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银行及银行信贷在宏观审慎政策中的作用研究》通过探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机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在宏观经济冲击传导、政策的宏观效应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探讨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方面的作用机理；对宏观审慎政策相关问题进行定量研究，评估了宏观审慎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以及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潜在意义；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

1．金融危机凸显了银行部门在信贷市场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完善和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成为全球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与核心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前司长李波也撰文提出，下一步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同时围绕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构建起新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李波，2016）。

2011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2015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强化了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2016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开展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试点。为适应资产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中国人民银行从2016年起将原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一个工作重点。但是，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仍面临诸多挑战。在实践层面，中央银行缺乏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和发展也相对滞后（李波，2016）。同时，学术界对宏观审慎政策在政策工具、传导机制、宏观经济效应、社会福利方面的观点还存在着争论（Galati & Moessner, 2013）。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我国目前使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主要包括6类：贷款价值比上限、负债收入比上限、信贷增长上限、准备金要求、逆周期资本要求与动态拨备（Lim, et al., 2011; Claessens, Ghosh & Mihet, 2013）。具体实践中，这类工具包括住房贷款价值比要求、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动态拨备要求、逆周期资本监管、杠杆率要求、特定资产组合资本要求调整、跨周期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等12种（廖岷，林学冠，寇宏，2014）。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些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贷款价值比上限、逆周期资本要求、准备金要求方面（梁璐璐，2014；王爱俭、王璟怡，2014；王志强、李青川，2014；梁琪、李政、卜林，2015），研究充分显示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银行信贷之间的紧密联系。银行信贷、银行及其借款人的行为在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政策效应和政策评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宏观审慎政策旨在减缓由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的风险传播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的冲击，其目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银行业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大主体。截至2015年12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194.1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5.5%；总负债179.0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4.8%。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为77.7%，总负债占比为77.9%。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和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银行业保持稳健运行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快速推进了学界将银行部门扩展植入理论模型的尝试。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是考察银行权益资本及财务结构在宏观经济冲击传导中的作用，以及银行体系信贷和利差对经济波动的影响。Van den Heuvel（2008）、Meh和Moran（2010）建立了包含金融中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了银行权益资本在宏观经济冲击中的作用。Gertler和Kiyotaki（2009）、Gertler和Karadi（2011）引入激励相容约束模型来处理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模型使得外部融资溢价和银行资本之间产生了联系。

金融危机也凸显了银行间市场在危机深化和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近期文献开始对银行的异质性及银行间市场进行详细建模。De Walque、Pierrard和Rouabah（2010）在DSGE模型中引入异质性的银行部门，以考察在银行间市场中进行的银行监管和流动性注入。Gerali等（2010）基于一个使用欧元区数据估计的抵押品约束模型，使用“批发-零售银行”框架刻画银行权益资本积累和存贷款利率设定行为，描述政策利率向存贷利率的不完全传递，结合银行资本的影响研究银行部门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Dib（2010a）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引入“储蓄-借贷银行”设定，假定银行在银行间市场上提供银行服务和交易服务，在存贷市场上设定存贷利率，同时选择其杠杆率和资产组合。Dib（2010b）在类似的模型中考虑银行间市场和银行资本市场中的金融摩擦，考察这些摩擦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性，判断监管的资本要求对宏观冲击传导的影响。这些研究验证了银行资本要求等监管工具将通过银行间市场影响银行行为，进而在货币政策宏观效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对于不太关注银行间市场的大部分文献而言是一个重要补充。

国内学者对金融摩擦如何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较为丰富（许志伟，薛鹤翔，罗大庆，2011；张伟进，方振瑞，2013；康立，龚六堂，陈永伟，2013；王国静，田国强，2014），但明确考察银行部门作用的文献并不多。许伟、陈斌开（2009）在DSGE模型中加入银行信贷决策，发现引入银行信贷渠道的经济波动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有很好的解释作用。刘鹏、鄢莉莉（2012）将银行部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过程引入模型，发现银行信贷体系效率越高，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小。余雪飞（2013）从信贷供给角度分析银行资本约束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发现《巴塞尔协议》的升级、银行资本约束的加强增大了各项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康立、龚六堂（2014）考察了国际经济危机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进而造成该国银行净资产的损失，并最终加速传导给该国非贸易部门。

由梳理的文献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凸显了银行部门在信贷市场供给侧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大部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都与银行直接相关。但是，现有的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忽视了对银行部门和银行信贷进行建模。鉴于此，有必要结合金融危机催生的有关研究成果，构建纳入银行部门和银行信贷的宏观审慎政策研究理论模型，探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绩效和风险的影响，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领域研究的不足。

2．银行部门在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宏观效应及福利绩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些研究分析了金融监管对货币政策效应和福利绩效的影响。Hilberg和Hollmayr（2011）研究中央银行流动性注入对银行间市场的影响，探讨货币当局在银行间市场中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可行性。Hafstead和Smith（2012）研究发现，当受金融冲击的银行所占市场份额较大时，金融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形成将至关重要，而试图控制利差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改善社会福利。Carrera和Vega（2012）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上使用“盈余-赤字银行”设定，将其引入银行间市场，发现银行间市场会抑制金融加速器机制发挥作用。Boissay、Collard和Smets（2013）对类似的模型进一步扩展，使其可以考察诸如银行系统性风险、银行间市场冻结、信贷紧缩等金融危机特征。Angelini、Neri和Panetta（2014）研究发现将资本要求作为政策工具会显著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

对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宏观效应、传导机制、政策评价与设计的研究，目前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争论颇多。Cúrdia和Woodford（2010）探讨了在泰勒规则中引入对信贷利差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变量做出反应的可能性。Suh（2012）认为最优货币政策应以稳定通货膨胀为目标，最优宏观审慎政策则是针对稳定信贷的目标，后者将在经济受到金融冲击时显著增进考察了福利。De Fiore和Tristani（2013）考察了政策规则对存款利率和存贷利差的反应。Unsal（2013）发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存在引起资本流入的冲击时，宏观审慎监管举措会明显改善社会福利，因此能作为货币政策的有效补充。Medina和Roldós（2014）扩展考察金融部门提供信用和流动性服务的职能，证实了反周期宏观审慎工具的引入对货币政策的福利绩效具有重要影响。Rubio、Carrasco和Gallego（2014）针对贷款价值比对信贷增长进行反应的宏观审慎规则进行了研究。Angelini、Neri和Panetta（2014）考察了银行资本要求对货币政策绩效的潜在影响。这些研究预示了在货币政策规则中考虑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于增进金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和社会福利具有的潜在意义。

在宏观审慎政策研究方面，国内文献早期从多种角度出发考察是否应该在传统的货币政策规则中纳入对资产价格的反应。唐齐鸣、熊洁敏（2009）认为资产价格应该被纳入货币政策规则之中。赵进文、高辉（2009）发现房价是中国货币政策利率反应函数的重要内生影响变量。张亦春、胡晓（2010）认为中国应该对实现价格和金融稳定双重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保持谨慎态度。李成、王彬和马文涛（2010）的研究认为中央银行需要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框架予以关注。

近期研究开始考察其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并分析它们在政策绩效方面的作用。康立、龚六堂和陈永伟（2013）假定政府除货币政策之外，还可以通过向企业直接提供额外信贷的方式来调节经济。结果显示，当存在金融摩擦时，来自房地产部门的经济冲击会对制造业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而政府宏观信贷政策对这一过程有缓解作用。康立、龚六堂（2014）进一步在开放经济环境下验证了当政府采取一个对风险溢价进行反应的信贷政策时，发生在贸易部门的出口需求冲击对于非贸易部门的冲击会得到减轻，结论同样说明了合理的政府信贷政策能起到平抑波动传导和补偿消费者福利损失的作用。

除考察额外的宏观审慎政策外，另一条研究线索是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直接引入货币政策规则。马勇（2013）将资产价格、杠杆率水平和市场融资溢价等变量直接纳入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论是基于宏观审慎的货币政策规则并不需要直接纳入资产价格、融资溢价和银行杠杆等变量，紧盯产出和通货膨账的规则依然可以作为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石。梁璐璐等（2014）为模型引入动态化的贷款价值比工具，并对家庭和企业进行区别调控，对各种扩展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稳定效应、福利效果进行评估，结论是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的效力并无副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并不会对经济稳定产生剧烈影响。

总体来说，在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宏观效应及福利绩效方面，学术界尚缺乏深入和系统的定量研究，现有研究还远未得出一致的结论，考虑银行部门在其中所发生作用的文献更是匮乏。现有文献因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各异，未系统地针对一个特定的经济体建立系统性的定量框架，这就使得政策研究的结论存在较大分歧。国外现有文献多以美国、欧元区或一些小型新兴市场经济体为研究对象，国内研究则通常借鉴国外研究的参数赋值进行校准研究，对模型数据拟合程度和定量表现的评价尚显不足。为此，有必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利用DSGE框架下的宏观结构计量方法和货币政策评价与设计方法，对宏观审慎政策的传导机制、宏观效应、福利绩效以及银行部门在其中的影响进行定量研究。

3．研究内容与主要结论

《银行及银行信贷在宏观审慎政策中的作用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探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机制，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在宏观经济冲击传导、政策的宏观效应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以探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方面的作用机理；对宏观审慎政策相关问题进行定量研究，以评估宏观审慎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以及增进社会福利方面的潜在意义；为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具体可归纳为以下5个目标：

第一，整理、归纳和展示后金融危机时代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后有关银行业、银行信贷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经验数据和重要事实。概括在国内外形势背景下完善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存在哪些挑战。

第二，从微观角度探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信贷、绩效和风险的影响机制。厘清银行业及银行信贷影响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渠道，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得出有关结论。

第三，从宏观角度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在冲击传导、宏观效应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探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应对金融体系顺周期波动、金融体系的整体稳定方面的相关作用，评估我国现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得出有关结论。

第四，通过定量研究，得到有关审慎政策工具在其有效性和作用机制方面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在冲击传导、宏观效应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实证结论。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政策建议。

第五，汇总背景研究、宏微观理论研究、定量的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中国新一轮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进一步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合理策略、具体路径及步骤安排，提出政策建议。

通过模型的构建与分析，我们得出了一些理论性的研究结论。第一，银行部门在宏观经济的冲击传导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银行的信贷行为在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起到了传导机制的作用。第二，由抵押品约束反映的金融摩擦对经济波动以及货币政策的传导有重要影响，抵押品约束变化对信贷和投资的影响相当显著。第三，在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方面，窗口指导比法定存款准备金更具有潜在价值，可作为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益补充。第四，如果将金融稳定作为政策当局政策目标的一部分，那么将信贷总量等金融总量的变化作为政策工具的反应变量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五，将宏观审慎政策作为货币政策的补充，有利于平稳经济波动，增进社会福利。

结合理论和实证分析，本书在最后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第一，银行应提高风险管理意识，通过不断完善风险组织架构以及培养专业风险管理人才，提高银行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与经营管理水平；第二，灵活搭配使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弥补货币政策的不足，实现兼顾经济增长与风险管控的目标；第三，进一步完善抵押品法律制度，积极推进抵押品风险评价体系的构建，同时引入逆周期调控机制；第四，建立健全贷款管理体系，提高对贷款企业的跟踪管理以及对违约事件的处理能力，保障银行资产安全与可持续经营；第五，继续完善逆周期信贷调控机制，实现对顺周期性的有效预警和监控，熨平经济波动；第六，加大对银行信贷结构的调整力度，从而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国家经济政策，服务实体经济。

本书的研究意义在于对现有理论进行补充，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理论创新。现有文献或研究内容不够充分，或实证方法存在局限，或对政策的研究、考察不充分。在现有研究的启发下，我们尝试结合中国国情建立具备银行行为和银行间市场扩展的开放经济中型DSGE模型，以银行部门和银行信贷为出发点，探讨银行部门及其行为与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判断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对银行回报绩效、盈利能力和风险的影响，采用政策效应分析、最优政策研究等方法，从政策效应、社会福利角度对货币政策规则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进行评价。我们的研究不仅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关模型设定的具体选项，也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套有参考价值的研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