶段，除了齐白石被称为国画大师、梅兰芳被称为京剧大师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人能获此殊荣。在中国，凡与艺术有关的事又都是不太严肃的，即便是诗也曾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更不要说绘画和唱戏了，因此这称号也仅局限在艺术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的圈子里，连文学也并不在其内的。也因此，不仅鲁迅没有获得文学大师的称号，郭沫若也没有获得国学大师的称号。
也正因这不严肃，也就有了现在的大师满天飞的局面。因为一旦被称或自称为大师，钞票就有可能大把大把的赚，而一旦有了大把大把的钞票，无疑是可以再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很多事情的。这些所谓的大师虽然还不能与骗子划成等号，但至少已与商人无异。但随着伪大师一个个地现出原形，大师一词也就又开始走了下坡路，甚至在某些场合还带有了讽刺和嘲弄的意味，让人避之都犹恐不及了。当然也有的人又在努力地将大师这顶帽子向更高处推举，即让所谓的不严肃变得严肃甚至庄重，其目的也很明显，即我做不成，别人就更没门儿。于是大师就成了必须是人死后才能享受的美誉，生前顶多也就是来做那些博士生的导师了。
最近发生在中国文化界的两件事都与这大师的传说有关。一是文怀沙国学大师骗局的被揭穿，一是其弟子绘画大师范曾的遭质疑，前者似乎已成定局，后者却还有回旋的余地。范曾教授先是因为善画打鬼的钟馗而被称为鬼才，然后又因“坐四望五”（即当着大师又想着再当巨匠）而被称为“大匠”，最后又转回头来只做几个博士生的导师或这里那里地开班演讲。虽然前后有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但或许范曾教授可以用“年轻时的狂语”将这尴尬轻而易举地化解掉；而对于这些与法律无关的问题，人们当然是也可以既往不咎的。
用范曾教授曾经的老师文怀沙老先生的话说就是：“谁年轻时没犯过点儿错误呢！”虽然范曾教授在“坐四望五”的时候已并不年轻，但对一个还想靠再活三十年来将自己的人物画到八大花鸟那样水平去与巨匠米盖朗基罗“差强近之”的范曾教授来说，这“坐四望五”还可以算作是年轻也说不定。
但在学术界还有将大师的帽子推举得更高的人，说只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才可以称得上。如果真的如此，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称毛泽东为更大的大师呢？这显然是要让大师在与政治结缘的同时来与文化绝交了，几乎要将梦想在生前就做成大师的中国文化人汗都吓出来。
2009-0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