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一 研究前提

（一）经济系统存在“最佳规模”

“效率”与“公平”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然而，当考虑到生态因素时，便不能忽视经济系统的“规模”问题。梅多斯等“增长极限说”的理论基础是“地球有限论”，其立足点便是地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揭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的可持续经济理论。它深深地动摇了地球资源环境无限性的主流经济学观念，为人类认识生态资本投资收益问题开辟了道路。现代经济发展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也不能超越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这就要求人类经济活动与发展必须限制在地球资源环境系统的生态容许限度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影响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以及知识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不是单向的。它们既能增加物质财富，促进经济增长，又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如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从而造成大量的不良品损失、人为事故损失以及社会问题等。可见，经济增长存在生态代价。这不仅是客观现实存在，而且是生态资本投资理论分析的基本命题。而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因其历史局限性，往往只考虑经济增长要素的投入对促进物质财富增加的单向性，从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即经济增长生态代价的存在。在经济系统是否存在“最佳规模”的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可以依靠技术进步来避免“增长的极限”。确实，如果生态资本可以通过科技进步而被物质资本所替代，那么生态资本短缺也就不会存在，而“科技进步推动的经济”看起来就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但是从更深一步的角度来思考，就会发现“科技进步成为经济增长永恒动力”的观点，是建立在以下两方面的假设之上的：一方面，科技创新总是会朝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生态资本确实可以因为科技发展而被完全地替代。然而，这两个方面的假设其实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生态资本概念的科学性

历史上并非不存在生态资本，之所以过去人们没有使用过“生态资本”的概念，没有提出过进行生态资本投资的要求，是因为那时“地球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稀缺，只是伴随“生态”稀缺程度的不断加重，才使其属性改变并拥有了“资本”的意义。生态资本是存在于自然界并可用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自然资产，但这样说并不能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资产是“大自然的恩赐”。这是因为，在现代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中的生态环境已经不是“天然的自然”，而是“人化的自然”。那种没有经过人类劳动改变的“天然的自然”，在当代世界里已经是为数不多了。这样，在多数情况下，生态资本实质上是人造生态资本。这种由生态系统（包括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提供的资本，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范式中可称之为“生态资本”，它比“自然资本”更为符合现实世界系统的客观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更为科学。

然而，在生态资本的概念提出以后，学术界对这种理念基本上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是赞成意见，持这种意见的学者主要是生态经济学家。他们认为，生态资本符合资本的内在规定性，完全可以按照投资资本那样对生态资本进行投资（Daly,1996）。持第二种意见的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他们在构造经济增长函数时也使用生态资本的概念，但却把它看作资本的隐喻。在他们看来，生态资本与自然资源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可以相互替代。第三种是反对意见，不赞成生态资本的提法。Hinterberger等（1997）认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生态资本不能充分描述生态系统的动态特征，因而这种提法是无意义的；Victor（1991）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活动作用于资本将会使其增值，这是资本的重要特征，而环境作为生态资本则不具备这一特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反对“生态资本化”，而主张“生态人本化”。本书固然是站在认同生态资本概念的立场上来开展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研究，前人有关生态资本的研究命题和成果，是本研究的文献资源和前期基础。当然，对于生态资本概念所遭遇的质疑，本人在写作过程中也会进行应有的思考。

（三）生态资本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与福利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当代社会已经从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没有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转向输入输出受到生态环境限制的世界系统，经济系统的运行与演变已经从物质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进入到生态资本是经济发展限制因素的时代。过去稀缺的是物质资本，而生态资本则非常丰富；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即生态资本越来越稀缺，而物质资本则越来越雄厚。其实，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研究的重要依据，也正是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限制性因素已经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了生态资本，因此有效地投资生态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里的生态资本不仅包括传统的资源供给能力，还包括地球对于污染和垃圾的吸收和降解能力，以及生态愉悦能力等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服务。为了判断生态资本是否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与福利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有学者提出通过考察自然资源的价格来进行检验。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稀缺性反映在市场价格上。如果世界陷入了自然资源短缺，这些资源的价格就会一直上升。生态资本自身价值越高，就表示其稀缺程度越高，生态资本稀缺信息完全由该指标反映。在现实经济中，大多数自然资源的价格是稳定或下降的。看来我们保存这些资源的能力增长比它们供给减少的速度要快。市场价格使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限制。就此，本书认为，自然资源因稀缺而价格升高的预言之所以没有应验，是因为人们通过开源（供给增加）和节流（需求减少）实现了较早的革新。对于生态资本是否成为新的稀缺要素的回答，关键是要看：目前的经济系统是否过大，以至于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边界，或者世界是否正在由“空的世界”而变得越来越“拥挤”，而这一点显然是肯定的。

二 研究思路

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两个主题。它们之间既相互依托，又彼此矛盾。只有这两者之间实现了协调与平衡，中国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真正意义的繁荣与强大。传统的观点大多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之间存在“两难”而非“双赢”的困局。然而，生态环境建设一定与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矛盾吗？难道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生态资本投资行为就不能成为经济的“绿色增长源”？

本书认为，生态恢复建设、环境污染治理以及生态技术研发等，并不是维护性的消费行为，而是一种积极的生产性投资行为，“生态资本投资”完全有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来源。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可称之为“生态资本短缺”现象；源于生态资本投资不足，背后原因是“生态资本投资收益”未得到保障。在界定生态资本、生态资本投资、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等概念的基础上，以生态资本理论、价值投资理论与生态产品生产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我国的生态资本短缺状况进行简易评估，重点探讨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和制度创新，最后进行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实证检验。本书旨在从“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的视角，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难题进行思考，以期科学定位生态资本投资的价值取向，规范生态资本投资方式和投资强度，为促进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变、推进绿色繁荣、建设美丽中国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三 研究方法

本书通过生态经济学、投资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多学科基础理论交叉运用、相互支撑，在大量文献资料梳理和社会实践调查的基础上，从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以及政策措施等层面，围绕生态资本投资收益这一主线展开多方面研究，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一）文献梳理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既注重理论的文献梳理，也致力于对生态资本投资实践的归纳总结。文献资料分析与实地调研的感性认识与第一手数据资料的获取，是本书研究的基础与起点。实地调研法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企业的访谈，以及面向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等。

（二）理论演绎与案例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理论演绎，是在一个集生态资本投资、经济增长和投资收益等多种因素于一体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在导论、第一章通过对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理论基础做系统性归纳分析，演绎与凝练出“生态资本投资收益”问题，形成生态资本投资整体思维，确立本研究的前提假设。生态资本投资的实践探索，在现实经济中具有诸多雏形，通过典型案例分析的方式，探讨生态资本投资现状，对于生态资本投资收益研究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三）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书根据数理经济模型的基本思想，进行了生态资本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动态均衡分析。在生态资本投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多采用定性分析法，通过比较生态资本投资以及生态建设、环保投资等异同，初步构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的投资收益体系；并借助Stata软件与GeoDa软件，利用我国的统计数据对生态资本投资收益进行实证检验。

（四）博弈分析方法

生态资本公共投资主体可以细分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大类。生态资本投资补贴率是中央政府在预算约束条件下通过生态资本投资实现收益的重要手段。如果考虑到财政分权所引起的地方政府竞争，那么在处理税收竞争、经济建设性投资支出、生态资本投资支出以及当地政府环境规制之间关系时，都可以利用博弈研究方法进行分析。

（五）产权分析方法

产权理论认为市场交易的实质不是物品和服务的交易，而是一组权利的交易，所交易的物品和服务的价值，取决于交易过程中所转手的产权多寡抑或产权强度，市场交易是实现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手段。本书认为，生态资本产权是通过投资获取的，即谁投资谁就拥有生态资本产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资本投资本质上是一种生态资本产权投资。

四 技术路线

基于上述研究前提、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本研究所遵循的技术路线见图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