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阳正伟君，2006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明清史方向的研究，撰写了较为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善恶忠奸任评说——马士英政治行迹研究》，2013年其论文正式出版。他对马士英重新评价，认为马士英不是“奸臣”，而顶多只是“骑墙者”。获得硕士学位后，正伟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考为博士生，继续从事晚明政治史的研究。在前番研究的基础上，他精心修改充实博士学位论文，最近又推出新著《“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全书多所考辨，以崇祯二年的“钦定逆案”为线索，先弄清阉党入案原由，然后探讨阉党的形成及相关政治活动，认为“东林总体上或许要优于阉党，但也并非毫无瑕疵”，“东林为了私利，也会抛却公义”，进而说“这些也是我对其难以产生好感的原因所在”，因为，“东林的阵营、行事均非纯忠，说他们成员龙蛇混杂，在不少事情上是公义与私心夹杂，或许更为客观；以东林的是非为是非，先入为主以东林为‘忠臣’，反对者则为‘奸臣’，是有失公允的”。他认为：“本书立论都力求依据史料考据与事理推断，不同于以往褒东林贬阉党的基调，而是对东林有较多批评，为阉党说了些‘好话’。”正伟君憨厚朴实，勤于思考，时有心得，本人忝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于他的晚明政治史事研究，未能有所指点，而承他信任，现在先期通读全书，看到他敢于创新立新，在学业上不断有所收获，倍感高兴。此书也确如作者所自诩的那样，搜集了诸多第一手材料，凭借史料分析推断，故全书基础牢靠，殊少凿空之言，持论也切合晚明时势，较为客观，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晚明史尤其是晚明政治史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晚明研究似又重放光彩，鸿篇巨制源源推出，有谓晚明社会转型的，有谓晚明社会变迁的，有谓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有谓晚明大变局的，更有高度评价晚明的。毫无疑问，晚明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而突出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进一步探讨晚明时代变迁中的人物群像，看看时代活动者在变迁的时代是如何活动的，他们的活动又对那个时代的变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在那个时代的盛衰过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分量，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担负什么样的时代和历史责任？阳正伟的《“小人”的轨迹：“阉党”与晚明政治》一书，全面展示阉党及其对立面的众生相，无疑为我们认识晚明、评价晚明提供了历史活动者和创造者方面的丰富内容。

说到晚明，说到对晚明人物的评价，正伟君对东林多所批评，而为阉党说了些“好话”。其实明末清初的人，包括东林遗孤、东林后人，痛定思痛，即对东林有所批评指正。如夏允彝说东林与非东林一样，“疑其异己，必操戈攻之”，“异己者虽清必驱除，附己者虽秽多容纳”，“东林中亦有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条）；吴暄山所谓“南党固多小人，东林岂尽君子”（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缘起”条）；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谓“究之东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不皆小人”（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2《史馆上总裁书》）。诸如此类，持论为人习见。然则夏允彝还有话：“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经过了四百年左右，我们似乎可以更加超脱、平允、客观地来评价晚明时代的众生相了。东林不皆君子，但毕竟多君子，异乎东林者不皆小人，但毕竟多小人。如果我们硬要对晚明人物群体分类贴标签的话，东林的人品风节，总体而言，优于非东林及阉党，殆可断言。此外，我们评价东林与非东林各色人群，似乎应将其领袖人物、主体骨干与一般人员分开，前期和后期分开，群体与个别分开。如果各打五十大板，不分早期晚期，不分主要骨干还是附丽之徒，恐怕无益于真正认识晚明社会。

明末清初人费密说，“论事必本于人情，议人必兼之时势”，今人钱锺书先生说，“追叙真人实事，务要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处地，揣摩忖度，庶几入情入理”。说到对晚明人物的评价，说到晚明人物的历史责任，也许这是本论题主旨所在，正伟此书殊少涉及晚明诸位皇帝。在我看来，明朝之亡国，东林与非东林，正人与阉党，乃至晚明时代的所有人均逃脱不了干系。如果我们探讨明朝覆亡的原因，硬要寻找负担历史责任的人物，晚明的万历、天启、崇祯三位皇帝，应该首先进入我们的视野。

我们依循从史料出发的路子，来看看时人和后人是如何评价晚明这三位皇帝及其统治下的世风的。

万历后期，吏部尚书赵南星说：“天下之私最便而得利最厚者，莫过于吏部。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闻有司管选者，每过朝退则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诺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一至署中，则以私书至，其三五联名者谓之公书，填户盈几，应接不暇，面皮世界，书帕长安。”（《赵忠毅公文集》卷3《陈铨曹积弊疏》）。万历四十三年（1605），致仕乡居的嘉兴人李日华记当时情形道：“对客，阅邸报。客因举时政阙失，曰：‘主上不郊不庙二十余年。储宫撤讲又十余年。瑞王逾二十五六而请婚无期。惠、桂二王年俱十六七以上，而选婚无日。福邸宠数逾制，田连三省，管业召佃不属有司，同于有土，有人。开店卖淮盐，又侵入长芦，分国利病。边臣希功邀赏，阉竖四出为虐。八坐之位，止三尚书，五侍郎，而侍郎注籍者三，尚书未任者一。……闽浙弛禁，番舶恣行。今岁大比遣试，时至五月，云贵尚未有人。修桥建寺，动支巨万，浸浸福利之惑。夫主厌事则纲维不张，相无权则股肱废坠。’因相与咨久矣。”（《味水轩日记》卷7，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62页）。崇祯初年，上虞人倪元璐说：“自神庙中江陵相以健败，后之执政者阴擅其柄，而阳避其名。于是乎以瞆为老成，以顽钝为谨慎，以阴柔为和平，以肉食素餐为镇定，一切疆事、朝事置之度外，而日与传灯护法之流弥缝补苴，以固其富贵。”（《倪文贞集》卷19《与杨武陵相国》）。明末人陆启记崇祯二、三年间，“有人揭长安门云：‘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又有人续其后云：‘铨司二万外，科道十千头。今日求人了，明日受人求。’癸未有二十四气之谣，又有人题其后云：‘二十四气，酒色财气。金银满赢，便是一气。正人君子，只怪铅气’”。（《客燕杂记》第99条，邱仲麟标点，《明代研究》第15期，第173页，2010年12月）。崇祯六年（1633），归国的朝鲜奏请使洪灵被仁祖问及明朝实况，回答说：“物力不如昔日之全盛，而士大夫贪风大振云矣。”崇祯九年，朝鲜人金在其《朝京日录》中记：“近来缙绅之间，贪风益炽，向贿者，以黄金作书镇，挟于册中，而进之。金价甚高云。”他又记道：“外有奴贼，内有流贼，天旱如此，而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

清初万斯同批评崇祯朝朝臣争斗时说：“矧其时生灵涂炭，锋镝满于天下，士大夫犹哄堂斗室，狱讼弗休，不知有宗社，何有于封疆耶！帝固曰诸臣尽败亡之徒耳，反而求之，不知将自居何等也！”（万斯同《明史》卷26《庄烈皇帝本纪四》）。清修《明史》本纪第21《神宗》赞曰：“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明史》本纪第22《熹宗》赞曰：“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明史》本纪第24《庄烈帝二》赞曰：“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乾隆时沈德潜《咏三朝要典》诗有谓：“熹庙御极颓乾纲，疏远保傅亲貂珰。茄花委鬼互虬结，薰天势焰何披猖。守原之问史贬斥，况令妇寺紊朝常。顾命老臣半诛戮，朝应血裹投圜墙。清流白马祸更惨，一网尽矣空岩廊。”（方师《蕉轩随录》卷9“三朝要典”条）。

对于上述万历帝的怠政和崇祯帝的举措失当，辅弼之臣也随时提过建设性意见，试举二例。神宗时，大学士叶向高说：“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风声习气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奋然振作，简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积年废弛政事一举新之，恐宗社之忧，不在敌国外患，而即在庙堂之上也。”（《明史》卷240《叶向高传》）。崇祯时，“帝操切。温体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嚣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献，大指谓宽以御众，简以临下，虚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时弊。帝虽优旨报闻，意殊不怿也”。（《明史》卷251《钱龙锡传》）。然而，无论是叶向高所述的危亡五端，还是钱龙锡指出的皇帝应具的四箴，两位人主均未听进去，而稍作更张。

试想，万历帝二十几年晏居深宫，不理朝政，接到大臣奏章后往往留中不发，官员缺额往往不补，酒色财气举止乖张，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天启皇帝不但庸懦，而且顽劣，宠信魏阉，完全不尽人主责任；崇祯皇帝操切疑忌，内廷边事，频繁易人，前后五十相，很少保全。前后三位最高统治者、大明国祚的延续人，可以说均无力驾驭大局，任用正人，而反倚重宦官，或坐视上下懈怠废弛，或放任大臣明争暗斗，终至溃败鱼烂而不可收拾，一步步走向覆亡。似这样始终未能反省求己而诿过于人，一味地将亡国的责任完全推至大臣头上的皇帝，难道不应负责？难道不应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战国策·赵策二》载苏秦之语曰：“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嘉庆二十五年（1820）春日经筵讲题“为君之道，在知人，在安民”，嘉庆帝借题论述阐发道：“安民为致治之要，知人为安民之本”，“为人君能哲而惠，则所知皆正人，所用尽贤臣，岂患民不安乎？既为人君，孰不愿天下安，兆民乐业？所以不能如愿之故，由于不能知人，不能用人也”（《清仁宗实录》卷367，嘉庆二十五年二月己丑）。反观晚明三帝，不能绝疑去谗，是以不能塞朋党之门，未能切实履行为君之道，是以不能知人用人安民安天下，是以覆国亡身，葬送了大明江山。

正伟君现在转换角度，探讨晚明政治，看到东林的缺陷，注意到阉党及非东林也有可取之处，虽然有些考述还显得不够有力，有些观照还不够全面，有些探讨分析还不够深入，但毕竟向全面客观评价晚明各阶层的所作所为迈出了有力的一步，相信朝着这个路子走下去，正伟君定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范金民于金陵草场门外寓所

2015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