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巴郡、蜀郡西南面有一百多个少数民族部落，其中夜郎国、滇国、邛都、嶲、昆明、徙、筰、冉、駹、白马的君长势力较大，统称西南夷。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中郎将唐蒙带领一千多名士兵和一万多名运送物资的人员进入夜郎国，对夜郎首领多同宣传汉朝天子的威严和盛德，并赏赐给他很多财物。夜郎国和周围的少数民族部落贪图汉朝的财物，表示愿意归顺汉朝，同意汉朝给他们派遣官吏。汉武帝于是将夜郎一带设立为犍为郡。汉武帝又派遣中郎将司马相如手持天子特发的旌节前往邛、筰一带少数民族部落，赏赐给他们丰厚的财物，给他们派遣官吏，将邛、筰一带设置为十多个县，属蜀郡管辖。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元鼎五年）秋天，汉朝犍为郡且兰部落首领不服从汉武帝调发部队前往南越作战的命令，带领部众一起造反，杀死了汉朝使者和犍为郡太守。汉武帝于是派遣正准备前往南越作战的八个校尉率军去平定且兰叛乱，很快就平定了且兰叛乱。接着又征服了整个南夷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设置为牂柯郡。冉、駹等西南地区的部落首领见汉朝缴灭了南越国、且兰部落，并诛杀了邛君和筰侯，都非常震惊恐惧，纷纷表示愿意归顺汉朝，请汉朝给他们设置官吏。于是汉朝就将邛都一带设置为越嶲郡，将筰都一带设置为沈犁郡，将冉、駹一带设置为汶山郡，将广汉以西的白马一带设置为武都郡。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元封二年），汉武帝调发巴蜀二郡的部队，消灭了多次袭击汉朝官吏和士兵的劳浸、靡莫部落。汉朝大军逼进滇国边境，滇国首领率众投降，汉朝将滇国一带设置为益州郡。
汉武帝征服西南夷后，在西南地区一共设置了七个郡，扩大了汉朝的疆域。在此之前这些少数民族有的还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进入了奴隶社会，他们一般都从事农业生产，有着自己的习俗，过着定居的生活，但总体上来说，都还比较落后。其中，实力比较重要的部族，南部有夜郎（今贵州北部一带）；夜郎的西南部有滇（今云南昆明一带），滇的北部有邛都（今四川西昌市）。西南少数民族的人民，自战国以来，与中原地区就有了联系。战国时的楚威王就曾派庄矫出兵黔中以西，成为滇的统治者。秦朝时，又在这里开设了五尺道，设郡县，置官吏。汉朝建立之初，由于战事仍频，诸事待举，汉高祖刘邦等几位皇帝暂时还无法顾及西南地区，但西南的少数民族与巴蜀人民的联系仍相当密切。汉武帝即位之后，凭着其祖、父“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家底，国力强盛，开始大规模向外发展，在北击匈奴、遣使通西域的同时，也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大西南地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领兵出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经过询问，才知道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江（位于今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西）转运到南越。于是，唐蒙回朝后向汉武帝上书，建议通夜郎道，然后顺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制服南越。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拜唐蒙为郎中将，率领1000人从巴蜀笮关入夜郎。唐蒙对夜郎馈赠了很多财物，夜郎及其附近的小部落，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汉武帝将这一地区设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夜郎归附汉朝，在西南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邛都（今四川西昌市）、笮都（今四川汉源）的酋长，也都表示愿意内附汉朝。汉武帝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与副使王然于等人出使邛、笮地区，并在这里设置了十余县，置一都尉，使西夷，在西夷均属蜀郡管辖。当时，由于道路不畅，汉朝派兵和民夫修筑通往西南的道路几年也不见成效，士卒死伤很多，当地的氏族部落又几次发生叛乱，再加上当时汉朝正全力以赴地对付北方的匈奴，因此暂时停止了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后来，汉朝对匈奴发动了两次决定性的打击，并最后击败了匈奴，从而解除了北部边郡的威胁，为汉朝继续开发西南地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的吕嘉举兵作乱，汉武帝派驰义侯何遗发夜郎兵，前往南越平息叛乱。然而夜郎东南的且兰君长，唯恐远征南越，其留守的老弱妇孺恐遭附近其他部落的侵掠，于是率众反叛，杀死汉朝使臣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朝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军平定南越之后，接着回师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包括今贵州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
原来依附南越的夜郎侯，因南越已灭，无法抵抗强大的汉军，夜郎侯遂入朝，被汉武帝封为“夜郎王”。我们熟悉的“夜郎自大”的故事，正是发生在汉武帝开发大西南地区这个时间段里，夜郎王和后面的滇王都发出了“汉孰与我大？”的笑话。汉朝控制了全部的夜郎地区，接着又诛杀了反抗汉朝的邛君、笮侯，西南其他各部族皆震恐，“请臣置吏”，汉朝遂“以邛都为越嶲郡，笮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的白马为武都郡”，将蜀西部的西夷地区完全纳入了汉朝的统治之下。接着，汉武帝又以诛南夷之兵威招降滇王，但遭到滇东北的联盟诸部劳浸、靡莫的反对。汉朝便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发巴蜀兵出击消灭劳浸、靡莫等部落，又“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汉书·西南夷传》）。于是，汉武帝就在滇国境内设置益州郡（包括今云南西北地区和中部地区，郡治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并赐滇王印，令其复长其民。至此，汉武帝经过三十年的大规模开发，终于将西南夷地区置为汉王朝的统治范围。据《史记，函南夷列传》记载，在汉武帝开发前，“西声夷君长以什数一一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邱都最大。此曾蓬结，耕田，有匿聚”，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进入熱盛阶段，继秦开巴蜀之势，汉武带以巴、蜀为基地，掀起了对“西南夷“地区开发的高潮。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
始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前后延续26年之久。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开疆拓上的疆域开发，通过此次开发，完成了在“西南夷”地区初步设立都县的历史大业。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第一次开发。武帝开发“西南夷”地，肇始于唐蒙建元六年出稜南越，“南想食蒙蜀枸歡'。唐蒙一方面向夜郎侯“厚赐”财物，方面谕以成德。最终使夜郎樓同意詈吏建元六年，汉武帝以今川南部分地区，加上夜郎地区，设立了犍为郡。汉武帝在“南夷”地区设郡置吏，对“西夷”地区也很有影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是时邛律之君闻南夷与汉通，得赏漏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邛人、律人的酋首主动向汉政府表示，愿意象南夷那样设置郡吏。汉武帝征求蜀人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说：“西夷邛、律可置郡”吐武帝即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回蜀主办其事，并慰问蜀中父老。司马相如先后进入邛人、谆人、冉眺等蜀郡西边、西南的兄弟民族部落中去，与其首领谈判、协商，宣传汉王朝的威德。当时许多部落的首领皆愿做汉王朝的内臣，“愿得受号者以亿计“。在司马相如的努力下，“西夷邛、律一一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通过司马相如的出使，西边，汉政府的统治从沫水（今青衣江）、若水（今雅碧江）为界，即深入到今川西甘孜地区、凉山州的西部，在这里设置了都尉，领十余县，属蜀郡。南边，汉政府的统治与新开发的样柯相连接，并建立了关塞，还修建了-些道路桥梁，沟通边疆与内地的联系。
汉武帝此次开发活动，止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也前后延续9年。第二次大规模开发“西南夷”地缘，起于元狩元年（公兀谕122年）博望侯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返归，“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当时匈奴隔绝了汉与西域的北方通道，张骞遂上奏重开“西南夷”地，以便蜀经身毒国（今印度）维系与大夏等国的联系。汉武帝命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前往蜀地，寻求通往身毒国的道路，他们分成数路，分别从蜀郡、犍为郡出发，一路出冉，一路出徙，一路出邛，一路出雙。尽管此次探路任务最终未能完成，汉政府却再次接触、了解到西南边地各族的情况。从元狩元年（公元前112年）至元封二年，汉武帝进行了又一次“开土列郡”的大规模的幵发活动。先后在“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吏。在今贵州东部地区设立了膵柯郡，在邛人活动地区，设置了越鴻郡。在雜人活动地区，设立了沈黎郡。在冉、騷之地设置了汶山郡，在广汉西部白马氐人活动地区，设置了武都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又在滇地设宜益州郡，置官吏，滇王入朝。武帝又赐滇王壬卬，让其仍统治当地各部。设县后，又向当地大量移民。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曾亲到西南边疆各地，或率兵征伐，成设府为官，当时担任郎中的词马迁，也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筷、昆明、还报命”。
司马迁在西南诸民族之中，宣传汉德，査访风上人情。元封五年，武帝又在全国设十三州（部）刺史，每秋督巡郡国。刺史制度当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武帝在巴蜀故地设认了益州，据说是希望“州之疆壤益广，故称益公”乳益州辖巴、蜀、广汉、犍为、样柯，益州’越鶴、沈黎、汶山’汉中、武都等郡，正相当于广义的“蜀”地，也正好是秦汉间巴蜀及“西南夷”地区。东汉时益州初治广汉郡維县，东汉后期徙治成都，这就再次从法律上确认了成都平原在西海地区的领导也位，也从法律上承认了西爾地区的整体关系，这对西南地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汉武帝开发“西南夷”，与设郡县、置官吏相并行的，则是羁糜制的实施。秦汉制度，“（县）有蛮夷曰道”也即在民族聚居区设立的县级称道。道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县制，如一般不设乡里等。“西南夷”地区，皆系民族聚居区，但这次武帝新置七郡中，只在极少数地区设道，多数地区仍是设县但这里的统治制度仍有别于内地的县。在这些地区，一般不征收赋税，或只以部落、氏族为单位征收少量赋税。这些地方的民族封君仍保留传统的神权、司法权、经济权和兵权；内地的法律、礼制规定等，在这些地区或有较大修改、或不执行等，当时称这种制度为“羁縻”。汉武帝还承袭秦人的作法，在西南地区分封民族首领为王、侯，“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武帝之后的两汉时期，羁縻制与郡县制在西南南部长时期并存，互为补充。
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发西南的目的和效果，东汉史学家班固有云：“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显然，开疆拓土的''安土列郡”以及有效管理的“安边坑远“是当时的主要目的。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王国、部族林立，经秦惠文王灭巴蜀、西汉武帝开发“西南夷”，西南地区的北部和南部才先后置郡设县正式纳入屮原王朝版图。所以，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的首要任务应是开疆拓土的疆域开发，其开发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汉武帝以后数百年的时间这一地区的边疆疆域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对于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司马迁有精练的总结：“然南夷之端，一一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也就是说，汉武帝开“西南夷”，最终的成就是“卒为七郡”。汉武帝对“西南夷”的开发，最艰难而又特别重要的开发内容是“凿山通路”。汉武帝前后两次二，余年的开发活动，其主要时间和人力、物力都耗费在艰难的筑路通道之上。因其开发的艰苦性，民间有不堪重负的巴蜀民众的怨苦，在朝有以公孙弘为代表的朝臣的强烈反对。唐蒙、词马相如第一次开发时，“是时通西南夷道，一一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公孙弘亲临巴蜀考察，“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乳此后多次强烈反对，遂有兀朔三年至元狩元年的间歇。开发“西南夷“地，西南北部巴蜀民众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但汉武帝开“西南夷”是当时国家疆域领上开发的头等政治大事，汉晋史家和文人如可马迁、司马相如、班固、當瑋、范晔诸人均盛赞其伟业。开发“西南夷“地的具体实施者，蜀人司马相如面对巴蜀父老的怨苦、诘难，称武帝之举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利在司马相如看来，汉武帝和实施开发“西南夷”的开拓者，当是“非常之人“，开发“西南卖”之壮举，纳入汉中央王朝版图，就是“非常之功”。
另一蜀入常環对武帝壮举的评论是，“南域处邛、窄、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固九服之外也，而能开上列郡，爰建方州，逾博南，越沧，远抚西垂，汉武之迹血谓大业”继汉武帝七郡之没，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于哀牢夷地置永昌郡，西南边疆疆域刍型于汉代基本奠定。常球称之为“大业“，实非溢美之辞。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是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巴蜀他区的经济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以至不堪重负。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向汉武帝上奏开“西南夷“地时说:“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镜。通道，为置吏，芻甚”尽管対开“西南夷“地的灌度估计不够，过于乐观。但是，唐蒙所分析的。开发“西南夷”所依赖的物质力量则至为客观，一是经汉初数十年休养生息后“汉之强”的国力，一是经秦惠文王以来捧。余年开发后的北部“巴蜀之镜七此后二十余年的“西南夷”开发的具体实施进程中，耗费人力、物力最多的，首摧筑路通道，次为军事用兵。而主要承担这两项艰巨任务的，实为北部巴蜀据载，唐蒙先“通夜郎道''（燹道至群拇江）'。而司马相如则“通零关道。桥孙永”，承这一艰巨劳动和巨大耗费的，主要是巴蜀的人力、物力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喪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疲饿离湿死者甚众，一一耗费无功“通道花费巨大。耗时甚长，射蜀民众不堪其负，“西南夷”反叛抵抗，又需仰仗巴蜀“更发兵诛之七双重负担之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暮豪民汨南夷，入粟县官“。汉武帝时期看法“西南夷”地，北部的巴蜀地区则承受了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