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选题背景

（一）资本误置的时代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世纪，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史无前例地深刻“改变”并“控制”着自然界和人类自身，诚如狄更斯所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西方发达国家所开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是以“统治”和“征服”大自然为指导思想的，在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人类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也遭受到了全面而严重的破坏。资本主义“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使得劳动已不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破坏价值”甚至于“创造灾难”，其后果便是将人与自然陷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并使人类不断遭受到自然界的“报复”。全球气温急剧上升、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资源能源日益枯竭、自然灾害明显频发、极端气候反复出现，这一系列问题的交替呈现与持续加剧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给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压力，这份地球“体检报告”诊断结果表明，地球现在“很不健康”。地球多样性自1970年以来下降了28%，热带地区下降了60%。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自1966年以来翻了一番，我们正在使用相当于1.5个地球的资源来维持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改变这一趋势，生态赤字将会增长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两个地球也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具体到我国而言，生态环境破坏也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全国地表水污染较重。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204条河流409个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9.9%、23.7%和16.4%。地下水质量状况不容乐观，水质为优良—良好—较好级的监测点总计为1759个，占全部监测点的42.8%,2351个监测点的水质为较差至极差级，占全部监测点的57.2%。（2）根据全国第2次遥感调查结果，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3）2013年初，我国华北、华东地区遭遇连续雾霾天气，部分城市空气重度污染，PM2.5监测指数接近或达到顶峰数值，心脏病和肺病患者数量显著增加。（4）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明显。目前全国受威胁的野生植物超过4000种，其中约1000种处于濒危状态，受威胁的物种占全部种类的15%—20%。

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都会发出疑问：地球到底怎么了？照这样下去人类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地球的承载能力有没有极限？人类生存还有多大的回旋余地？事实上，尽管各种生态危机的起因并不相同，但是从根本上看，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即资本的总体配置不当。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大量资本被倾注于房地产、化石燃料、结构性金融资产及其内嵌衍生品；相比之下，只有微不足道的资本被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水土保持等方面。大多数经济增长和发展战略都鼓励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但其却往往以生态资本的过度耗损和退化为代价。这种增长和发展模式往往以不可逆转的方式耗损着全球的资源环境，既对当代人类的福祉产生了损害，也对未来世代构成巨大风险和挑战。

（二）经济的绿色转型

幸运的是，人们在反思中觉醒并迅速展开救赎行动，环境保护运动应运而生，绿色革命浪潮席卷全球，循环经济模式方兴未艾，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热潮迭起，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地摒弃传统发展道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改进消费模式，相继制定并着手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战略”“资源储备与替代战略”“新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循环型社会建设规划”和“碳削减与碳抵消发展规划”。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走生态化发展道路俨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当今世界也正处在一个绿色大转型、绿色大变革、绿色大崛起的特殊阶段。

近年来，国际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和发展趋势清楚地表明：在21世纪上半叶这一历史时期内，国际竞争将逐渐从政治与军事冲突演变为资源和能源控制，国家安全也将日益从主权安全和领土安全上升为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人类伦理正在经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命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的时代变革，人类文明正在实现从“黄色农业文明”到“黑色工业文明”再到“绿色生态文明”的历史演替，世界生态文明时代正在悄然到来。

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成就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然而，“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社会发展道路在我国同样未能避免，传统的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给经济社会增添了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发达国家历经100多年陆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短时期内集中爆发，主要表现为污染物排放量增长较快、新老污染物交织、区域复合污染特征突出。为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多次强调经济的绿色转型。1987年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012年中共十八大又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可以说，正视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硬约束的矛盾，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不断增加生态资本存量，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基础。

（三）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多次强调经济的绿色转型，这固然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战略远见和坚定决心。然而，既然经济绿色转型的口号屡被提及，却也可以反证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转变过程中还存在“久推难转”“转而不快”的问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呢？

本书认为，经济发展方式本质上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由于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是给定的，并随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而经济体的最优经济发展方式也会随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迁。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意味着不同的物质资本密集度，还意味着不同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生态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阶段并非仅有“穷与富”或“发展中与发达”这两种离散情况，而是一条从低收入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连续频谱。因此，每种特定的经济发展方式都对应着一个最优的资本禀赋结构，从而尽可能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费用。

资本禀赋结构是一个经济体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的相对份额，而这五种资本禀赋的存量又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其存量既可能因消耗而减少，也可能通过自然积累与人为投资而增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存量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但生态资本却呈现出短缺的现状，其具体表现便是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绿色转型应遵循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原则，因此在生态资本相对丰富的禀赋条件下，生态资本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在生态资本变得相对短缺的禀赋条件下，生态资本也就相应地成为相对昂贵的要素。总之，经济绿色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其最优标准取决于该经济体的资本禀赋结构，亦即该经济体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生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因此，当生态资本处于相对短缺状态时，经济绿色转型的目标便是减少生态资本的消耗，同时通过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来增加生态资本的供给。

（四）生态资本投资收益问题的提出

基于对上述选题背景的分析，一个清晰的脉络便逐渐显现出来：在21世纪生态文明时代，资本的外延已经拓展为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态资本的总和，国际资本竞争角逐的主战场也正逐步转入绿色经济和生态资本领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转变的基础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而生态资本投资便为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现实路径。

从认识逻辑角度来看，提出“生态资本投资收益”这一问题的路径是：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绿色转型→资本禀赋的结构调整→生态资本投资→生态资本投资收益（见图0-1）。即生态文明建设决定了必须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经济绿色转型的本质是资本禀赋的结构调整，而生态资本存量改变将引致资本禀赋的结构变化。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生态资本短缺”现象，源于生态资本的投资（即资本的投放与使用）不足。由于投资是受利益支配最明确的经济活动，作为投资活动的一种，生态资本投资不足的背后原因则是“生态资本投资收益”未得到保障，唯有确保生态资本投资能够获得长期的收益，才能使个人、企业、政府对生态资本投资由“被动”变为“主动”。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发现问题远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诚然，在应用技术研究领域，发现问题确实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然而，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大量经验事实表明，发现问题远远没有到达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仅仅是明确了问题研究的范围和方向。要想提炼出一个科学的选题，还需要进行大量的文献检索和资料分析，本研究将在后文的分析中，继续对“生态资本投资收益”这一选题进行完善。

二 研究意义

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视野中，生态资本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本形态，任何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都必须将生态方面的成本和效益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当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探讨生态资本投资收益问题，对于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廓清生态资本及其投资概念的理论内涵。生态资本是一种特殊的新型资本，兼具“生态”和“资本”的双重特征，在资本形态上具有新颖性，在存在方式上具有广泛性，在实物类别上具有复杂性，目前，学界对生态资本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表述达数十种之多。生态资本投资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研究课题，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系统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各有侧重、难以统一。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态资本？其构成要素究竟包括哪些？为什么会有生态资本？生态资本为什么重要？生态资本是如何产生的？哪些生态资源可以经由投资转化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过程与条件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是生态资本理论研究者不得不作出正面回答的基础性问题。本研究力图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分析生态资本投资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历程来揭示其实质内涵，从理论演绎和实践归纳两个维度推导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投资、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概念，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生态资本理论。

第二，运用资本投资理念研究生态资本投资收益问题，是对可持续发展资本构成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有利于为绿色经济理论提供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有可能引发经济学理论的绿色化革命。本研究将生态资本投资引入生态资本理论范畴，使资源环境由外生变量变为内生变量，从而突破了传统资本投资的思维定式，生态资本投资可以引发资本投资结构的深层变革，能够丰富与拓展传统资本投资理论的研究内容。构建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理论框架，有利于促进发展战略向生态、经济、社会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转变，为实现“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健康运行与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

第三，本研究承认资源环境可以转化为“资本”，为推动人类财富观的转变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传统的财富观认为，只有物质产品的增加，才意味着财富的增长。但经济系统物质产品的增加是以生态系统提供的资源环境为基础的，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丰富的生态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稀缺，也越来越有价值，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支撑作用愈加明显。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传统的物质财富观，树立一种“绿色财富观”和“广义财富观”，即进入人类生命、生产、生活过程并能使这一过程正常进行的一切物质、生态条件都是财富。就物质条件而言，大自然直接供给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以及可以用来加工成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物质，都是财富；就服务功能而言，生态系统提供给人类的调节、文化、支持等服务也是“绿色”财富，投资绿水青山就是创造金山银山。

（二）现实意义

第一，本研究有利于走出资源环境保护的困境，为缓解资源环境问题提供市场化解决路径。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资本的损耗，生态资本存量状况越发令人担忧。但是，由于人造资本的获得必然要消耗生态资本，“维持生态资本存量不变”实际上并不现实，这就需要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生态资本投资收益问题研究有利于开发推广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人类生态识别能力、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培育先进生态文化、创新生态管理体制、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从而促进“生态—经济—社会”的有机协调、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进而为政府投资生态建设、培育生态市场提供管理范式。

第二，本研究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生态革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变。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实现有利于迎接新的绿色产业革命和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体制的绿色革命。本研究结合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影响条件，分析了生态资本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收益的影响因素，有利于促进生态产业与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可为企业开展生态资本投资活动提供参考。

第三，本研究有利于提高生态资本存量的非减性，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撑。生态资本理论提示人们应立足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势，创造经济效益，依托其优良的资源环境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本研究将生态资本投资划分为生态资本公共投资和生态资本私人投资两大类，并分别探讨其投资的行为与收益边界，有助于降低中国目前过大的生态资本交易成本。通过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制度创新，促进生态产业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加快生态经济区建设进程，促使人们树立生态效益观，摆脱生态贫困与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走生态致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