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由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的农业国过渡到具有发达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先进工业国的过程，表现为工业（或制造业、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上升（方甲，1996）。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城镇化加速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工业化与城镇化两个概念涵盖社会经济、地理空间等多个维度：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农业活动向非农产业转化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从地理空间来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向城镇地区集聚或扩散，及其伴生的土地利用类型变化过程（魏后凯，2005）。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下，中国选择重工业作为发展重点，以集中国力实现对西方国家的赶超。为配合产业结构重型化的发展目标，国家借助“统购统销”制度带来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迫使农业为工业提供超额资本积累，使得产品和要素价格扭曲、产业结构失调，严重阻碍了第一产业、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正常发展。同时，政府大幅压缩对于基础设施等关乎城市未来发展建设的非生产性投资，并通过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三线建设”等逆城镇化政策精简城镇人口、分散布局产业、备战备荒，城镇化一度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为日后城市承载力限制工业化发展以及土地利用集约度低下、城市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病的出现埋下伏笔。因此，高度强制性和指令性计划经济指导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存在较大起伏波动，虽然在特定时期内我国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和城镇化水平的暂时上升，但是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发展规划制订缺乏延续性且违背客观规律等原因，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整体上存在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布局分散、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化、农业和村镇服务于工业和城市的特征。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的1978—1995年间，全国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也重新步入正轨（周一星，1995）。1978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是中共中央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提出的第一个有关工业发展的文件，其中的核心内容即解决改革开放前遗留的产业结构问题。此时结构调整的重点是轻重工业比例，中央旨在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变重工业生产的服务方向和产品结构，并于1981年提出《关于制止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的几项规定》进一步抑制能力过剩的“长线产业”发展（贺灿飞，2009）。这一时期，在产业结构向消费品轻工业转变的背景以及固定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乡镇企业逐渐兴起，“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工业化的主要模式，工业在乡镇地区的分散布局，令小城镇数量剧增，在中国城镇格局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周元和孙新章，2012）。然而，小城镇的“遍地开花”和工业布局的分散化，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大中城市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未能充分发挥，城镇就业人口吸纳能力有限（魏后凯，2014）。总的来看，1978—1995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4237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91894亿元，17年内增加超过了20倍；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1995年的29.04%，提升了11.49个百分点（图1-1）；县级市数量从1978年的92个剧增至1995年的427个（图1-2）。但是，由于工业化推进速度较快以及历史遗留的矛盾，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1996年起，随着改革开放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不同于前一阶段“以乡镇企业作为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载体、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大中城市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十五”规划、“十一五”规划以及“十二五”规划相继指出应以大城市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通过城市建设投资，缓解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以发挥大中城市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优势。1996—2011年间，中国城镇化水平从30.48%提高到51.27%，工业总产值在1996年为99595亿元，虽然在2000年前后经历小幅波动，但是之后呈指数型增长，增加至2011年的844269亿元（见图1-1和图1-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2年）。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4年）。

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得到转移和安置，经济要素和生产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国民经济稳步快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但是，这种变革是建立在高强度消耗资源能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前遗留下来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布局分散等问题，导致城镇产业发展缺乏必要的硬件支持，难以通过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使得土地这一承载产业活动的空间实体的集约利用度不高。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小城镇和村镇企业“遍地开花”现象加剧了产业布局分散的局面。此外，村镇企业大多生产经营规模较小、产业层次较低、生产技术落后，使得单位土地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量进一步上升。这种重增长、轻内涵、低效率的粗放发展模式在短期推进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

从资源禀赋来看，虽然中国自然资源总量较大、种类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紧缺，实际上属于“资源小国”。以土地资源为例，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52亩，不到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未来快速的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还将不可避免地占用一部分耕地，而粗放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生产技术则会令土地占用进一步增加，极有可能危及中国的粮食安全（仇保兴，2005）。从1981—2012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分别从6720.0 km2和206684.0 km2增加到45750.7 km2和183039.4 km2，建设用地的盲目扩张，人均耕地资源不断流失，粮食安全问题愈发严峻。从图1-3和图1-4可以看出，从1981—2012年间中国城市建成区以及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长；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1995年之前，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此后虽然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激化资源供需矛盾的背景下，耕地保护工作的压力有增无减。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2）。

数据来源：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世界银行统计数据。

从生态环境来看，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当下城镇化和工业化推进的主要驱动力。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特征明显的粗放外延式产业发展和城镇化模式不仅加剧了资源供需矛盾，也使得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大气污染方面，2010年全国有50%的城市出现过酸雨，中国东部城市和工业区的PM 2.5浓度普遍高于全球大部分区域8～10倍，且在较长时期内难以下降（郭叶波等，2013）。在水体污染方面，城市污水排放量持续增大，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严重。2010年中国182个城市的4110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中，水质被监测为较差级和极差级的监测点分别占40.4%和16.8%（潘家华和魏后凯，2012）。在固体废弃物排放方面，工业企业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和露天堆存导致土壤和水体酸碱度改变并发生毒化，威胁到人体及其他生物健康。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道路总体上呈现健康、高质量的发展趋势，但受到我国资源禀赋以及长期以来粗放的产业发展模式影响，转型期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进程也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按照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Northam）于1975年研究发现的城镇化进程阶段性规律，我国当前尚处于城镇化水平为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在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作用下，我国的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亟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根据城镇资源环境承载力、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低能耗、低污染、可循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土地利用结构，在提升单位面积土地产值的同时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土地这一产业活动承载主体的再开发和集约利用。2006年3月，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重点解决产业发展存在的结构失衡、粗放增长和创新能力差、附加值低等问题，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要任务，以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根本目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11年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同样将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作为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发展目标。《中共中央关于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如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