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聚散

人有离合，物有聚散。这本是自然现象，但其间往往多有故事。也正因为这其中隐藏着故事，才令这种本来平常的事情，多了许多滋味。人之离合如此，物之聚散也如此，而后者其实不过是前者的另一种体现罢了。去年我在报纸上刊发过一篇关于黄裳先生的文章《书之归去来》，谈及作为藏书家和散文家的黄裳与其藏书的故事。此文撰写的缘起，是我在网上购得一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黄裳书话》，系黄裳赠送给另一位藏书家陈梦熊的。这本赠书被陈梦熊用牛皮纸精心包上了书皮，并在封面和书脊上分别用毛笔题写了书名，扉页上还钤有他的一枚藏书印“熊融藏书”，可见藏者之珍视。文章刊发后，我发现报纸的同一版上，还有上海另一位藏书家韦泱的一篇文章，而我恰好又在文章中引用了一段他关于陈梦熊的文字，真可谓巧矣。

后来我与韦泱先生结识，他特意问我所购藏的那本签赠本《黄裳书话》所需的费资，我答复了当时购买的价格，他得知后颇为感慨地告诉我，陈梦熊去世后的不少藏书，都是家属委托他散出的，我购得的这册《黄裳书话》，原本价格是我所费的三分之一还不到。由此可见，陈梦熊的这些藏书，其实已经在旧书商的手中周转了好几回合，颇有些奇货可居了。陈梦熊是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极喜爱读书，“文革”时，他的藏书先被窃取，后又被查抄，遭尽厄运，终于散失殆尽。“文革”后，他又着手购书，但很快就使家中变得拥挤不堪，甚至床上床下都摆满了书，因此而被王蘧常先生戏称为“床书家”。然而，即使如此，也难逃流散书肆的命运。我是因为爱读黄裳的文章，才关注起受赠者陈梦熊的，并因此拥有了一册见证两位藏书家友情的宝爱之书。

此类书人书事的际遇，在我记忆中，还有一件。相比陈梦熊的藏书流散，更令人怅然。我因关注作为历史学者的唐振常先生，在网上的旧书店购买了一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唐振常散文》。唐先生学问好，文笔佳，这册《唐振常散文》系其代表之作，印制得十分精美。这册集子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是唐先生二〇〇二年一月赠送给一位名叫“契尼”的朋友的。此书的扉页上有一枚受赠者的印章，名为“张契尼”。从赠书的语气来看，唐振常与这位张契尼关系并不一般，但我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这位名为“张契尼”的人。求助于网络，才发现深圳的《晶报》副刊上曾刊发过一篇刘自立的文章《张契尼先生的书》，谈的正是张契尼和他身后的藏书。

这位张契尼先生，原系香港《大公报》的老报人，曾与金庸一同考入报社，论才气，并不让于金，只是张性格内敛，不事张扬，加之著作偏于专业，故而知道其人的读者很少。据刘自立在文章中介绍，“他（张契尼）至少懂得七国文字。加上中文，工作起来就有七、八不让之雄，一般人不能比。”更令人称奇的是，张契尼爱读书，藏书丰厚而驳杂。仅以外文书为例，“书的品种很齐而全。德文有歌德、希勒诗集，瓦格纳歌剧脚本集……；法文有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左拉……；俄文有希腊政治散文集、普希金诗集、屠格涅夫；英文更多，如德昆西、阿诺尔德、浮士德英译，伯客哈特、文学史、英国史、哲学史……字典甚多，伟伯斯特、法汉、德汉、希腊文、拉丁文、俄文字典……”

这些藏书，一部分是张先生早年在欧洲访学时购买的，一部分是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淘得的，还有一部分是他七十年代在琉璃厂的旧书店购得的，另有一部分，则是他近些年搜购而来的。可以说，张契尼的藏书，是他一辈子辛苦搜集和积攒来的，饱含他的心血和感情。但令刘自立颇感遗憾的是，张先生的儿子后来住进了他的房子，并急于进行装修，“把他一辈子搜藏的宝贝都卖了”！对此，刘自立颇为不解，在文章中无奈地问道：“为什么卖！能卖几个钱！”有位张契尼的老同事到其家中试图阻止，并对其子劝说道：“你爸还没合眼，你就卖书，不对！”不料张先生的儿媳忽然跑出来，对这位老同事说：“你管得着吗！”于是，这些书终于被一卡车拉走了，送到了琉璃厂，卖了才不过五千元。写这篇文章的刘自立先生，也是一位爱书之人，他得知情况后，急忙跑到琉璃厂，发现两个大书架上摆满了张先生的藏书，但出售价格却很是不菲。在琉璃厂的旧书店里，刘先生花了千余元挑了一些张契尼的藏书，其中有一册Aduven Tures in English Literature，尤令他喜爱，因为此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写有英文的批注。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原载《今晚报》二〇一七年四月十八日“读吧”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