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1906年，23岁的卡夫卡获得了布拉格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学位。卡夫卡的友人兼传记作家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表示，卡夫卡选择学习法律，是因为这个专业的“目标不确定性最大，这就相当于它的适用范围最广、选择最多”，也最有可能应用到现实的生计需要上。卡夫卡从未打算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唯一的理想抱负就是写作。

在一家商业机构中有了一段繁忙且不愉快的经历后，卡夫卡转头进入了一家半政府机构——波希米亚王国工商保险公司（Workers Accident Insurance Institute for the Kingdom of Bohemia）。这份工作看上去恰好符合他的职业规划——工作时间短，难度不高，要求还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他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不同行业内出现事故的原因，以及其中涉及的风险。这份工作有且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它太过稀松平常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尽管卡夫卡在这个岗位上撑过了12个年头，不过从他那充满苦涩的日记中能读出他的煎熬。他忙里偷闲，不断尝试空出时间来创作，却频频受挫，那股内心的绝望和自怜如雪山崩塌一般将他重重压住。

1910年12月，他写道：

我如果没有从办公室里解放出来，我就会迷失，这只是在于如果坚持将头抬得高高的，我就不致被淹死。这将会是多么沉重啊，这要从身上花出怎样的力气来啊。

下班后回到家，卡夫卡往往感到身心俱疲，痛苦不已。“我实在是太累了”这句话常常出现在他的日记里：

我累了，我一定要通过睡觉来恢复一下，不然的话，我在哪一方面也没有希望了。要维持自己，需要多少的艰辛啊！竖立一座纪念碑却不用花费如此多的力气。

他试过在下午不上班的时候休息，晚上继续创作，然而这样的做法意味着他要耗光自己所有的精力，难以完成第二天的工作。“我不会再丢下日记。”他一度这样写道，“在这里我必须紧紧地抓住自己，因为只有在这里我才能做到这些。”

1911年，卡夫卡在他与人智学创始人鲁道夫·施泰纳（Rudolph Steiner）博士的一次对话中提到了自己无望的处境。他表示，自己的工作和写作“这两种职业从不互相容忍”：

一个里面的最小的幸福成了第二个里面的最大的不幸。如果我在头天晚上写出了好东西，第二天我就在办公室里精神不振，什么也干不出来了。这种摇摆不定的状况变得越来越厉害。在办公室里，外表上我符合我的职责，但却不能实现我内心的职责，而且那个未实现的内心的职责变成了一种不幸，这不幸不再因我而起。

除了这份保险业的工作占据了卡夫卡的注意力，还有一部分时间又被浪费在他父亲开的帽子厂上，他需要替父亲监督工厂的运营。1911年，他写下“这种烦恼，是工厂给我带来的烦恼”，并且对经济的焦虑“肯定会导致我生存的全部毁灭，我的生存本来就越来越受到限制了”。几年过去后，卡夫卡的情况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得到好转，他直言道：“但凡我去工厂，我就会失去写作的能力。”哀叹之中，卡夫卡还描绘出相应的画面来突出他对这个地方的反感，其冲击力之强，让人感同身受：

如果我一定要去工厂的话，……就好像我走在山隘的一条狭路上，在那里我还要低下我的脑袋。

然而撇开这一切不提，卡夫卡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应该受到谴责，认为自己没有在办公室里认真地干过一天活。“最终，是呀，我明白了这一点，这只是废话，”1911年2月，他承认道，“我感到歉疚，办公室对我有着最清楚、最正当的要求。”马克斯·勃罗德还描述了卡夫卡昼夜工作的场景：一边是要花上数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报告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就是工作中无尽琐事的缩影；另一边，卡夫卡家里的工作桌上正摆着一份未完成的稿子，等待他继续奋笔疾书。

因此，勃罗德的看法是，文学作品并不是卡夫卡生命的全部和最终意义，然而从卡夫卡日记中的许多段落描述来看，文学作品之于卡夫卡本人来说，似乎就是这般重要。与此相反，勃罗德写道：“对他而言，社会生活和工作才是他的最高目标和理想。”

这样的描述就导致出现了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情况。客观地说，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工作称不上“意义重大”。他不过是公司里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他起草调查报告的工作随便哪个人都能胜任（他本人就无比清楚这一点），而他桌上摆放的稿子却只能由他自己完成。至于他父亲的厂子，卡夫卡自问，就算自己能够了解整个工厂如何运作，“那会达到什么呢？”尽管如此，他还是会自责对父亲的工厂没有尽到应尽的“本分”。

1917年，卡夫卡在确诊肺结核后终于辞职，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之中。但他后来的一句名言却充满了对过去工作和生活的辛辣讽刺：“他疲惫得像是战斗后的角斗士；他工作，不过是在政府官员的办公室的一角粉饰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