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一节 研究的相关概念

一、企业社会责任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学者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结论。1924年，英国学者谢尔顿（Oliver Sheldon）在其著作《管理的哲学》一书中，第一次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他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企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他认为企业并非仅为股东的利益而存在，其责任更在于提离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雇员、消费者、社会弱势群体甚至整个社会。随后，企业社会责任一词迅速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其理解具有广泛性，直到现在也没有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和内容，但是出现了两种企业社会责任的代表性学说。一种是四成分责任说，即完整的企业责任从低到高排列应当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四种责任（Archei B. Carroll, 1979）。另一种则是三重底线责任说，是指企业必须履行最基本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这三方面的底线（John Elkington, 1997），企业应当从单一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转向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维度整体目标的最大化。

欧盟在2001年的绿皮书中明确提出企业应该在自愿的基础上，在日常运营和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流中综合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近年来，一些公司也开始转变观念，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好的商业机会的来源，另一些则认为它是一种好的商业实践（Nikolaos A. Panayiotou等，2009），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能让企业被认为是富有责任心的、值得信任的，是一个能够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度的有效管理工具（Dra. Belén Fernández-Feijóo Souto, 2009）。

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与外延的研究在继承了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综合观点”和布鲁曼的“企业四责任说”的基础上，也产生了互相对峙的“综合说”和“独立说”。但从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的研究可以看出，多数学者认同卡罗尔的“综合说”。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屈晓华（2003）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指标，它综合性地体现了企业行为对员工、供应商、政府等利益集团的积极意义。匡海波等人（2010）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在持续发展与和谐共存的前提下，企业对自身以及社会构成体之间的应尽责任，以及社会对其构成体“企业”的社会关系行为规制的总和。黎友焕（2007）则对企业社会责任做了一个相对完整和动态的定义：“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也即，企业应从主动性出发，把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纳入企业活动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中（林波、殷格非，2012）。

企业社会责任协会（1997）认为，企业的经济活动应该符合或者高于法律、伦理、环境和社会期望的标准。世界商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00）认为，企业应该致力于改善员工福利，提高社区和整个社会生活质量，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国际标准化组织（2010）认为，企业应该融入并能践行于其各种关系之中的一些透明和道德行为，如遵守法律，满足利益相关者需要，提高社会福利，符合国际行为规范，为受企业决策和活动影响的社会和环境承担责任。

从上述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①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从提出、争论到今日，理论界与实务界已经明确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态度，即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至今没有达成一致。③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范围，即接受企业承担责任的这个“社会”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以及企业承担责任的内容，即企业具体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什么。④近年来，学者已不再将社会宽泛化，而是基于各种理论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对象具体化，但仍没有得到公认的结果。⑤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体现出共同的内涵为：一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企业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与生俱来地具有经济性，但是，企业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也应具有社会性。本书在对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后更加认同卡罗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对其做了适当修改。本书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对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政府、环境和公益事业的责任。

二、三重盈余

三重业绩（三重底线）是指企业的财务业绩、社会业绩和环境业绩。最早由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在1997年提出了“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s Principle, TBL）的概念，他认为企业不能只注重盈利，而应当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将企业的责任分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即企业“三重底线”。所谓的三重底线，意指企业要履行最基本的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即经济底线、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经济责任主要体现为纳税、提高利润及对股东的分红，也是传统的企业责任；环境责任就是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社会责任是对除上述利益相关方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他认为企业在不断地追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能够同时不断地平衡经济繁荣、环境保护和社会福祉三个维度，从而能够为社会创造持续发展的价值。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实践时必须履行上述三项责任。

“三重底线”由经济、环境和社会组成，要求企业应当可持续地追求盈利和利润，实现企业运作的健康循环，同时树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保证所用环境资源的健康、可持续循环。就“经济”而言，企业要保证盈余，承担对股东和债权人的经济责任，保证这种盈余是综合考虑企业内部利润和外部成本之后的经济增加值；就“环境”而言，企业不仅要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还应当履行利用自然环境之后使之恢复、还原的义务；就“社会”而言，企业应当从“社会人”的角度树立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既包括尊重员工利益，在内部为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还包括保证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如社区、消费者、客户和政府。“三重底线”理论不仅关注企业的经济价值，还关注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价值，从根本上讲，三重底线理论不是计算得失的一种方法，而是在企业与社会、生态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的一种哲学。本书为了区分广义企业社会责任和狭义企业社会责任，将三重盈余中用“社会绩效”来反映的社会责任定义为“狭义社会责任”。因此，本书不仅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的互动关系，还结合三重盈余理论，分析了企业经济绩效、狭义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分别与企业价值的互动关系，以更好地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内涵与企业价值的真正关联。

三、公司社会绩效

什么是公司社会绩效？Griffin早在2000年就指出，在以往的文章中最困惑的、不一致的问题之一就是对CSP这个词的使用。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大部分争论属于一个规范的性质（a normative nature），建立在应该或不应该指导企业决策的道德原则上（Gerwin、Hans、Arjen, 2008）。公司社会绩效是企业社会问题的三项内容之一，即是“社会反应行为的结果”（the outcomes of socially responsive behavior）。学者们对公司社会绩效有不同的定义，我们在综合文献的定义后发现有三类观点：综合论、活动论和结果论。

一是认同度最高的由Wood于1991年提出的“综合论”。Wood认为CSP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有：第一个部分是公司社会责任水平，它是基于社会的合法性、组织的公共责任和组织内每一个人的管理自由裁量权；第二个部分是公司社会反应过程，包括环境评估、风险管理和问题管理；第三部分指的是企业行为结果（the outcomes of corporate behavior），包括社会影响、社会活动和社会政策（Peter、Sarah, 1998）。公司社会绩效是所有组织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如社会问题、环境压力和利益相关者关注一定会深远地影响公司的决策和行为（Wood, 1991b）。Surroca、Tribo和Sandra（2010）将公司社会绩效等同于公司责任绩效（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CRP），并将其“概念化为一系列广泛的企业努力发展处理和创造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和自然环境关系的战略和经营行为”。该概念反映了责任与企业行动、决策、行为和影响是不可分割的这一思想。

二是“结果论”。Douglas和Margaret（2006）把CSP定义成“作为一个自愿行动产生的社会（对第三方）影响”。Scott（1992）认为公司社会绩效是“企业行为的社会结果”，但很少论述。Griffin（2000）也赞同“结果论”，认为“结果代表组织绩效和环境反应的联合产品（joint product）”，“结果确保了满意度或效果”（Lenz, 1981）。

三是“活动论”。也有一些学将公司社会责任活动与公司社会绩效两者混在一起。McWilliams和Siegel（2001）就指出CSP是“超过公司利益和法律要求，明显能带来社会好处的活动”；同样地，Benabou和Tirole（2010）也提出了“以志愿为基础，超越企业的法定和契约义务的活动”观点，包括“员工友好（employee-friendly）、环境友好（environment-friendly）、道德关注（mindful of ethics）、社区尊重（respectful of communities）和投资者友好（in-vestor-friendly）”。

从上面的关于“公司社会绩效”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出（当然实际上也是如此），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或发生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在短期利润上做出一些牺牲。然而，更多人关心的是：公司为什么会承担社会责任？短期利润的牺牲会被长期财务绩效的提高补偿吗？是不是韩国学者Choi、Kwak和Choe（2010）所怀疑的“被公司内部人（corporate insiders）激励的纯粹感觉良好的活动（purely feel-good activities）”？

“CSP是一个复杂的现象”（Griffin, 2000）。由于使用了不合适的公司社会绩效计量，过去对社会绩效的研究如今常受到批评（Mishra、Suar, 2010）。研究者们经常用不同的替代变量来评价CSP，如关于污染控制业绩的公司声誉排名（Chen、Metcalf, 1980; Freedman、Jaggi, 1982）、莫斯科维茨的社会责任排名（Cochran、Wood, 1984; Moskowitz, 1972）、《财富》公司声誉指数（Fo-mburn、Shanley, 1990; McGuire等，1988）和诸如KLD数据库等由不同机构开发的公司社会责任数据（Kinder等，2005; Ruf等，2001; Waddock、Graves, 1997）。

公司社会绩效的计量指标有三类：一类是一维单个数据指标，二类是多维综合数据指标，三类是多元系列指标。在研究样本中，用一维单个数据指标和多元系列指标来计量CSP的研究比较少，例如，Stephen Brammer和Andrew millington（2008）只用一个特别的CSP要素来研究CSP与CFP的关系，即慈善捐赠额（Charitable Donation）; Phillips（1999）在研究非营利医院的社会责任对长期财务绩效驱动影响时用了两个传统的变量，即中等家庭收入和医保病人住院天数占所有病人住院天数之比重。

CSP是一个多维结构，它涵盖了与企业资源、过程和产出相关的大量、宽泛的公司行为（Carroll, 1979; Waddock、Graves, 1997），并且“每个维度有多元变量和多个运作”（Griffin, 2000）。绝大多数研究者使用的是多维综合数据指标来计量公司社会绩效，常用的有KLD指数（KLD index）、《财富》声誉排名（the Fortune Reputation Rating）、排放毒性化学品目录（the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TRI）、综合社会绩效评分（the Composite CSP Score）、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 DJSI）等。其中，①KLD指数是由Kinder、Lydenberg、Domini开发，这个财务分析公司通过对公司社会绩效的八个维度进行评估创造了该指数，这八个维度包括社区关系（community rela-tions）、雇员关系（employee relations）、环境（environment）、产品（product）、妇女和少数民族待遇（treatment of women and minorities）、军事合约（military contracts）、核能（nuclear power）和南非参与（South Africa involvement）。前五个维度从主要优势到主要劣势按4分值进行估计，后三个维度通过次要劣势和主要劣势二分法进行评估，然后按特定标准对社会绩效的多个维度进行公司排名。这个指标的另一个好处是第三方对标准普尔500指数所有公司独立排名。这个指标的不足有三个：一是在于各个维度被视作同等重要，不同维度权重不同地缺乏；二是对公司产品存在一个按主要优势和主要劣势的潜在排名；三是多维指数会掩盖对特别公司或特别产业极其重要和相关的个别维度的作用。②排放毒性化学品目录（TRI）最初被政府和特别利益团体应用，目的是描述排入环境的相对数量。它由进入水、空气、填埋池的环境排放和危险废物处置有关的自报告信息组成。TRI由美国环保局（EPA）发布，要求属于产业代码20～39的企业，只要有10个以上员工并满足建立的制造、加工门槛或使用所列化学物品的企业都必须按要求报告它们的排放情况。然而，使用TRI数据库的研究者仅关注一个或几个产业（Logsdon, 1995）。③《财富》声誉排名是由《财富》杂志社通过调查排名位于所在产业前10的高级管理人员、外部董事和财务分析师，内容主要是有关声誉的八个方面，用0～10的数值来反映，结果汇总创造的全面的公司声誉指数（the overall corporate reputation index）。在CSP/CFP研究中，该指数可作为社会绩效的计量指标。④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源于道·琼斯全球指数（Dow Jones Global Index, DJGI），后者涵盖了超过4500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指数。DJSI在评估公司社会绩效能力时涉及公司可持续力的五个方面：一是战略，反映一个公司将长期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战略融入公司规划的能力；二是一个公司领导各自产业的财务能力，主要在于满足公司股东对稳定的财务报酬、长期的经济增长、公开披露和透明的财务会计方面的需求；三是要求顶尖的公司社会绩效企业必须能通过消费者关系管理、产品与服务创新等来培育忠诚度，以一种有效率、效果和经济的方式长期运用财务、自然和社会资源；四是满足公司治理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最高标准；五是顶尖的企业以管理人力资源来维持工作能力和员工满意度（DJSI2002）。⑤综合社会绩效评分的构成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者不同，考虑的利益相关者就不同，综合社会绩效评分的组成元素也就不一致。如Mishra和Suar（2010）考虑了6类利益相关者（empoyees, customers, investors, community, natural environment, suppliers）并设计了61个小项来评价公司的社会绩效。

四、公司财务绩效

财务绩效是执行企业目标的有效性（Lebas, 1995）。从广义上说财务绩效是对公司业绩的全面评价，狭义的财务绩效是以财务指标为主体的评价体系（孙宗辉，2011）。计量CFP的指标很多，各个研究者的视角不同，主观选择的指标也不一样。正如Orlitzky、Schmidt和Rynes（2003）所指出的，不同的CSP和CFP集合产生了不同的计量策略，从而导致了系统性的不同的效应。CFP的计量有三个方面：基于市场的计量、基于会计的计量和感性（调查）的计量。基于市场的计量如每股市价、股价升值，反映了股东是一个主要的利益相关集团，他们的满意度决定着公司命运（Cochran、Wood, 1984）；基于会计的指标如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报酬率（ROE）或每股收益（EPS），以一些方法来捕获公司的内部效率（Cochran、Wood, 1984）; CFP的感性计量是通过调查进行客观评估，例如公司的“财务状况的稳健性”“公司资产的合理利用”“相对于竞争对手的财务目标成就”（Conine、Madden, 1987; Reimann, 1975; Wartick, 1988）。

研究者们对公司财务绩效的计量指标的应用也呈现多元化，有的只用单一指标，如资产报酬率（ROA）（Mahoney、LaGore、Scazzero, 2008; Peters、Mul-len, 2009; Tang、Hull、Rothenberg, 2011）、会计利润（accounting profit）（McWilliams、Siegel, 2000）、市值账面比（MV/BV）（Andersen、Dejoy, 2011;Baron、Harjoto、Hoje Jo, 2011）、销售利润率（ROS）（Peter、Sarah, 1998）、资产负债率（debt-to-total asset ratio）（Harrison、Coombs, 2006）、市场增加值（MVA）（Surroca、Tribo, 2005）、自由现金流量（free cash flow）（Phillips, 1999）、托宾Q值（Tobin's Q）（Dugar、Engelland、Moore, 2011; Surroca、Tribo、Waddock, 2010）、息税摊销前利润（EBITDA）（Gromark、Melin, 2011）、税前资产利润率（Brammer、Millington, 2008）、经营收入（operating income）（Margaret L. Andersen, 2010）、净资产报酬率（ROE）（May、Khare, 2008）、市场价值变化率（Barnett、Salomon, 2002）等。但大部分研究者都用多次指标来衡量公司财务绩效，如Griffin和Mahon（1997）同时使用了净资产报酬率（ROE）、资产报酬率（ROA）、总资产（total asset）、5年的销售利润率；Preston和O'Bannon（1997）用了ROE、ROA和ROI; Ruf、Muralidhar、Brown、Janney和Paul（2001）使用了销售增长率、ROE和ROS; Brik、Rettab和Mellahi（2011）使用了销售增加率、利润增长率、ROA和ROI等。Ruekert、Walker和Roering（2005）认为财务绩效是企业绩效的一部分，表明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反映资源的投入产出比，通常以税前纯收益率或投资报酬率衡量。Johnson（1995）以资产、净资产、投资回报率、总收入和净收入的增长等几个指标来衡量财务绩效。杨东宁等人（2004）用市场上直接体现出来的企业的价值和效率来反映企业的财务绩效，主要是通过各项具体财务绩效指标表现出来的。邓丽（2007）、吕峻（2011）选取资产负债率来反映财务绩效。陈璇（2010）选取总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和纳税总额来反映财务绩效。王欣和徐岩（2010）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代表财务绩效。姚圣（2009）选取每股收益和资产负债率代表财务绩效。在过去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只用了一个CFP计量指标，大多数使用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并且在具体指标应用中，对ROA的使用最常见，依次是ROE、ROS、Tobin's Q、MV/BV，其他的指标使用不常见，如市盈率（P/E）、每股收益（EPS）及增长率、年报酬（annual return）、总资产（total assets）、资产周转率（turnover）、特雷诺比率（Treynor ratio）、夏普比率（Sharpe measure）、詹森α（Jensen's alpha）注1等。另外，除Johnson和Greening（1994）等少量研究者外，大部分研究者都没有对CFP计量指标进行分类。

注1 Treynor ratio=（Average Return of the Portfolio-Average Return of the Risk-Free Rate）/ Beta of the Portfolio; Sharpe measure=（rp-rf）/ρp, where rp=Expected portfolio return, rf=Risk free rate, ρp=Portfolio standard deviation; Jensen αp= rp- [rf+βp（rm-rf）], where rp=Expected portfolio return, rf=Risk free rate, βp=Beta of the portfolio, rm=Expected market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