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开始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时，我懵了。
农村生活劳动艰苦，又缺乏物质保障，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一切都得靠自己。人生地不熟的我，既要忍受繁重体力劳动的磨练，还要为油、盐、柴、米等日常生活操心；既要尽快融入当地社会，又要早点适应社员生活，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与多年的城市学生生活相比，反差太大，困难太多，也不知道何处是尽头，我对未来有点茫然无措了。
生活，是由一个又一个延绵不断的日子构成的。过日子便是过生活的本质。寻常人过的是平凡的日子，平凡的日子虽简单平淡也有兹有味。在永川乡下过日子的故事，还要从“过三关”说起：
首先要过的是劳动关。
对于在大城市长大的读书娃来说，体力劳动绝对是个严峻的考验。
下乡前，父亲专门提醒我：男人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主动下地做农活，在艰苦的劳动中磨练筋骨。母亲则要求我从长计议，再苦再累都要咬牙坚持，要“挣表现”。还要我劳动之余多读点书，提高思想品德。
下乡后，我牢记父母的嘱咐，对劳动的态度是端正的、积极的。但农村落后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强度之大，效率之低，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
下乡那年的夏天，天气相当热，我从到生产队的第二天开始，就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生产队里每天干活劳动都是分为若干小组，由生产队干部分配，成群结队的下地干活。
可能考虑到知青来自城市，既没有经历过重体力劳动，也没有农业劳动的技能。按惯例，生产队牛队长开始就安排新知青和生产队的妇女和姑娘们一起干农活。
要说农村妇女从小参加劳动，身体好、韧性强，普遍吃苦耐劳，干农活远比城市来的娇生惯养的学生强多了。
偏偏我这个读了十年书的知青，不识好歹，根本谈不上满腹经纶，却空有一腔虚幻的热情，老是觉得七尺男儿和女人家一起锄地、松土、施肥、浇水、拔草等等，面子挂不住，心中不服输。认为既然当了知青，庄稼地里的活不学会几样的话，有点说不过去吧。
大家听说有个新来乍到的知青主动想学庄稼活，无不把我视若怪物。有知青调侃我“外国出机器，中国出宝气”；也有社员也满脑子疑问：什么意思？未必勒个哈儿想在农村呆一辈子不成？
那倒不是。我解释道：主要是觉得男人的出路是强大自己，所以想对自己狠一点，免得到农村白来一趟。
明眼人却对此嗤之以鼻：豁别个？这种假得出奇的大话，谁信？
不错，有些话我没说。因为我的心里确实有个小九九。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段话：自己的想法不要奢求别人的理解，自己的行动也不必获得旁人的同意。干自己想干的事，只要合理合法，那就是自己的权力。说真的：我的这个看似反常的举动，其实从更深层次来讲，也暗含“挣表现”的意图。
就这样在妇女组干了几天，我自告奋勇找到生产队的牛队长，主动要求和队里的壮劳力一起下田干活，要自觉接受劳动的磨炼，做“最好的自己”。
“你开玩笑吗？”牛队长虎背熊腰，是个做庄稼的好把式。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身体单薄的我一遍，不客气地说，“苏知青，我问你，既没有干过农活；又干不了重活，下田能干啥？”
的确，要说我主动要求下田干活是打算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来，百分之百是无稽之谈。可我就是想学干农活，有问题吗？
牛队长半信半疑，要我先分清楚“能做的事和不能做的事”再说，还善意提醒“别勉强自己，行吗？”
我心意已决，听不进牛队长的忠告，红着脸非要试一试。牛队长见我是来真的，便含糊其辞地说“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于是我兴冲冲地扛起农具，跟着男社员一起干农活。不管他们干什么活，我都不分轻重学着试了一试。其实也就是跟在壮劳力的身后打打下手，东一榔头西一棒地瞎弄，浅尝辄止而已。
要说自觉接受劳动锻炼固然精神可嘉，但不切实际的苦干蛮干也不可取。眼看玩笑开大了，也是活该遭罪，自讨苦吃。我咬紧牙关，不断尝试新的农活，也不断遇到未知的情况，这一过程与想象大相径庭，一点都不好玩。
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从小就会背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意。
开头一个月的劳动最难适应，我天天在炎炎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劳作，常常晒得头昏眼花，累得浑身酸痛，稚嫩的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任其自便的结果，是很快体力不支，有点吃不消了。
那时正值盛夏农忙季节，大家每天都在起早贪黑下田劳作。有天挑粪时劳累得差点虚脱。我咬牙硬扛，休息了一天后，又随大家上坡下田。到秋天收割谷子时，有次感冒发烧后浑身无力，我到公社卫生院开了几分钱的感冒药，吃药后睡了一整天，第二天退烧后怕招人耻笑，就不顾大家劝说，爬起床坚持出工，不为“挣工分”，而为“挣表现”。
干农活不仅体力消耗大，技术性也很强，并不是单凭热情就能胜任的。我终于遭累趴了，牛队长见我硬着头皮撸袖子，走路却偏偏倒倒走不稳，知道我吃够了苦头，已经骑虎难下，只是打肿脸充胖子，为了面子在硬撑。便好心地劝我“做不了的事就别做了”，然后不由分说又强行安排我和妇女们一起干活。
五官端正、红头花色，脑后扎两个韭菜把小辫子的妇女队长，会意地给我安排了相对轻松一点的农活。诚实是简单的，更是重要的，诚实是值得人信赖的品格，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这时的我早已意兴阑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意志没那么坚强，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好些。好比幼儿园的孩子，走稳了再跑才能不摔跟头。算了，差不多就得了，演戏过了头，迟早会撑不下去的。还不如回到现实，见好就收，坦然接受贫下中农的好意，顺势体面收场算了。
经过这一折腾，我总算寻找到真实的自己：要认清客观事实，一味逞强行不通的。这么说吧，干农活既是体力活更是技术活，万一有个闪失弄得伤筋动骨划不着。我不得不收敛自己的任性，从此再也没有自不量力地与当地社员一较高低。只以今日的我比昨日的我，力争每天进步一点点。
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勤勤恳恳地出工，踏踏实实地干活，总算渡过了劳动关。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黄瓜山的田野一片金黄，成熟的谷穗沉甸甸地弯下腰，随风摇摆，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彼时的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制度，土地、农具、牲畜等等属于集体所有，干农活由生产队统一安排，队长掌握调动劳动力的权利。社员按劳动能力划分不同的劳力等级，出勤的劳动天数记工分。工分按农活的轻重分为不同的档次，类似于工厂的工资，到年终决算时，按各家人口人数和累计的工分的比例分配口粮。工分超过分配口粮定额的另外发现金，工分不够的补现金，是一种“公有制”形式的经营管理方式。
刚到农村时，生产队给知青定的是出一天工记9.5分工分，值1角9分钱，这已经算是相当照顾啦。当时妇女最高工分9.5分，凡是会耕、耙、耩、扬等技能的强壮男劳力最高是10分。
从7月底到11月年终决算，我起早摸黑出工劳动，努力表现自己，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做了900多分工分，将生产队分给我的红苕和豌豆、胡豆等扣除工分后，分到手的钱少得可怜，共11块多钱，这就是我第一次劳动所得。
对于知青来说，使蛮力固然力不从心，“工分”确实不好挣。但动脑筋使巧力还行，这就引出了当年“挣表现”的故事。
黄瓜山上种粮与平坝上的公社比起来，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因为山上的气温要冷一些，所以，他们每年都要买一些猪和牛的骨头，用火烧成灰作为肥料，在栽秧时用大木盆装上骨头灰，放在田边地头，先把秧苗的根沾满骨灰再栽到田里。黄瓜山的大米也因此品质非常好，米粒细长饱满，煮出的饭油润玉滑，香味扑鼻，远近闻名。每年秋收后，都有从BJ、重庆和成都等外地来的汽车，络绎不绝的开到公社的粮站拉米。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当时全民肉食限量供应，猪和牛的骨头量少不好收集，当地农村干部年年为此东奔西忙，焦头烂额。我立即想到父母工作的饮食公司有众多的餐厅，便试着写了一封信回家反映了这个情况。不料父母相当重视，很快回信说，饮食公司的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为了当知青的职工子弟的前途，满口同意帮忙。
1977年春节前夕，我为“挣表现”，主动找到生产队，提出可以在重庆帮生产队收猪、牛的骨头，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生产队干部意外之余，大喜过望。立即召开队委会研究决定，郑重其事地“派”我回重庆帮生产队收骨头作为肥料，承诺我回家过年算作出工，每天给我记10分工分。
生产队的唐副队长提前杀了过年猪，与几个队干部请我去喝酒吃肉。干部们纷纷给我敬酒，说全队社员对我寄与厚望，表示苏知青的贡献乡亲们会记在心里的。我听了压力陡增，承诺全力以赴，决不食言。
1977年1月下旬，我背负着“收骨头”的“出差”重任和老乡们的期待，启程回家过节。我的运气不错，回重庆时恰逢饮食业春节期间的营业旺季。父母单位的领导出面，联系饮食公司下属的多个餐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以近乎白送的低价，收买了满满一卡车的猪、牛骨头。
我这一趟“出差”忙于“工作”，无暇过节，挺累的。但最辛苦的还是父亲。那段时间，他工作之余左右联系、上下打点，不但不计报酬，还把我们全家存的烟票和酒票（我父亲不抽烟不喝酒）到处送人。常常抽出下班时间，带着我将各个餐厅收到的骨头装进麻袋，用板车运到经饮食公司同意的公司库房里临时堆放。
收骨头的任务完成了，年也过完了。父母亲自己出钱，请单位领导和几个大餐厅帮了忙的业务员吃了一顿饭。平时不喝酒的父亲，那次喝得大醉。然后，父亲又出面请在建设厂行政处工作的亲戚，找了一辆工厂到三线军工厂拉货的顺风汽车，免费拉到生产队。
这一下，当年的猪、牛骨头比往年多得多，生产队用不完，大队的其它生产队也因此普遍受益。秋收时，几个生产队的稻谷都获得了丰收，农民们笑得合不拢嘴。我为当地的农业生产作出了特殊贡献，也算尽了一份心、出了一把力。
乡亲们普遍对我大加赞赏，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更是夸我干得漂亮。公社干部听了汇报，也对我另眼相看，说我的表现值得肯定，还鼓励我“继续好好表现”。常言道“人在做天在看”，行善的人总会有福报，这是真的。我只不过为乡亲们做了一点所能及的实事，没想到公社的领导在一年后的征兵时还记得我，这是对我苦心诚意“挣表现”的最大奖赏。
其次是生活关。
几乎从下乡的第一天开始，生活上的困难便接踵而来，让十七岁的我尝遍了过日子的艰辛。
下乡的第一年，按国家政策，知青们还可以吃供应粮。像城里实行的供给制一样，给当年下乡的知青发了一些基本票证，作为一年的过渡，温饱还是有基本保障的。
每月凭票供应的种类有：粮食仍按70%的大米搭配30%粗粮如苞谷、饭豆等，还有一斤猪肉，一斤菜油，一斤煤油（点灯照明用）。另外有一斤酒（大队小买部只有价格便宜的红苕酒和秕子酒买，公社供销合作社有高粮酒，价格要贵一点）、两包香烟（平时一般买1角5分钱一包的“碧桃”，过节或有知青来访就买2角4分钱一包的“长空”）等。
问题是由于劳动强度很大，体力消耗更大，这点供应粮就显得不够吃了。开头独立生活的几个月，又不会计划，也不懂节约。到月底，有时收工回来，躺在床上一点都不想动，但还不得不爬起来做饭，但一摸米缸，没有米了，只好吃生产队分配的杂粮，这种供应粮吃不拢月底的情况连续发生了好多次。
第二年国家停止供应粮后，我也随乡入俗，还和农民一样干稀搭配，农忙时吃三顿干饭，农闲时也只吃两顿清稀饭，不时还以红苕、苞谷当顿。这大概算是一种成熟吧。
蔬菜也很缺乏。刚下乡时，因为自留地才分下来，没有蔬菜出产，经常吃不上新鲜蔬菜。开始还自己到生产队的土里摘一点时令蔬菜，但生产队的菜地本身就少，摘的次数有限，不是长久之计。由于知青初来乍到，不象当地的农民，家家都有泡菜坛，有泡姜、泡海椒、泡豇豆和豆干、红豆腐、头刀菜等等佐餐。没办法，开始还有亲戚送的松花皮蛋或豆豉解决，后来只好用固体豆瓣甚至酱油下饭将就应付。
为了解决吃菜问题，我从下乡第一个月起，就开始学种蔬菜。生产队分给我了一块7分旱坡地作自留地，土质不太好，但位置很近，就在院子旁边不远的斜坡上。黄瓜山上的气候很适宜种仔姜，有农民劝我也种仔姜。但种仔姜技术要求高，学起来难度大，还需要一定的投入。我为图省事，第一年就将自留地全部种上了白萝卜。白萝卜的种子是生产队给的，有时收工回来，在院子里农民的指导下，在夕阳下的自留地里挖土、挑水、施肥，也别有一番嗞味。
当冬天来临的时候，我自留地种的白萝卜获得了丰收。看到自己辛苦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心中充满了喜悦。
黄瓜山上的萝卜非常好，用手指丈量有两卡长，粗细比拳头还大，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在外面，嫩得轻轻一揑就出水，吃起来香甜爽口。我收了大约好几百斤，在屋子的角落里堆了很大一堆，天天吃也吃不完。我回家过春节以前，就把萝卜给自己留了一点，其它大部分分别送给了院子里的几家老乡。
烧的柴禾也比较困难，有时为了烧的伤透了脑筋。刚下乡时，生产队的农村小伙子在生产队保管室给我抱来一大堆谷草煮饭。我以为可以随便抱，烧完后就自己到生产队的保管室去抱。后来生产队副队长说谷草要喂牛，我就不好意思去抱谷草来烧火煮饭了。但煮饭必须有燃料，只好自己到山下的“踏蹄沟”小煤矿去挑煤来烧。
记得第一次去挑煤时大约在年底，天气很冷，石板路非常陡，当时我按生产队的习惯，也请了生产队的几个社员帮忙。我们几个人天不亮就出发，到煤矿后我发现煤矿很小，是区属的小煤矿，但煤质很好，周边公社的人都在此挑煤。
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上上下下的挑煤人来来往往。我挑了不到一百斤已经脚耙手软，爬一段坡必须歇息一阵，喘半天的气，感觉恼火得很，比路上碰到的那些身材苗条的女农民都挑得少。我的脸上一阵发烧，感觉很不光彩。
勉强挑到家时已近黄昏，我已累得瘫倒在床上难以动弹了，其它几个帮忙给我挑煤的小伙子，最少都挑的一百二三十斤，也有挑一百五十斤的，人家一点事都没有。
我便请他们继续帮忙，自己动手煮好饭，炒好回锅肉（为请人挑煤我特地用当月的肉票提前割回了肉，买好了酒和烟）后叫我起来吃的。如此丢人现眼的挑煤过程，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当地农民的生活真的很艰难。
生活技能也成问题。从一些小事可以看出骄生惯养的知青生活自理能力实在太差。举例来说，烧柴灶煮饭，看起来轻松，其实里面是有技巧的。起初我为学煮饭常常被烟熏得眼泪长流。吃了好几天的夹生饭后，才慢慢学会了烧柴灶。
农村没有自来水，每天都要到水井挑水吃，由于是自己花力气挑来的，我很快就改掉了在城里养成的随意浪费水资源的坏毛病。水缸挑满后要自己做饭，但做饭炒菜我啥都不会（除了炒鸡蛋），是邻居大嫂手把手教我做甑子饭（也叫沥米饭）和焖锅饭，炒菜的基本程序也是向邻居大嫂学来的。
农村没有电，知青供应的一斤煤油用于点灯照明。由于我晚上喜欢灯下看书，煤油也不够用。下乡第一月，还没到月底，有天天黑了去点灯才发现没油了，第二天去买煤油，被告之要到下个月一号才能买当月的，我只好打了好几天的黑摸。没有光明的光阴实在无聊，记得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火的发现对人类发展的意义，我在这时算是切实体会到了这一点。
第三是思想关。
生活的艰辛，引起了对前途的担忧，这一点更加深了思想上的忧虑。对初次离开城市的知青们来说，孤独苦闷是普遍现象。克服眼前的困难已经耗费了我们太多的能量，而对前途的迷茫，更像压在心上的一块巨石，怎么也搬不掉。长此以往，前途堪忧。
还有，除了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之外，农村的环境沉闷，消息闭塞，又看不到报纸、杂志，也让人难以忍受。
可日子再艰难还得过下去，过度忧虑未来也没什么意义，社会瞬息万变，今后怎么变谁都不知道。我只得默默地忍受一切，努力以坦然的心态宽容地接纳现实，尽量平衡内心的焦虑和生活的压力，好不容易才渐渐地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
正当我处于初到陌生的艰苦环境而彷徨之际，陆续收到一些同学的来信，知道他们按照自己父母单位规定的地方已经下乡，到资阳县、云县和古蔺县的最多。像建设厂、空压厂等大单位，在工厂下乡知青较多的每个县或区，还安排有工厂的带队干部，为作为职工家属的知青子弟保驾护航。
知青们在农村，不约而同都面临着生活不适应和前途渺茫两大问题。同学的信普遍带着对未知的迷茫，把诉苦作为了主题。我对初入社会的同龄人的诸多疑问当然不便苛责，我的回信同样分享了自己在农村苦不堪言的难得经历。尽管自己也心情阴郁和惶恐，焦虑感一时难以平息。但我不想抱怨，父亲告诉过我：怨气的生灭会影响运势。所以，单纯的我与有类似经历的下乡同学的通信，一般没有时间无病呻吟，只是互通信息，相互鼓励。当然，这并不是说年纪轻轻的我们思想成熟了，只说明严酷的现实使刚刚脱离学生时代的知青们早熟了，这是一种历经磨难的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