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需求评估与赋权活动方案设计及其过程反思

一 起点：需求评估

（一）实务开展地点：L社区基本情况

L社区是武汉市洪山区一个老旧型小区，很多户主将房屋拿来出租，所以实际居住在这里的大部分居民是外地来武汉务工的流动人口。社区里的基础设施比较破旧，还可见电线电缆悬挂在楼栋之间；社区内基本上没有公共娱乐设施，卫生环境也不佳；社区并不是封闭性的，无院墙、门卫，道路很杂乱，出入的车辆很多，对于社区儿童来说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社区空间中也没有比较好的适合儿童互动的场地。L社区内有一所公办小学——D小学，但是随着L社区及周边社区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D小学的学生中很多都是流动儿童，即随务工父母来武汉就读的学生。

小学生尤其是这些随迁儿童的课余时间比较多，但是社区并没有提供较好的活动场所，父母务工太忙也不能照看或陪伴孩子，所以大多数学生完成作业后的时间多是与电视、电脑、手机为伴。这一年龄阶段的孩子，价值观还尚未完全形成，他们在独自面对网络世界中可真可假的大量信息时，在社会观点采择时很有可能受不良信息的影响。所以我们在与L社区合作的基础上形成了目前这个社区的四点半课堂，能够在流动儿童放学后将他们召集起来，在这个老旧型社区内打造一个可以为孩子们提供活动、促进其健康成长的空间。

社工们在社区内接触到不同年级的学生，针对个别特殊家庭的流动儿童，社工开展个案工作，改善家庭关系，链接相关资源，促进孩子健康成长和生活空间的拓展。不过大部分来到四点半课堂的学生基本上都是流动儿童，父母多为务工农民，多是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在前期大约一个月内进行成员招募，社工和孩子们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关系。

（二）需求评估的对象

四点半课堂招募的比较固定的21名儿童，其中有12名女生，9名男生。他们来自D小学不同年级，而且都生活在L社区（日后大型的社区性活动会有更多的儿童参与，但他们都不是固定成员）。其父母多为湖北农村来武汉的务工人员，也有其他省份的农村务工人员，以河南、湖南以及四川这些省份的居多。有的儿童父母双方都在身边，有的只跟随母亲或者父亲进入城市生活、学习。

（三）需求评估的内容和方式

依据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我们决定从影响流动儿童成长发展的家庭、学校和学生自身三个环境系统对服务对象展开全面的需求评估。具体的评估内容和评估方式如表2所示。

表2 需求评估的内容和方式

（四）需求评估结果

（1）流动儿童自身层面

日常行为方面，学生课余活动主要集中在看电视、玩手机和平板电脑、玩网络游戏、听歌等室内活动方面。自我认知方面，流动儿童对自身能力认识不足，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认知来自家长、老师对他们的评价和定位。此外，流动儿童对周围环境的掌控力更不佳。

（2）家庭层面

家庭经济情况方面，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总体偏低，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家庭教育方面，一方面，家长很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这也是很多家长将孩子带到城市生活、学习的主要原因，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流动儿童父母偏向于摆事实、讲道理以及批评的教育方式，亲子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方式与沟通渠道。

（3）学校层面

学习方面，我们服务的流动儿童所在的学校是武汉市公立小学，教学条件较好，教学设施也有较高质量。但是这些流动儿童与老师的关系多处于一种单向否定的状态，老师在一定程度上会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对这些流动儿童关注少或者不信任的行为。人际交往方面，流动儿童基本能够融入所在学校的班级，且关系较为融洽，但是学生群体难免会有摩擦。课余生活方面，学生们表示课余生活比较单调，除了完成作业、看电视、玩手机等活动之外，缺乏丰富的课余活动。

（4）社会生活环境层面

根据我们前期的社区走访以及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发现这些流动儿童生活的社区环境并不是太好。社区的楼栋破旧，基础设施差而且安全系数低；社区内公共空间只有一方破碎的水泥地，也没有可供儿童互动娱乐的设施；社区内没有门禁和较规范的物业管理，社区内人员十分复杂。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生活，孩子们虽然进了城市，却还是在城市中破旧落后的环境里生活，家庭经济状况不佳以及家长以学习为主的观念，使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后没有完整的城市生活认知，他们十分渴望有机会多了解这个城市更为繁华的一面。

二 计划：赋权小组及社区活动方案设计

（一）赋权活动服务目标

（1）总目标

通过多个赋权增能小组和社区活动协助流动儿童提升其对自身生活和学习现状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转变流动儿童应对其日常生活、学习的行为方式，增进儿童的自我概念、自尊感、福祉感及重要感，增强流动儿童对未来生活的自主权及掌控感。

（2）具体目标

第一，通过多个视角（人际关系、社区生活小环境以及城市社会大环境）让流动儿童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处境。

第二，继续在这些视角下推动流动儿童行为方式转变。

第三，促使在城市生活的流动儿童对以后的城市生活充满信心，可以为其日后的生活、学业选择增加主动性，对自己的未来有想法，并能为之做好计划。

（二）赋权方案设计

根据我们的需求评估发现，流动儿童进入城市生活，完全依附于务工父母，生活的社区环境状况比较糟糕。在父母重视学习成绩的压力之下，很多孩子都有很强的好胜心，但又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济，他们也时常表现出自己的倔强。他们也渴望能够进步，不过在人际交往和自身能力挖掘方面却需要更多的指导，故我们设计了三个增能的小组，同时也规划了一系列社区活动，来协助流动儿童可以充满主体性和主动性地面对以后的生活，以实现对个体心理层面的赋权。具体服务方案的内容如表3所示。

表3 服务方案的内容

三 反思：权力差异及文化能力缺位对赋权目标的影响

（一）权力差异因素对赋权目标的影响

社会工作者进入L社区，是依托社区服务中心来开展工作的。但社会工作者最开始接触服务群体并不是以社区工作人员召集会议的形式进行，因为社工考虑到如果能够以一种大哥哥或大姐姐的形象与他们接触，或许可以更快地与他们建立关系。在最初的几次社区访问中，社工多在社区内唯一一个儿童可以聚集互动的场所，尝试加入他们的活动，在互动中得知他们的一些家庭信息，也能在观察中得知服务对象的行为方式，并由此推及他们的心理活动与性格特点。

社工以大学生的身份介绍自己，并没有对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做过多的解释。我们尝试着像他们一样，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家乡，也和他们谈论我们一个人在武汉的大学生活。但是通过这些技巧是否就让我们对流动儿童的生活状况感同身受？这些流动儿童是否可以主动向我们表达他们的需求？而即便他们有自己的需求表达，我们是否能够对这些需求进行积极的回应？经过反思后，笔者发现社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权力差异是难以发现也更难以消除的。因为在社工与服务对象互动过程中，从需求评估开始，主动权就牢牢掌握在社工手里。

首先，社会工作者以自身的专业眼光与专业技巧来评估服务对象的需求。一方面，从个人、家庭以及学校等层面进行详细的信息录入，更多的时候社工能回应的只是他们自己所能设想到的需求层面，而忽视了服务对象的表达性需求或没有表达出来的需求。当然，一般来说服务对象的表达性需求并非可以解决他们实际问题的需求，如在与流动儿童互动的过程中，他们最多的表达性需求就是要求物质性奖励，例如P同学要求文具奖励，H同学要求零食奖励。但是学生的表达性需求也不能完全被忽视，因为要考虑到小学生比较普遍的特点，他们需要一种有效刺激来参与某项活动。学生会因为新鲜感参与社工的课堂和活动，但是他们需要有激励措施才会持续参与。服务者最初忽视了学生的物质性奖励的需求表达，很快在活动开展中就有了服务对象的反抗——间接或直接不参与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虽然拥有专业的知识素养与见解，在接触服务对象后很快能够开出评估列表，但是很多时候社工恰好为自身的专业素养所局限，开出的只是“麦当劳化”的评估列表，而没有依靠更加深入的较长时间的观察来发掘服务对象的需求。而本研究中的评估内容和方式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社工评估内容比较全面，但是评估方式中多采取问卷、量表的方式，而通过这一方式收集的信息总归不太全面。所以在需求评估过后，社工忽略了很多没有被专业评估出来的需求如一些表达性需求。

其次，在服务对象很多，而社工极少的情况下，社工需要运用自己的权力来掌控局面，尤其是当服务对象都是处于非理性的人生阶段时越需要这种权威。一旦社工在极力掌控局面时，社工会给服务对象造成一种管理者的印象，而这恰恰是与我们最初心理上的增能赋权相违背。在开展L社区流动儿童活动过程中，整个实习团队只有4名社工硕士，而每次活动开展都有20个左右的小学生参与，在大型社区性活动中，参与的学生以及家长更多。而学生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尤其是当活动中有个别“捣乱”学生出现时，如D同学经常会破坏活动规则或者招惹别的学生以致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工太温和，活动就会很混乱。社工只好选择权威角色，让活动有序进行。

（二）文化能力缺失对赋权目标的影响

（1）流动儿童服务中的文化困境

社工通过各种方式对流动儿童进行了需求评估，认识到他们生活的困境，设计出一系列的活动来“改造”儿童，让他们可以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这是本次流动儿童活动的服务路径，基本做法就是改造他们，城市生活与学习都有新的规范需要重新掌握，在此基础上将他们打造成城市人，让他们心理上可以主人翁的心态去寻找城市生活、学习的机会。但是，由此可以发现我们方案设计的起点缺少一个多元文化视角，使服务偏离了“儿童为中心”这样的专业理念，做不到真正的增能赋权。从赋权活动方案可以看出，不管是团队协作小组、注意力提升小组以及安全防拐小组，还是社区的元旦活动、端午活动，这些活动方案设计中都没有纳入流动儿童服务所需要的跨文化多元视角理念，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城市文化。尤其在社区活动中更加明显，社工没有将流动儿童自带的原生文化纳入活动设计，而设计的元素都是现代都市文化元素，比如双旦活动，这一节日本身就是都市文化的代表，活动设计更没有考虑将流动儿童自带的民乡民俗元素纳入活动，没有为流动儿童建设起跨文化认识的桥梁。所以社工在缺少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的情况下，会给流动儿童的权益造成损失。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社工在方案设计或者行动时先入为主的观念还是城市中心主义。尽管是专业出身的社会工作者，在跨文化服务中难免将自己已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带入。在流动儿童服务中，社工认为农村儿童可能缺少对城市生活的认知，而我们认为这些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阻碍，在此基础上我们设计的服务方案包括提高流动儿童对自身的认知、人际交往技巧的处理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儿童，他们已有的生活方式是有问题的，他们需要“进化”来回应这些问题。

一方面，社会工作者更多关注流动儿童城市适应，忽视了学生及其家庭的主体性。社工认识到了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城市生活中的劣势，从赋权视角出发开展工作，但是当社工进行服务方案设计时，往往又是基于问题视角。从社工进行文献回顾开始，已有文献的建议是增加服务接受者的素养资源，所以在很大程度上社工提供的服务是基于社会修复功能来解析需求和问题，并依此设计服务方案的。社工很少从城市文化自身调整这样反向思考的角度去反思提升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城市中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方法。^[63]本研究的方案设计乃至现有的很多实践服务都缺少以流动儿童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忽视了流动儿童及其家庭主体性的重要性。而一旦开始强调服务对象的主体性，首先就要认同和理解这些儿童及其家庭自带的原生文化，而不应该一味简单强调以我们所认同的主流文化——城市文化来改造他们的原生文化。^[64]

另一方面，从服务方案上看，我们的取向太过强调问题的微观化，使我们的服务以及研究过于碎片化，最终我们还是落入协助流动儿童解决自身个人问题的套路中去，而对儿童和家庭的生态系统关注不足。从表3中个人层面的小组服务中我们可以看出赋权小组活动关注的层面太微观，比如流动儿童团队协作小组、流动儿童注意力提升小组。虽然流动儿童安全防拐小组偏向中观层面，但是活动设计中碎片化问题依然比较明显。生态系统需要建立微观、中观、外部以及宏观四层分析结构，所以当我们对流动儿童进行增能赋权时既要关注流动儿童的微观层面的需求，同时也要关注流动儿童中观层面的关系融入；既要及时让流动儿童认识到他们的外部系统，更要关注宏观系统上的文化与社会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2）服务困境的文化根源

在类似这样带有跨文化服务的实务中，文化是我们需要时刻关注的因素。而服务在设计上出现的困境其实是源于服务提供者对服务背后应有的文化议题的认知不充分。长期受到城市生活影响的实践者们理所当然将城市中心主义作为服务设计的出发点和依据，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初衷的实践活动来同化流动儿童。我们探究其根源，需要归结于我们整个国家秉承的发展主义思想。发展主义思想认为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是经济的增长。所以发展主义建立了一个在中国通行的范式，即传统-现代之间的二元对立。我们深受发展主义影响，强调发展经济，这些建构出了我国独有的城-乡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进入城市，这一城市化和现代性所带来的新的城乡关系，使农村开始虚空化，开始夺走了农村经济和文化上的价值观。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起步与加速发展，城市已经是商品经济的核心地点，我们这一经济发展路径实际上是实行“工农业剪刀差”政策，在这样一种不利于农村发展的经济情势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这些不平等往往是通过制度的设置加以强化的。户籍制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些制度设置在原来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造成了政治的不平等。

文化上，在国家开放之初，发达、文明是西方社会的标签。而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城市作为商品经济中心，在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城市也就成为发达与文明的标签。而农村因为经济上的落后，在文化上也要低城市文化一等，作为“传统”和“落后”的代表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农民似乎自带“愚昧”“无知”等类似的标签。在发展主义话语下，农村是需要被改造的，而进城的农村人口更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当我们面对流动儿童时也毫无例外会有这种想法。

我们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进入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社区，在开展服务的时候依然受到发展主义的路径与逻辑的影响。我们在缺少文化敏感度的前提下，文明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观念始终不能逃脱我们的行动指导，没有积极反省的同时，通过我们的专业关系权力不断影响服务对象，给他们造成了新的文化压迫。社工是资源的掌握者，而当实践者以改变流动儿童为目的去开展服务时，我们的赋权目标就已经开始进入服务困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