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克勤 周柏森
Fang Keqin Zhou Bosen

方克勤，女，1927年生于河北省，祖籍安徽定远。1949年考入临时性的政法大学，后并入中国人民大学，1954年毕业后分配至西北大学法律系，从事法制史教学研究。1958年，西北大学法律系并入西北政法学院。1972年在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哲学课。西北政法学院复校后，方克勤重新回到法制史教学岗位，担任法制史教研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边区法律研究和出土文物的法律研究。

周柏森，男，1926年生于湖南汉寿。1951年湖南大学毕业后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学院等任教，曾任西北政法学院刑法教研室主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刑法研究会干事等职。其主要著述和论文有：《刑法学》、《中国刑法学教程》、《谈谈人治与法治》等，主张法治，坚持犯罪的主客观相一致等。

因为国家的需要，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方克勤与周柏森在遥远的西北一扎根便是50年，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妇携手走过了那段动荡的岁月。2001年，周柏森静静地走了，给西北政法大学优势的刑法专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七年之后，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记者记录下了曾经是西北政法大学法制史教研组长的资深教授方克勤关于那段年代的追忆。

记者（以下简称“记”）：方老师，您好！我们从您的经历聊起吧，您是在哪一年进入的大学？

方克勤（以下简称“方”）：我是1954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我的大学经历还是很丰富的。我高中毕业以后没有直接升学，但我又很想上学，当时也就没进什么职业学校念书。新中国建立前后国家对政法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 1949年5月，国家就在朝阳法学院的基础上办了一个政法大学，校长是谢觉哉， 9月招生，10月3日开学。不过这个政法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没有任何关系。我就考入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跟朝阳法学院没有太多关系，不过很多学生是朝阳的，那时朝阳的学生还成立了学习队。

记：不过这个政法大学好像知道的人不多。

方：这个学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也只有半年的时间。1950年3月，这个学校就和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了人民大学，于是我就去了人民大学，我是那里的第一届毕业生。毕竟人民大学是国家培养政法干部的摇篮，国家还是很重视的，政法大学建立时朱老总亲自去了，人民大学成立的时候少奇同志也去了。

记：您当时是先在政法大学，主要学习了哪些内容？

方：我那时学习的主要就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之类的，然后就是一些政策，真正系统地学一些东西，还是在人民大学以后的事情。人民大学在1950年的暑假以后正式开课，所以我就等于上了五年。

记：您在人民大学的课程就有变化了吧？

方：人民大学基本上就把苏联的那套法律体系给搬过来了，什么法理、法史都开了。讲法制史主要讲的就是苏联法制史，后来才开始讲一些中国的法制史，但那个中法史都比较浅，对于古代的唐律什么的讲得很少。我工作以后所教的第一门课就是苏联法制史。

记：当时给您上课的老师主要有哪些？有苏联的专家吗？

方：我那时算是本科，苏联专家一般不给我们直接上课的，他们通常是给一些老师上课，然后这些老师再教我们，有很多老师就是朝阳高年级的学生留下来的。像我们的法理课，那是一人上一章，上课的人也都是看着苏联人的讲稿赶快翻译过来的。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人有孙国华、徐大同、尹平等，年纪也不比我们大多少。我还记得我政法大学的同学林榕年因为口才很好，也很快就到教研室去了，给我们低几届的人上过课，不过没有给我上过课。

记：苏联专家大概有多少？

方：好像每个专业都有，还有老师来教俄语的，好像还有白俄罗斯的，也是教俄语的。

记：当时有没有朝阳大学的老师留下来教你们？

方：在我的印象中，朝阳大学只留下来了一个人，教民法的，姓唐，年纪也比较大了，所以说当时的问题就在这里，刚一解放，以前教政法的老师全部撤掉了。

记：当时人民大学作为国家政法干部培养的摇篮，它对于国民党的法律是怎么看的？

方：人民大学的那套东西主要依据的是维辛斯基的那套理论，他们的东西有的还是比较系统的。当时对于国民党的法律，那肯定是要批判的，主要就是根据1949年2月的那个废除“六法全书”的文件来的。

记：您1954年毕业了，当时有没有人去苏联留学过？

方：有的，我们年级好像有3个，其中有2个男的都是少数民族，一个回族的，一个蒙古族的，只有一个女的是汉族的。他们在人民大学没多久就去苏联了，具体情况也不清楚。

记：当时也没像现在这样张贴公示，大家报名的情况？

方：没有，这个谁都不知道的，就是内部审查，怎么审查的也不知道，反正主要就是看出身。

记：您当时有没有非常向往去苏联啊？

方：当时上本科，对这些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就是毕业了，有人被通知去苏联了，然后就商量着怎么去，我们当时就是要服从国家的需要，所以当时也没有太多想法，我家那个时候在北京啊，叫我分到西北我也就这么过来了。

记：您毕业之后就直接被分配到了西北？

方：是的。当时有一个背景，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的法律系只剩下了五院四系，后来发现人才不够，1954年国家又决定恢复北大、复旦和西北大学的法律系，但是当时这些大学法律系没有老师了，所以我们就基本上被分配到了这三所大学。

记：您当时去的是西北大学？

方：我在西北大学待了四年，一直到1958年西北政法学院成立。

记：当时西北政法学院的成立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方：这个就从源头说起吧。解放前，西北大学是个百年老校，本身就有法商学院，抗战时期，西北联大的校址就在西北大学，1949年解放前夕，当时胡宗南还在西安，就想把西北大学迁走，结果遭到了全校师生的抵制。西安解放后，西北大学被接收，政治法律系就被撤掉了，但原来的人去哪里了我不太清楚。但是它的期刊图书资料十分齐全，像它的《中华民国政府公报》都是一套一套的，过去老专家的著作都有，而且很宝贵的。这是西北政法学院的第一个源头。

记：还有其他的源头是什么呢？

方：第二个源头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边区高等法院就搬了过来，院长是马锡五，地址就在西北大学附近，边上有个国民党时期的法律专科学校，当时还有一百多个学生，马锡五也把这个学校接收了。马锡五作为一个老同志，对形势看得很清楚，他觉得光培养政法干部不行，重要的是应当培养人才，于是就成立了边区法院司法班，把这些学生和韩城师范的三十多个学生并到一起，他还自兼主任。副主任是朱婴，他是老朝阳的毕业生，一直从事法律教育工作，甚至还让他的学生学“六法全书”。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老师是那个司法班培训出来的。这个司法班还是培养了很多人才的。

记：在法院里办教育，这个事情还是很新鲜的。

方：那只是权宜之计，法院里办教育肯定会受到经费的巨大限制，一般讲课的人就是法院里的人，像马老、朱婴和一些庭长，他们实践经验都很丰富，但理论的东西都不太懂。

记：当时法院里的这些庭长是国民党时期的干部还是我们自己解放区的干部？

方：主要是我们解放区过去的人。时间一长，法院就没经费了，马老就写信给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希望把司法班并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这个司法班的时间是一年半，有将近两百个人，这些学生后来都分配了。

当时司法班放到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称为第五部。1950年这个司法班结业后，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五部又继续办了两期司法干部轮训班，由西北军政委司法部领导，1953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结束了，司法轮训班也就结束了。在此前的1952年，培训班已经不归法院管了，但是马锡五还是提出在正规大学培养思想素质好、能系统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才。1952年全国已经开始统考了，西北大学就有了政法系。

但是，就在新的政法系学生入学的前夕，1952年9月，西北军政委发布了教育部高字第1924号通知，这个通知的内容就是院系调整，而这个通知一下来，西北大学则成立了司法专修科，所以这时进来的学生就很不理解，因为他们考的时候是本科啊，怎么进来的时候就变成专科了？

后来，国家决定恢复北大、复旦和西北大学的法律系，1954年8月4日西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发布了高技字1960号文，通知西北大学9月1日起司法专修科停办，法律系正式成立。那时，我已经从人民大学来到了这里。这时，西北行政委又决定把西北分院的秘书长朱婴调过来担任副书记并兼任法律系的主任。还调来了一个民庭的审判员当系主任助理，他也是朝阳毕业的。1957年，北京政法学院的人事处处长王润又调过来当法律系的副主任，总的来说，我们从1954至1958年，我们整整带了一期的学生。

记：1958年西北政法学院成立了，那时您是怎么从西北大学过来的？

方：那时上面决定我们西北大学法律系和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合并，组建了西北政法学院，当时的学生三百多人，教师有五六十人，学校的地址也就是现在这里。当时干校西北分校的教师特别少，好像只有三个。

记：当时对于和您一起过来的三百多名学生，国家是怎么跟他们说院系调整的？

方：也没说什么，就说政法学院是新型的、单一性的法律院校，其他的就记不起来了。

记：您从西北大学过来，心情是怎么样的？

方：当时就是感觉这里什么都没有。原来无论是在人民大学还是在西北大学，都有很多很全的资料，但是一到这里最基本的资料都没有，心里肯定还是觉得有些落差。这边主要就是干部培训，讲政策，讲政治，什么图书啊、实验室啊都没有，这里分司法班、检察班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讲的不是专业课，原来的老师也不是讲法律的。后来我还又去了一次人民大学，在那里备了课，那时我就发现这边学校有很多老师在那里进修呢，原来他们都不教法律的。

记：作为一名研究法制史的学者，您对这一段时期的国内的法律有什么样的评价？

方：就我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我认为，“文革”之前，我们党的法律搞得比较好的一段时期是陕甘宁边区的时候。那个时候董老、谢老搞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洗礼，有搞法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一个政权的法制状况，跟领导有很大的关系。后来我研究的时候，就觉得陕甘宁边区的法律真不错啊，法律条文有很厚的两本，包括保护森林条例都有，还有保障人权的条例，应当是很具体的，但这些东西我上学的时候都没学过。

我作为一名1954年走上教学岗位的老教师，目标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基本上全部心思都扑到学生身上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搞科研一说。西北大学那时还是老学校，发聘书的，我是助教，那时也没评职称一说，大家也不重视这个事情。1955年参加“反胡风运动”，整天开会。

1956年中共八大后，周总理在北京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给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摘帽子，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这就让大家比较放松了，然后又召开了科学大会，提出了双百方针，我们就觉得急风暴雨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每个人也都制订了计划，但是没多久，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反右”又来了，又是成天开会。

记：方老师，您在“反右”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什么冲击？

方：“反右”的时候倒还好，“反右”一开始还叫我去记录各个会议的情况，教研室里也开过会，但我还没有什么问题。当时记得有两个老点的教师，一个教授、一个讲师，也不知道以前从哪过来的，都被划为“右派”了。还有一些学生。当时我们的领导王润挺好的，很注意政策，我们划的人不多。

记：您记忆里那些被划成“右派”的人的主要问题出在哪？

方：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年纪挺小的，他的母亲是唱川剧的，一个男孩整天扭扭捏捏的，那个时候东欧有些国家搞些改革，这个男孩跟南斯拉夫的使馆还通过一次信，后来就被划了。

记：您当时是不是也有自己的看法？

方：是的，那肯定的，西北大学有好些老教授被打成“右派”了，我也觉得奇怪，就觉得平时还好好的啊，怎么就成“右派”了呢？

记：有没有法学家、特别有名的教授？

方：我们这里好像没有，有的都是在北京、上海那边的。西北干校这边当时特别“左”，从校长到干部都特别“左”，我喜欢运动，但是到这边就要坐班，书记一开会就喜欢说：我们政法院校就是为党培养政法干部的。当时在北京政法学院有三个进修教师，一回来就变成了“右派”。

记：您当时是不是特别小心？

方：这倒也没特别地注意，开始我还做什么通讯员来着。我这人有一个特点，做事情不喜欢抛头露面，一般我领头的科研项目我都不喜欢申报。

记：再往后就是“大跃进”了，您在做什么？

方：“大跃进”之前，我们开了一个说大话的会，那时我也傻乎乎的，看到生物系贴的海报，说他们要让一只鸡一天下20个蛋。我一看就急忙跑过去，说你们写错了，多写了一个零，一天下两个就翻翻了。他们说：我们没错，就是要20个蛋。我那时真是跟不上形势了。

记：生物系这么吹，我们法律系是怎么做的？

方：也没什么，不过当时我们学校的名字差点都改了，有人说法律不要了，就改西北政治学院得了，后来还是省里一个管政法的领导坚决反对，我们的名字才没改。我们刚并过来，就开始“大跃进”了，先是炼钢铁，当时还有一个日本人，他是跟一个中国女的结婚的，就留下来一起炼，当时炼钢铁把我们家的锅都给砸了。

记：再后来您去哪了？

方：后来我就下放了，在洛川，那里很“左”啊，说要种一个试验田，取名叫百担亩。那边离不开人，我就天天劳动，在公社里。那边的女的以前不太喜欢出来劳动，我们就把她们从家里拽出来，和我们一起劳动。我对“大跃进”的危害看得算是很清楚了。

记：具体有哪些危害？

方：我在劳动的时候，就看见路边一堆一堆的玉米棒搁到路边没人管，因为那边工作队马上就要开始种麦子了，上面就统一指挥，人手根本不够。麦子收了也是，没人管，就发芽了。当时洛川那边一个人要负责11亩地，劳力有22亩，哪里能顾得过来？唯一好的就是这边土还不错，粮食基本上我们还可以吃得上。

记：您是什么时候从下面回来的？

方：那是1960年，我回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法律系了，当时就一门课是“‘大跃进’时期的政法工作”，那时要求社会是“玻璃板”、“水晶石”，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呢？我就到了社会主义教研室。

记：当时还有学生吗？

方：学生还是有的，就是法律课没有了。1961年底又开始通知我备课了，继续准备中国法制史。1962年到1965年，算是三年比较稳定的时候。

记：1962年以后，您平静了几年，这几年您都做了什么？

方：虽然说是平静了，但总的来说环境还不是太好，不太能静下心做科研，也不太敢轻易向外面发文章，一投稿杂志社就要来单位审查你，很麻烦，所以当时主要还是教书，有自己的想法跟学生说说就可以了。

记：当时的学生有没有分专业的方向？

方：没有，就是大法学。

记：再后来就是“文革”了，那时您的情况怎么样？

方：1969年12月26日，林彪的一号命令出来了，我们就疏散了，我就到了白水县，成天开会、批斗。

记：当时学校存在吗？

方：学校还在，学生就没课了，就是运动，西安当时闹得也比较厉害。我们这个学校政治课教师多，法律课教师少，还多是外地人，在“文革”时候就比较吃亏。王润书记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他的父亲是烈士，他被说成是叛徒的儿子，谁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记：您有没有受到冲击？

方：当然有啊。我们教研室里有两个年轻的同志当时冲得很厉害，就被人家盯上了，我们教研室又不分派，所以也就被冲击了。

记：您的家庭出身当时有问题吗？

方：我的出身没有问题，我父亲就是一个小职员，唯一的不足就是我高中毕业时我姨父把我推荐到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文书，当时我也进过劳改队。

记：后来这个学校也解散了吧？

方：1972年，当时不是说要砸烂公检法吗？我们就回到西安，解散了，回到西安还算是不错，要是在白水那边解散了，跟一帮很“左”的离休干部一起，我就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了。

记：解散以后您去哪里了？

方：我们就被安置到了各个高校，我是到了西安交大，我们的书记也到了西安交大，我在那里教哲学，1976年大地震的时候，我还去西安交大抗震医院待了一段时间。

记：后来西北政法复校后您又回来了？

方：我们那时都不愿意回来，感觉以前西北大学好，西安交大的风气也好，校长彭康思想很开明，校园的气氛很宽松，我就觉得西北政法这边实在太“左”了，想说的话都不敢说，很多老教授都被斗死了。

记：不过后来您还是回来了。

方：我们的老校长在西安交大兼党委书记，他就来做我们的工作，他先表态说自己是老政法人，要支持政法学院，然后也要我们一个一个表态。我的爱人周柏森就说：我服从组织的安排。书记就问我：方老师您是什么意见呢？我还是不想回去，就说：我不是党员啊。其实那个时候周老师也不是党员。不过那个时候书记都发话了，我就也没办法了。

记：改革开放以后，您有什么想法？

方：改革开放以后，我是有些心潮澎湃，我在人民大学学过新民主主义论，就说新中国建立之后需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由共产党领导四个阶级，所以农村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一个劲地改，我就觉得很接受不了，心想生产力不变怎么生产关系一个劲地改？再加上不断地下基层，亲眼看到了这种危害。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思想对了，不能光搞国营经济啊。另外，“文化大革命”就是无法无天的社会，所以一结束人们就思考是要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跟周老师在西安交大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法治不要人治。

记：那您回到教研室之后，当时的科研也算是刚刚起步，您是怎么做的？

方：我是教中法史的，回来的时候我已经52岁了，当时我的一个想法是既然是在西北，就应当因地制宜，一是要研究一下边区的法律，一是要研究研究出土文物中的法律思想。我们这边出土文物特别多，过去的考古学家很少研究出土文物的法律，我们正好从陕西师大调来两个人，古文特别好，这个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

记：您刚才说到边区的法律，您认为研究边区的法律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有什么意义？

方：意义是很大的。举个例子，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前的时候，公检法很多都是转业军人，水平不行，但也有的法官很灵活，一看到政法院校的学生来实习，就经常拿出一些案例进行讨论，这样水平提高得就很快。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人全盘照搬西方的那些东西，一提到马锡五审判方式就反感地说：现在是依法办案了，提马锡五审判方式做什么？但问题是难道马锡五审判方式就不是依法办案吗？从现有的资料看，马锡五是非常重视证据的，人也特别温和。现在我们又开始提倡携卷下乡，简易程序，提倡调解了，这都是很好的事情，单纯地坐堂问案肯定是不行的。我们这边对边区的法律研究得是比较透的，以前我们专门去档案馆把边区法院的文件抄下来，也很辛苦。

记：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周老师的情况？

方：周老师是湖南人，1926年出身，他家是一个大地主，他是湖南大学毕业的，1951年毕业以后被报送到人民大学研究生班，他和高铭暄、王作富都是同学，1953年毕业以后就分到了北大。

记：北大的法律系1952年不是就停办了吗？

方：那时好像北大的法律系就准备恢复了，他就准备过去，但后来西北这边急缺老师，就从北大临时调了两个老师来，然后周老师就一直留在了这边。

记：您和周老师是在人民大学认识的吗？

方：在人民大学不认识。他是研究生，我是本科生，他知道我，我不知道他。我那时是系里的学生会副主席，在学校的活动比较积极，有的时候大课也在一起上，但我不认识他，后来到了西北才认识的。

记：周老师在“反右”和“文革”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冲击？毕竟周老师的家庭背景不大好。

方：没有。当时他是教学秘书，“文革”的时候他去了西安交大教政治经济学，地主出身的问题就是他一直入不了党，他80年代才入的党，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了。

记：感觉西北政法对周老师还是很重视的。

方：周老师这个人思想很有深度，但是他平时不大写东西，他对学生很严厉，面孔也很严肃，学生比较怕他，不过学生对他都很好，他70岁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专门给他祝寿。

记：现在西北政法的刑法还是很强的。

方：是的，像周老师培养的第一届学生，就有像田文昌这样优秀的人才，现在的贾宇校长也算是他的学生，80年代初的一次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上，就请西北政法介绍刑法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经验。

记：对于周老师，还有哪些印象很深的东西？

方：在粉碎“四人帮”的时候，他是负责给黄永胜作辩护，但当时黄永胜不需要辩护。还有就是他这个人有一点跟我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对于组织特别服从，只要是组织上需要，他就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不像我，有时候还会有些情绪，他也不大爱说话，所以他对于个人，也没想太多的东西，就这样一直在西北扎根了50年。

（方 堃、张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