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需求结构总体变化情况和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需求结构变化经历的三个阶段

根据我国内外需求份额变化的情况，可将我国需求结构变化划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超常稳定、短缺经济下通过进口增加供给和买方市场下通过出口释放产能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77年）

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需求结构超常稳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央政府根据当时国内外实践情况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压缩消费强调积累，抑制农业和轻工业强调发展重工业。城镇居民的主要消费品靠定量配给制度供应，直接导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超常稳定。农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品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消费商品化程度较低，消费结构也超常稳定。这一阶段，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我国的对外贸易交易对象有限、规模很小，国民经济内向性很强，需求结构处于超常稳定状态（图2-2）。

2.第二阶段（1978～1990年）

短缺经济背景下，供需缺口依赖进口阶段。该阶段具有较明显的短缺经济特征。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日益高涨，供给能力明显不足，许多商品仍实行凭证供应，一些消费品缺货断档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8%，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涨价高峰，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几次抢购风潮。[1]为满足国内需求，各级政府出台各种招商引资的优惠鼓励政策，同时加大对国外产品的进口规模。12年中，5年顺差，7年逆差，平均净出口率为-0.6%，外汇储备严重不足。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1980年甚至为负值（-13亿美元），20世纪80年代外汇储备平均只有几十亿美元。这个阶段，我国进口不得不以“量出为入”为原则，当年出口商品和服务换来的外汇基本全部花掉。遇到国内经济扩张、内需增加的年份，进口会大幅增加，从而导致较大逆差，如1985年、1986年和1988年这三个经济增速超过10%的年份，均出现较大的贸易逆差（表2-1）。

3.第三阶段（1991～2010年）

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背景下，供给过剩，依赖出口阶段。随着收入的较快提高，在缺乏完善社保制度和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快速增长，政府和企业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长期以来存在的短缺经济束缚被彻底打破，买方市场特征日益明显。为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国家出台各种“奖出限入”的政策鼓励出口。该阶段除1993年因经济过热出现逆差外，其余年份皆为顺差，出口创汇能力不断增强，1996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1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3年突破4000亿美元，2004年突破6000亿美元，极大提高了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能力。特别是2005年以来，净出口率迅速攀升，2007年达到8.8%的高位，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2005～2010年平均净出口率达到6.3%，平均每年外汇储备净增3700亿美元以上（表2-2，图2-3）。

（二）当前需求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需求结构变化情况的回顾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需求结构处于着严重失衡的状态。

一方面，当前我国需求结构处于严重的内需外需失衡状态。2000年以来，随着投资率的节节攀升，形成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需求，开始通过外需的渠道进行释放，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外需不断扩大的情况。2007年，净出口率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8.8%，之后几年也保持在4%以上的高位，内需和外需严重失衡。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需求结构处于严重的投资消费失衡状态。2000年以来，投资率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35.3%波浪式上升至2010年的48.6%，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最高值，共上升13.3个百分点。消费率则快速下降，由2000年的62.3%降至2010年的47.4%，共下降14.9个百分点，特别是在2010年还首次出现了投资率高于消费率的情况，投资和消费严重失衡（图2-4）。

严重的内需外需失衡和投资消费失衡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隐患，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稳定性不足，经济波动的可能性较大，与我国的发展目标不一致，同时引发了外贸生产能力快速增长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矛盾、投资需求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矛盾、消费率不断下降与建立消费型社会发展规律背离矛盾三大问题。

1.外贸生产能力快速增长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富余、工资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并以出口为导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外贸出口能力持续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我国政府进行了两轮宏观调控，在短期内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复苏，但这两轮以扩大内需为手段的需求结构调整，却因存在重短期效果、轻长期安排，重扩大内需、轻调节外需，重投资抓手、轻扩大消费，重政府行为、轻市场机制等问题未能有效提高需求率，反而加大了投资比重，进一步扩大了本已庞大的外贸生产加工能力，造成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增速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迫使过剩的生产能力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2]2011年，我国生产服装254亿件，各类鞋130亿双（占全球产量的65%，占全球鞋类出口数量的73%），6.83亿吨粗钢（占全球产量的50%左右），20.6亿吨水泥（占全球产量的60%左右），7.85亿重量箱平板玻璃（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1.24亿台彩电（占全球出货量的48.8%），11.4亿部手机（占全球出货量的70.6%），1.8亿台计算机（占全球出货量的90.6%）。

与此同时，国际市场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角度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化为三个板块：以美国、英国等欧美发达国家为主的消费板块，以中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出口大国为主的生产板块，以中东、俄罗斯、巴西、非洲等资源型国家为主的能源资源输出板块。[3]但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这三大块板之间的供求关系和生产消费循环被打乱。第一，消费板块的发达国家迈入去杠杆化进程，在实践中逐步增加储蓄压缩消费，减少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同时，这些国家纷纷调整发展战略，提出世界经济“再平衡”、“再工业化”以及贸易逆差国扩大出口等政策设想及目标，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第二，生产板块方面也有新的变化。近年来，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国价格更低的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国家出口。第三，能源资源输出板块方面，受全球气候变化和各国节能减排的影响，全球能源资源的约束作用不断增强，世界能源资源价格波动幅度进一步扩大，全球经济波动加剧。近年来，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一些诸如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朗等石油生产大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甚至战争，全球能源供给不确定性增加。

三大板块的变化，对我国业已形成的庞大外贸生产能力形成严峻挑战：在世界能源资源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受到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弱化”；外贸出口市场疲软，同时受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发展高端产业的“挤压”；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新兴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端产业的“挤出”。

2.投资需求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之间的矛盾

投资高速增长是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增长率均在23%以上，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2009年更是高达30%，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2007年的13.7万亿增至2011年的30.2万亿元，增长了120%（表2-3）。

但当前投资高速增长是在投资效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的，是以规模换效率的结果。根据统计数据计算显示，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投资效果系数处于下降状态，并且下降速度较快，2007年的投资效果系数为28.2%，到2010年已降至16.8%，3年下降了11.4个百分点，资金高投入、低效益、低水平运作的问题日益突出（图2-5）。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外需的快速增长，我国加工贸易的投资也不断加大，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作为贸易顺差的主要创造者，加工贸易一直是我国出口的最主要构成，大多数年份甚至大于全部货物贸易顺差额（图2-6），其两大突出特点为“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

“两头在外”，意味着“微笑曲线”附加值最高的研发和营销环节均在国外，我国只保留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组装环节。如之前提到的鞋类出口，出口数量已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3%，但交易金额只占到40%，大部分利润被国外研发和销售环节拿走。

“大进大出”，意味着资源的大量消耗。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使生产资源的消耗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氧化铝、铜、水泥、铅、锌等大宗矿产消耗量最大的国家，石油消耗量居世界第二位。对能源的需求急剧提高了我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石油（54.8%）、铁矿石（53.6%）、精炼铝（52.9%）等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

投资快速增长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还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目前，全国1/5的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为劣V类，[4]湖泊富营养化问题日趋严重，部分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受到威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受污染的耕地达到1.5亿亩。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重金属污染事件呈高发态势，化学品污染事件频发。水资源开发过度，导致部分中小河流断流，严重损害河流生态功能。地下水过度抽取，超过50个城市发生地面沉降，全国地面沉降量超过200毫米的地区达到7.9万平方公里。我国许多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投资持续快速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迫切要求需求结构转型。

3.消费率不断下降与建立消费型社会发展规律背离之间的矛盾

相关研究表明，一国的投资率随其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的提升呈现出“低→高→低”的变化趋势（倒U形曲线），拐点在3000～6000美元水平（即工业化初期至中期）；一国的消费率随收入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的提升呈现出“高→低→高”的变化规律（U形曲线），拐点在3000～6000美元水平（工业化初期至中期）；一国的净出口率随发展水平提高和发展阶段的提升，发达国家表现出“高→低→高”（U形曲线）的变化规律，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低→高→低”（倒U形曲线）的变化规律。

同时，投资率保持在30%以下是普遍的，长期超过40%非常罕见；消费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长期低于50%非常罕见；净出口率小于5%是普遍的，小于-5%和大于5%都属于特殊类别国家的变动范围。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长期处于合理变动范围之外，则意味着该国经济发展很可能存在隐患，经济发展稳定性不足（表2-4）。

从上述规律看，我国已到达需求结构需要转型的拐点。2001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进入中低收入阶段，2010年突破3700美元，开始进入中高收入阶段。[5]2003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12.8∶46.0∶41.2，按照库兹涅茨标准，进入工业化中期。同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需求结构变化的总体趋势是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不断提高，消费率大幅下降。从所处发展阶段看，这种变化趋势符合国际规律，投资率和消费率目前分别处于倒U形曲线、U形曲线的左侧，净出口率处于倒U形曲线（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左侧，我国已具备需求结构大幅调整的主要特征，进行需求结构转型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