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27日此信最初发表在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4期，为周作人的集外文。

平伯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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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你的《诗》上边的议论俞平伯在1922年1月《诗》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认为：“好的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他说诗有三个条件，即：感人、感人向善以及所言者浅，所感者深。第一流的诗人是把人生普遍的情感，而自己所曾体验的，写下来，去宣传人世底光、底花、底爱，“使他底作品人人了解，人人感动；即不能遍于人人，也必是大多数识字的人”。，我略有意见发表在《晨报》上，1922年2月26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自己的园地之五·诗的效用》，后收入《自己的园地》。文章针对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三点质疑。其一，他说：“诗的效用，我以为是难以计算的。”其二，“感人向善”而善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恍，没有标准。其三，“托尔斯泰论艺术的价值，是以能懂的人的多少为标准”，而中国大多数人赏鉴艺术“是音乐的而非文学的”，即“以音调为重而意义为轻”。他认为，即使“多数的人真能了解意义，也不能以多数决的方法来下文艺的判决”。“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不知见到否？我近来不满意于托尔斯泰之说指托尔斯泰在《艺术论》（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耿济之译）中所阐述的观点。他反对以美为艺术的鹄的，主张以宗教意识——向善——代之。因此，周作人说“容易入于‘劝善书’的一路”。，因为容易入于“劝善书”的一路，汪敬熙君在《小说月报》通信也已说及了指汪敬熙在1922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3卷第3号“通信”栏目发表的写给《小说月报》记者的信及短文《为什么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他把“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归咎于“文学革命给现在的小说家新加了些手铐脚镣”，“这种新镣铐有三个。一是写实主义或新浪漫主义。一是‘人的文学’。一是专重短篇小说。”“还有些人中了‘人道主义’的毒。文学必要是‘人的’。自己无论如何总要保全‘人生艺术派’的招牌。招牌保全了，小说却同劝善书一样了！”他认为“没有一种对于他人生活的热烈的同情”，是不可能真生出“人道主义”的。“要真有好小说出现，一般作者须有一种觉悟：抛去一切的主义，一切的技术上的信条，而去描写自己对于生活之真挚的感触！”汪敬熙（1897—1968），生理学和心理学家，早年系新潮社成员，发表的白话小说曾被鲁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你自己以为作诗还不能实行你的宗旨未免是缺点，在我看来并不如此。我觉得你的抒情之作实在要比《打铁》《打铁》，俞平伯新诗，发表于1922年2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2期，后收入新诗集《冬夜》。为胜，不知以为然否？我以为文学的感化力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因此除了真是不道德的思想以外（如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及名分等），可以放任。譬如私产制及买卖婚都应该算作不道德，但如恋爱上的占有的欲望，在事实上固然不能灭他，在文艺上自然也可以许其存在了，倘若严格的说来，这也是私有制之类，不宜于加入，如此则万不会再有热烈的恋爱诗出现了。我以前很佩服托翁之议论（至今也仍有大部分之佩服的），但现在觉得似乎稍狭一点了。……

弟周作人 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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