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雪原文集（全5册）
- 田雪原
- 21451字
- 2025-04-08 14:10:10
学然后知不足
——我的学术自传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决定出版我的第五卷“文集”，前四卷也要一起再版。于是总想找个合适的题目写段文字放在前面，作为迄今为止做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礼记·学记》中有一段颇有哲理的话：“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意思是说学习了之后，方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教授别人之后，才能知道自己的困惑所在。知道自己不足，方能进行自我反省；知道自己困惑所在，才能自觉奋发进取。“学然后知不足”这段话颇有穿透力，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将我的学术生涯串连起来，从中理出从事研究工作的思绪和轨迹来。也像一把钥匙，打开我的一个个学术情结。
学术激情哪里来
有一次，同我的几位研究生讨论博士毕业论文写作。其中一位说道：“读田老师的文章，不仅有理论、有文采，而且字里行间总有一股激情回荡着。请问老师，你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怎样才能融入文章之中？”我一时有些语塞，难以用一两句话表达清楚，便说“有理论、有文采不敢当，有激情倒是有点儿渊源，我们另找时间说说吧”。下来之后，我认真思考梳理一下思绪，以讲故事说史方式，同这位同学进行了交谈。大致讲了这样的内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条未经我国许可外国人自行修建并经营的铁路，那就是安（东）奉（天）线，即现在的沈（阳）丹（东）线。日本人修建该铁路，可以更便捷地掠夺我国东北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木材、大豆、高粱等资源和产品，支持其野心勃勃的“大东亚圣战”。毫无疑问，这条铁路除了担负运输任务外，也成了强迫沿线中国民众开矿山、建工厂、修道路和抓劳工、要出荷（税收）强取豪夺的工具和动脉。我的故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座煤矿和制钢所，扩展为殖民地式“煤铁之城”的。由于集铁矿、焦煤、石灰石、耐火黏土等资源于一地，以钢铁为主的重化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也日复一日地积聚加深起来。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大刀，刀光剑影伴随着“八咯呀路”的吼声，在面无表情的中国劳工面前回荡。当时不知道还有一个偌大的中国存在，只知道山海关外的东北伪满洲国。
为什么日本人和中国人不一样？干的活不一样，日本人拿着战刀指挥，中国人干最脏最累的苦力；吃的不一样，日本人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中国人吃的是橡子面菜团子；地位不一样，日本人说一不二，中国人却只能听从吆喝、任人摆布。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结束了中国人民当牛做马的日子。可是中国人为什么会成为亡国奴呢？这是我幼小心灵中解不开的谜团。后来上小学时，当教师的哥哥送给我一本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我把它称为打开我心灵天窗的第一本启蒙读物。当读到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祖国母亲的身体、吸吮母亲的乳汁时，眼前浮现出日本侵略者的大刀和烧、杀、抢、掠惨景，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心头充满悲愤！作为祖国母亲的儿子，立下生平要为国家富强、民族解放报国献身之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犹如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结束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被侵略、被奴役、被剥削的百年屈辱史。此后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揭开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序幕。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每个人都怀着企盼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理想而工作着、奋斗着。在这样的背景下，1959年我接到高考入学通知书，踏上通往首都大学殿堂的求学之路。记得那是8月30日，由沈阳搭乘156次大连—永定门的直达列车（当时车次编号在100以上均为逢站就停的慢车），用了23个小时方才抵达永定门车站。8月31日清晨火车经停山海关站，因为需要更换蒸汽机车车头而停车20分钟。听到一路上列车广播员熟悉的声音播报后，车一停便跳下站台、冲上天桥，一览长城天下第一关的雄姿！
虽然自知缺乏诗词天赋，可是心血来潮、激情难耐，还是信笔填词一首：
忆秦娥·山海关
（1959.8.31）
东风开，
骤雨初晴过山海。
过山海，
雄关依旧，
孟姜安在？
亿万青砖垒山隘，
乾坤一抖东方白！
东方白，
报国有门，
学子归来。
为何讲“学子归来”呢？照理，离别家乡千里入关，当有背井离乡之感才合情理。不过，对于一个童年时代根本不知道关内祖国存在，如今满怀报国之志投进她的怀抱，并要到前身为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读书，那份真切的回归之感是他人很难感受得到的。入学后不久，正赶上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参加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和晚会狂欢，在金水桥上唱着、跳着，少儿时代的屈辱、悲愤被歌声和欢跳带走，心中好不欢畅！
然而回到燕园，却遇到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北大正掀起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校长《新人口论》热潮。这使我陷入迷茫。于是便躲在图书馆第五阅览室（期刊阅览室）一隅，找来马寅初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等文章，同时也找来一堆《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判文章，对照着读了起来。读着、读着……越读越觉得老校长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颇有道理，更为他那种年近八十誓死捍卫真理、直至战死为止的不屈精神所打动；相反，那些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却讲不出多少道理来，除了贴标签式的政治口号和扣大帽子之外，便是偷换前提一类的逻辑推演，其目的就是要将《新人口论》批臭，把马寅初一巴掌打下去。特别受到康生亲临北大点名批判“属于哪个马家”影响，包括马老居住的燕南园在内的整个燕园，更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最后马老真的从北大校园、政坛和学坛上“蒸发”了。这着实使我困惑了一阵子，难道这桩公案就这样盖棺定论了不成？当时不清楚，正是这样的认识化为一种情结，埋下后来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和走上人口科学研究之路的种子。
1964年8月从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后，先是参加两年“四清”，接着便是所谓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干部下放劳动。除了和这一代人大同小异的经历外，作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说史的学人来说，原本盼望祖国尽快强盛、人民尽快富裕起来的情结受到莫大的伤害。在“四清”与人民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亲身体验到新中国成立十五六年后，广大农民依然过着缺吃少穿的清贫日子；城市也好不到哪儿去，低得可怜的工资不便以“元”启齿谈论，竟以三位数“大毛（角）”戏说。直至70年代每人每月只供应几两油、肉、蛋，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日用工业品都要凭票供应，在饥饿、温饱、小康、富裕和更富裕几个发展阶段中，总体上处在由饥饿向温饱过渡阶段，相当数量的民众还停留在饥饿阶段。由此不能不对当时的人民公社以及整个国家的计划经济产生疑问：为什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忧虑的是生产过剩，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国家则被经济短缺所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三十年，我们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期望跌到了失望的边缘。至于所学的知识尤其是经济思想、理论、学说，只剩下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独领风骚、独霸天下，其余均被不同程度地划入封、资、修范畴加以批判。到头来，旧的批判马寅初的迷茫未散，新的迷茫却又悄然袭来、难以挥去，一时间真的迷茫起来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立，给我的感觉真的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迷茫开始散去，科学发展的春天来到了。于是即刻投身到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中去，开始了新的研究征程。开头在《光明日报》等发表《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大会战”是组织经济建设的好形式吗？》等几篇文章，抒发多年来蓄积于胸的经济学方面的郁闷，颇有一吐为快之感。但是最大的学术情结还是当年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时投下的阴影，于是提起笔来，奋然撰写并发表《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等几篇文章，从此同人口学、人口经济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一石激起千层浪。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一反长期困扰人们头脑的人口越多越好论教条，揭开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序幕。接着我又将马寅初发表的相关文章、讲话、接见记者谈话记录等，收集、整理、编辑出来，送交出版社以马寅初《新人口论》命名发表，并在短期内两次再版，产生某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央和省、区、市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部队机关等邀请前去做报告，出现前所未曾有过的人口问题、人口研究热。在这种形势下，198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决定对华援助，人口科学研究和教学包含在其中，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我服从分配到该中心。但是我原来所学专业为经济学，经济学与人口学有着某种近亲血缘关系，但是毕竟属于不同学科。“隔行如隔山”的道理提示我，要从经济学转到人口学研究必须补上这一课。机会来了，1982年5月美国东西方中心邀请我到那里作高级访问学者，进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研究。我则利用这一年多的时间，一方面完成研究课题，另一方面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当时主要的人口学论著，并且结识了前往那里做交流访问的著名专家学者。美国东西方中心坐落在夏威夷群岛檀香山市（HONOLULU），地处太平洋中心，亚洲、大洋洲、美洲三大洲连线交会处，风景如画，既无严寒又无酷暑，每年都有众多访问学者光顾。在那里，有机会结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A.柯尔、芝加哥大学G.S.贝克尔和F.豪泽、布朗大学S.哥德斯坦，英国伦敦大学的布拉斯、日本大学的黑田俊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考德维尔等大师级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带着求知的渴望学习他们的专长，受益匪浅。
1983年6月回国后，即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将主要研究方向锁定在人口学以及人口经济学、老年人口学。按照中国社科院与联合国人口基金达成的协议，人口研究中心以院属研究机构名义对外，对内开始挂靠在社会学研究所，后转到经济研究所，实则相当于该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1984年4月我被任命为人口研究中心负责人，1985年1月院务扩大会议将人口研究中心列为院直属单位，随后任命我为中心主任。为了与中国社科院建制相协调，1987年人口研究中心改为人口研究所，被任命为所长，创办并兼任《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主编、《中国人口年鉴》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1999年院将超龄退下行政岗位的院领导和部分研究所所长组建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我为第一、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成立，为首届学部委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从事研究的学术生涯，迄今共发表专著35部（含主编，其中英文2部，日文1部，英、法、俄、德、西、阿等多种外文本合著1部），论文500余篇（含外文50余篇），研究报告30余篇（部）。按时间顺序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归纳，主要研究领域和发表成果的学术观点，概括如下。
1.人口经济理论拨乱反正研究
1978年岁末，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契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拨乱反正的大幕拉开了。由于本人所学专业原本为经济学，便从经济理论入手，针对长期以来忽视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重生产轻消费、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等撰写文章，在《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为社会主义的“托拉斯”恢复名誉》等几篇。不过笔者进入拨乱反正主战场，主要还集中在人口理论正本清源、人口与经济发展方面。突破口是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这是20年前凝聚的一个情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便将多年积累的相关资料整理出来，拿起笔来撰写《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1979年8月5日《光明日报》以近整版篇幅全文发表。近来有一位同事撰文，以我是北大经济学系毕业、当时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和我本人具备的一些条件等为“理由”，对我撰写发表该文做出推断，认为是奉命之作。这里，我要郑重表示：我撰写为马寅初新人口论翻案文章同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没有关系，纯属个人行为，是我郁积多年学术情结的迸发，是“蓄谋”近20年的由衷之作。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我的文章初稿即已完成，中间数易其稿后，送到《光明日报》社。为什么要送《光明日报》社？一是该报主要面向科教界，“翻案”一文毕竟属于学术范畴。二是当年批判马寅初时，《光明日报》扮演了急先锋角色，应当负有平反责任。稿子发出不久，报社负责同志告诉我，准备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但要等一等，先下点儿毛毛雨（发表点儿舆论性质小文章），然后再发表我的文章。发表时报社加了“编者按”，作为对过去错误批判的清算。文章发表后引来强烈反响，多家报纸杂志转载，日本厚生省全文翻译刊载，《北京大学学报》等约稿，北京出版社接连两次再版由我编辑并附介绍的马寅初《新人口论》（文集）。相关政府部门、高校、科研单位及相关省市等，纷纷邀请前往作学术报告。以此为契机，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几篇文章，推动人口理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同时出版本人第一本人口学专著《新时期人口论》，香港《大公报》发表影印书评，认为“这是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以后第一本全面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专著”（《大公报》1982年7月21日）。这些论著，解放思想、打破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禁锢，着力推进理论拨乱反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将人口问题说成政治问题，造成人口问题长期无人敢于问津。包括人口在内的社会科学中的某些问题，往往同政治有牵连；然而二者毕竟属于不同的范畴，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和解决。批判马老新人口论时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批判，谁讲人口问题谁就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就人为地划出了一个“禁区”，堵塞了言路，致使人口科学研究中断了一二十年。在学术问题上，有时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只能坚持讨论的办法、民主的办法，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办事。
二是片面夸大人口多的好处，用“人手论”取代“人口论”。批判中加给马老理论“罪状”之一，是“见口不见手”，只看到人作为消费者一面，没有看到作为生产者更重要的一面。批判者的逻辑是：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因此人口越多越好。甚至认为“人口”一词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吃饭的口，而不是劳动万能的一双手呢？应将“人口”改为“人手”，“人口论”改为“人手论”。事实上，人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扣除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无论少年人口、成年（劳动年龄）人口还是老年人口，无论能劳动还是不能劳动人口，均要消费，消费是维系人口再生产不可或缺的条件。而且，就以“口”还是以“手”计量人口数量而论，以“口”计量要更科学一些。因为一般情况下，无口之人是不能存活的；而无手、仅有一只手或一只手也没有的不全之人，尽管所占比例很低但却有微量存在，以“手”计量是不够严谨、不够科学的。
三是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谁讲人口质量谁就是仇视劳动人民。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控制人口的数量、提高人口的质量，用他的话说，就是去掉这个大负担、保存这个大资源。批判中却将“提高人口的质量”说成是贬低、仇视劳动人民，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种族优生论的翻版。人口指居住在特定地域的总体而言，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马老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切中人口问题要害。
四是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上，突出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批判新人口论以后，更加强调人口不断迅速增长，致使这一“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占据学坛30年，甚至写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断迅速增长”的潜台词，是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因此，尽管当时我国在实践上程度不同地推行节制人口的计划生育，但是理论上解释为有利于母亲、儿童健康，有利于妇女解放，绝不是因为人口多了的缘故。显然，这样的解释很牵强，有掩耳盗铃之嫌。这就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背离，陷入误区的理论难以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只有清除这一理论教条，明确我国人口问题属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才能为控制人口增长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2.“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将人口转变理论与中国人口变动实际结合起来，提出并阐发集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升、结构调整于一体、相结合，不同时期重点不同的“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收入本套文集的《关于人口发展战略问题》《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等，做出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其中《2000年中国的人口和就业》为《2000年的中国》报告首篇，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瞭望》《群言》《中国人口报》等报刊，就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重点转移等做出报道。由于学界对人口战略存在某些歧义，上述论著首先对人口战略概念做出界定，强调人口发展战略要特别注重它的长期性、全局性、阶段性。其次从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现状出发，联系现代化发展趋势，提出“缓着陆”高位预测、“软着陆”中位预测、“硬着陆”低位预测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确立以“软着陆”中方案为主的“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在“控制”“提高”“调整”协同推进中，更注重人口的数量控制，以“控制”为重点。目标是将高生育率降下来，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1991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10更替水平以下，出生率下降到20‰以下，死亡率下降到7.0‰以下，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3.0‰以下，人口再生产叩响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门环，推进到第一步与第二步交会点。
第二步，逐步实现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向以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并重，再向以素质提升以及同素质提升相关的结构调整为主转变。目标是在低生育水平基本稳定条件下，推动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后人口转变”前行，直至增长势能释放殆尽，实现人口零增长。按照“软着陆”中方案预测，2030年前后第二步可基本完成。
第三步，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零增长以后总体人口将呈现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做出全方位的适度人口抉择。所谓全方位适度人口，即人口的数量是适度的，人口的素质是比较高的，人口结构是比较合理的；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比较协调的，发展是可持续的。
当前，“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推进到第二步中期。第二步是中国人口发展战略转移的新阶段，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一步，能否走好关系到阶段性目标和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立足中国人口实际并联系国内外社会经济发展变动历史考察，走好第二步关键是把人口发展战略重点转移到以提升人口素质为主上来。这既是人口自身变动和发展——狭义人口战略发展的需要；又是人口与发展——广义人口战略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同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休戚相关、高度契合，是高质量发展重要的承接和基础。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当前走好第二步是关键》《中国人口素质步入全面提升新阶段》等论著中，对此做出创新性阐发，强调将其融入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战略之中的意义。就人口自身变动而言，还要特别把握好人口数量由增到减、少子高龄化两种变动趋势，把握好总体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老年人口变动的趋势、特点和问题，合理调控推进的速度和节奏。
3.老龄化和养老保障改革研究
早在1980年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召开人口座谈会起草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时，便注意到控制人口增长带来的老龄化问题，并于当时即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论文。后来主持“七五”国家重点并与联合国合作项目“中国老年人口调查与老年社会保障改革研究”，进行了除西藏自治区、台湾省之外覆盖全国的老年人口抽样调查，出版《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召开国际人口老龄化和老年社会保障讨论会，出版中、英文论文集；撰写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报告，主编《中国老年人口》（人口、经济、社会三卷）专著，公开出版发行。比较系统地分析、概括了老年人口现状、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包括老年人口年龄、性别和文化构成，婚姻、家庭和生育回顾，收入和经济来源，以及就业和职业、供养和医疗保障、健康和生活料理、居住和活动等情况，提出建立集社养、家养、自养于一体“三养”相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在此基础上，借鉴欧美、日本等国经验，积极探索养老社会保障体系顶层设计，打破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企业与事业之间的“二元结构”，推进养老金全国统筹改革。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改革研究，具有超前意义，受到宋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鼓励和支持，认为该研究“对我国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对繁荣和发展老年人口科学，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宋平：《加强调查研究，改革养老制度》，参见《中国人口科学》专刊（1），1988年1月）。中国老年学会会长梅益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书评，将《中国老年人口》（三卷）誉为“中国老年科学的奠基作”（《人民日报》1992年4月12日）。《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和《中国老年人口》（三卷）专著获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单一奖项）、首届中国人口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老年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30年的实践证明，上述老龄化研究取得的成果，包括调查数据资料、研究结论、政策建议等，是科学的和符合实际的。然而生活的树是常青的，新问题不断涌现，需要做出与时俱进的研究。进入21世纪，发表《中国启动新一轮养老保障改革》《全面深化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等新作，针对客观存在的养老金积累风险不断增加，通过权衡做实个人账户和完全名义账户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提出部分做实个人账户改革方案，给出相应的做实比例；针对养老金被挪用、被挤占等问题，提出部分养老金按比例进入金融市场以保值增值建议；针对人口老龄化分阶段累进推进特点，发出“十三五”养老保障各项事业绝不能欠账，只能超额完成预警。
4.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创新研究
可分为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分别做出阐发。实践层面：“二战”后边缘、交叉研究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当属这样的学科，也是本人研究工作中的一根支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侧重总体人口、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人口素质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寻求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人口变动视角。80年代在《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就业战略重点的转移》研究中，从我国经济发展、农业资源和人口城乡结构实际出发，提出并论证了农业种植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工商业、乡镇企业、林牧渔业各转移1/3，实施“三三制”转移方针，给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和决策选择。《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现代化建设》（《人民日报》1983年6月5日）论文，首次提出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老年和少年人口之和占比——从属比或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指出这是千载难逢的人口机遇期。“黄金时代”对实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加快现代化建设意义非比寻常，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机遇期加快经济发展。笔者查询，此是最早提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为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一类的文章，与后来被称为“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人口视窗”的判断同出一辙，涵义相同。均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升高、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下降，即劳动力充裕、社会抚养比较低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机遇期。30年过后，当这一变动越过峰值，一些文章宣称中国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人口红利消失时，本人则提出黄金时代划分应以从属比低于0.5为标准。如此，2010年越过刘易斯拐点后还有20年左右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期，2030年人口零增长实现以后，方才进入人口亏损、人口负债期。衰减不等于消失。应当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审视人口转变的影响，继续发挥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理论层面：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社会经济性质和发展水平对人口生产起着决定性作用。结合中国实际并深入微观层面，笔者主持“八五”国家重点、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并与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合作项目“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通过组织和开展“中国1992年家庭经济与生育10省市抽样调查”，取得第一手比较完整的数据资料，完成研究报告和专著《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主编）、《市场经济与人口控制》（第一作者）等，取得新的突破。在对西方孩子成本—效益理论做出评价和合理借鉴基础上，提出并阐发了孩子社会附加成本—效益理论，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并对中国出生育率变动做出具体的理论阐释，是一项创新性研究成果。分析孩子成本—效益与现行生育行为的矛盾现象，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应把合理增大计划外生育子女成本、有效提高独生子女和计划内生育子女效益放在突出位置，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建立相应的利益调节导向机制，完善相应的政策和法规。该项研究在国家人口计生委和四川省委领导支持下，在四川省开展独生子女双全（伤、亡）保险及父母养老保险试验，取得实际效果。《经济参考报》（1992年7月12日）、《群言》杂志（1996年10月）等新闻媒体做了报道。相关文献和试验做法汇总起来以《独生子女与父母养老保险的理论与实践》（主编），于1992年正式出版发行。
5.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将人口纳入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框架体系，是广义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自然延伸。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日程》，一系列国际会议促使可持续发展研究不断升温，落脚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五大支点上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研究特别是广义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需要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进行边缘、交叉和综合研究。结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推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专著和《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第一要义》《人类文明：人类控制系统与自然控制系统的博弈》等论文，提出并论证了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总体理论框架结构：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切发展都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可持续发展最终是为了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人类参与并且按照人的意志进行的资源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的推进器和调节器，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只能依赖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推动。这一理论框架和战略顶层设计的推出，产生一定社会影响，明确了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并就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素质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等，做出有一定独到见解的研究。论文《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96年获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主撰和主编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人口、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专著，获部委级优秀成果一等奖。
6.人口政策与时俱进研究
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在从事上述人口经济研究时，总想把过去多年积累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亲身参与相关人口政策制定积累的文献资料整理出来，运用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结合三十多年的实践，做出比较系统的阐发。以弄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澄清中国人口政策的来龙去脉，推动研究的深入和政策的调整。首先把直接参与中国人口政策制定的有关资料整理出来，并完成论著写作。论文《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人民日报》2009年12月4日在理论版头条发表；专著《中国人口政策60年》列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辉煌历程——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书系”，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新华文摘》2010年第12期全文转载《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一文，多家报纸杂志转载该文和摘编《中国人口政策60年》部分章节，美、日等媒体发表评价并对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做出评论和预测。中央党史研究室致函称：“计划生育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已执行了30年。您作为这项政策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对中国人口及人口发展战略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80年3月至5月，中央接连召开了5次人口问题座谈会，您负责起草了呈送中央书记处的报告。2009年12月，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业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我们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百年潮》发表了我口述，刘一丁、汪文庆整理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的由来与展望》，算是对党史资料征编来函的回馈。该文对当前争议颇多的人口生育政策，用亲历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阐释1980年出台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政策时，即明确该项政策既非权宜之计，不是三年五载的短期政策；也非永久之计，不可能五十年、一百年地搞下去；而是一定时间的一项特殊政策。“一定时间”，界定为控制一代人生育率的时间，即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为什么要以控制一代人生育率所需要的时间为准？因为控制好一代人的生育率，也就控制了下一代作父母的人口数量，既可以起到有效控制人口增长的作用，也可以使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家庭代际结构等问题不至过于严重，保持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的态势。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参会人员，以党中央、国务院相关部委办负责同志为主，吸收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少数有关学者参与。受会议领导同志委托，我负责起草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因而清楚会议全过程。到2009年该项政策走完“一代人”的路程、到达需要调整的时间节点。理应适时进行政策调整，对30年的实践有一个总结，对未来做出安排。但是这个时点即将过去，政策调整却不见松动。作为参与政策制定的学人感到不安和不可忍受，便毅然选择公布事情真相、公开发表文章的做法，这就是该文发表的背景。了解内情的同志知晓，此事曾经引起一点儿风波，幸好四五年后党中央关于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出台，风波始得平息。
以上论著提出生育政策调整具体的三条建议：一是“双独生二”，目前已基本做到；二是“一独生二”，已有少数省、区、市开始试点，建议全国分城乡、分步骤推开；三是“限三生二”，在保证不生育三个以上子女前提下，建议全面放开、组织实施。这一思路和建议不是当时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1980年做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决策时，即有这样的顶层设计。因此与过去的政策并不矛盾，不是改弦更张；而是恢复1980年政策提出时的初衷，是该项政策自然合理的延伸。
上述6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本人研究经历的6个阶段。此外，人口学学科建设，也需要提及一下。1986年国家社科基金成立，人口学在经济学科组，我为学科组成员，后调整到社会学科组。1996年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决定，1997年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利用这一时机，我同学科组成员主要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杨魁孚同志，一起找到国家社科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同志，申请将人口学科作为独立学科单列。提出的理由有三：一为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承认；二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学科发展迅速，目前各种类型、大小不等的人口研究机构近百家，比某些学科并不逊色；三为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多基本国情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以及各方面发展影响之大、之广、之深，非一般学科所能比拟，应加强对人口科学研究的扶持。经国家社科规划领导小组研究，最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人口学作为同经济、社会等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独立后，人口学申报和中标项目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发挥了对人口学科研究扶持和引领的作用。同时利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等社会兼职，团结学术界老、中、青同事，通过学科调研、会议研讨、制定学科发展规划等，探讨出成果、出人才的体制机制，努力把人才培养放在首位。2007年我在代表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会所作的“充分发挥学会作用，大力推进人口科学创新”工作报告中，对近年来取得的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特别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人口健康、人口流动与城市化、出生性别比、民族人口、人口学基本理论等做出综合阐发，提出未来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力求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不过，传统的人口转变完成之后，后人口转变向何处去，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对人口数量、素质、结构有何影响，人口的变动和发展如何融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不仅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而且需要通过实践—理论—实践不断升华的理论研究，推进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可谓任重而道远。
国际人口科学联盟（IUSSP）做出决定，1997年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世界规模的人口科学盛会，有来自五大洲82个国家4000多位专家学者光顾。我作为大会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障专题主持人、中国组委会主要负责人之一，既要提交尽可能有分量的专题研究报告，又要尽心竭力地做好承担的组织工作，要以“双肩挑”的身份出场。兴奋之余，乃填词一首，借以表达当时的心情、感悟。
西江月·北京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
（1997.10）
四千精英聚首，
北京拥抱五洲。
科学原本无国界，
潇洒研讨交流。
资源环境人口，
经济社会统筹。
持续发展好战略，
携手共织锦绣。
从“学然后”走来
前面提到，这里的“学然后”为《礼记·学记》缩代语。不过上面引用的还不是完整的原文。完整的原文为：“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这篇仅有70多字的《礼记·学记》，道出知与行、教与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道理和逻辑。从这一视角观察，也在一定程度上描绘出本人学海生涯行进的轨迹。以本人自孩提至杖朝之年六七十年学习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感触、顿悟而言，还是要归结到“老三条”上来：实践是认知、理论的源泉，认知、理论反作用于实践，实践—理论—实践螺旋式提升范式。尽管这样的认识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不要忘记，书本上的知识、理论是一回事，有无经过实践检验和检验后达到新的提升，则又是一回事。只有“学然后”真正找到“知不足”所在，并身体力行地去“自反”；“教然后”真正抓住“知困”要害，且脚踏实地地践行“自强”；还要特别提及的是，必须站在时代前沿、经过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锤炼和提升，才能把握认知、理论的真谛。
其一，实践是认知、理论的源泉。这在唯物论说来，本属天经地义，不需做任何讨论。最重要的是，能否将其作为包括学术研究在内的一切行为的准则，始终坚持不渝。举几个影响较深、至今难以忘怀的例子。1956～1959年本人在家乡的市立高中读书。为了贯彻落实“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方针，在本钢支援指导下，办了一座颇为像样儿的校办工厂。每周二、周五上午，高三学生都要上两节金工课。专业老师讲完课后，学生按照所讲内容动手实习操作。讲课和操作从钳工开始。记得第一节课，学习和实习操作的是比较简单的度量工具“卡钳子”。老师讲解如何取材、掌握尺寸、使用锉刀，如何平衡站步、端正躯体、均衡发力等。结果还不错，我第一次锉制的“卡钳子”完全合格，受到老师的表扬。随后一年里，老师讲解了车、钳、铆、锻、焊主要的基础课程，实习所做的工件也多起来、复杂起来。现在高中阶段应不应该开设这样的校办工厂、安排这样的实习课程？结论恐怕是不一定需要。然而60年前我所得到的教益颇多、有些甚至还颇为留恋，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到农村劳动和参加军训，感受基本相同。下农村与社员一起耕作、除草、翻地，学到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与牧区社员一起放牧，学到春放阴、夏放阳、数九寒冬放撂荒等实践经验。参加军训正值中苏关系紧张时刻，高校民兵预备役基干民兵训练开展得如火如荼。我担任两年系民兵营长，暑期在北大与清华之间的圆明园一带进行“三防”训练。头顶烈日，一会儿骄阳似火，靴子里的汗水倒出来都能听到哗哗的响声；一会儿又彤云密布、暴雨倾盆。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和演练防空、防化学、防原子，足以构成小说中生动的人物、环境、情节。还记得在上防原子课时，讲到1945年美国投放在日本长崎的那颗原子弹，医务人员的一件白大褂得以存留下来，说明白色抗核辐射能力很强。2006年我到长崎参观当年原子弹爆炸现场，果然见到保存至今的那件白大褂，勾起对原子弹爆炸时剧烈场景的想象。原子武器具有光辐射、冲击波、放射性沾染三大杀伤力，每种杀伤力都有“天敌”，因而也是可以预防的。
依本人亲历，如果不身经童年时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榨、盘剥，爱国情结就不会凝聚和影响如此之深、之广、之久。如果没有20世纪50年代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指导下深入工厂跟班劳动，到农村春种秋收；60年代“四清”与广大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七八十年代改革之初安徽凤阳小岗联产承包第一村之行，北京翠花胡同全国第一家悦宾个体小饭馆的亲身体验，就很难真正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拥有一份至今难忘的工农兵情怀，对改革开放的深情。社会科学具有从情怀到认知、理论、学说一脉相承的天性，因而不仅是理性认识深化的结果，还始终跳动着心系民众感性认识的脉搏。通过增加或减少“供血量”，影响理性认识、理论、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深度、广度和高度。由此联想到当前的教育改革，能否从中受到某些启示、吸取点儿什么东西，在增强学生智能改革上出点儿实招、取得点儿实效？！
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科学实验，是一种常态。红药水（220）是怎样发明出来的？据说是经过220次实验方才取得成功并因此而得名；从最初的飞行器到现代超大型宽体客机，其间牺牲了多少专家、多少架次不同档次的飞行器、飞机，恐怕难以说清楚。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经历多少次实验，失败、成功多少次？超乎人们的想象。相比之下，社会科学研究往往被人误解，以为社科研究无需实验，因而距离实践要远得多。实则不然。孔子周游列国，与众学子谈论仁、义、礼、智、信，治国安邦之道，才有《论语》问世，也才使“四书五经”得以接续整理编辑流传下来。苏东坡做官游迁黄州、杭州、儋州大半个江南，始留下“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念奴娇·赤壁怀古》）绝句；毛泽东率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方才抒发出“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革命浪漫主义豪情。至于考古发掘、地理考察、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资本论》之写作等均离不开社会实践，更是不胜枚举、无一例外。包括人口学、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其对实践的依赖程度更高。我的体会是：遍地是知识，到处有文章。只是把实践提炼成高质量的文章，需要下一番苦功夫、硬功夫，甚至搞得寝食难安、废寝忘食，才能创造出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
其二，认知、理论反作用于实践。认知、理论源于实践且高于实践，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学习和提升认知、理论，归根结底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天职。对此，本人在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人口政策选择研究中，体会颇深。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转入人口研究后，面前放着的第一道课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寻求解决的途径。运用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基本理论方法观察，当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是：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人口增长却比较迅速。在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比较中，生活资料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劳动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比较中，生产资料不足是主要的方面；在人口素质与技术进步比较中，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是主要的方面；在城乡结构比较中，城市化率过低是主要的方面；等等。一句话，表现为短缺经济与过剩人口的矛盾，人口问题首先定格在数量过剩上面。因而解决的根本之策，就是要双管齐下，而不能单管、单一型作业。即一方面要发展经济，改变供给不足现状；另一方面要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改变需求增长过快局面；同时提升人口素质，发挥人口数量—质量替代规律作用。因此，时至今日，本人仍认为当时从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必要的，在担负起草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时，阐述了这样的认识、观点和决策选择。不过这样说并不等于人口数量越少越好、控制越严越好、控制时间越长越好——当时这样的说法小有市场；而是将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同当时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控制一代人生育率，即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在25年左右、最多不超过30年的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一建议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领导的认可。然而当25年期限已到、30年即将来临时，政策相关部门却毫无动静。于是便在《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发文，亮明当初控制一代人生育率决策真相，呼吁尽快进行生育政策调整。虽然实际政策调整晚了几年，但是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是在国内外产生强烈反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还有其他类似的例子，感受最深的是：不管别人重视还是不重视，我们的研究都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推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
其三，实践—理论—实践螺旋式提升范式。对于这样的认识论知行统一观范式，现在有人认为已经过时，应该摒弃了。我以为不但不应摒弃，还要大力提倡，只是不要忘记，要同时代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举两个例子：
例一，世纪之交我到某省做学术报告。结束后还有半天时间才能返回，便到省城附近的农村做点儿社会调查。座谈中谈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时，未曾料到参加座谈会的几位年轻的妈妈，异口同声地说“生育一个孩子好，就是好”。我问怎么个好法时，她们回答“就是好”，好在哪里却说不上来。我再追问：独生子女“小皇帝”独来独往好吗？没有兄弟姐妹、缺少亲情好吗？她们不正面回答，还是那句话“就是好”。我说：你们的回答使我想起“文革”中一首歌，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最后以喊一句这样的口号结束。我解释说，我不是政府官员，和大家谈谈心、交交心，无论大家说什么，散会就烟消云散，只当没有说过，希望大家讲点儿真话。这样一来，大家才解除顾虑。讲到会前领导有布置，交代座谈时别多说话，讲“生育一个孩子就是好”就够了。话匣子打开，大家讲了独生子女父母的忧虑，独生子女心理、情感、教育等多方面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早在1980年中央人口座谈会上大多讨论过，现在是要印证当初的预判是否正确，有哪些新问题出现。座谈会对我触动很大，进一步坚定了控制一代人生育的既定理念，加深并坚定了对生育政策调整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的认识。
例二，20多年前，我赴荷兰作学术交流。双休日，应一位在当地颇有影响的教授邀请，驾车沿着莱茵河畔信马由缰而上，中午时分在科隆停了下来，前去参观向往已久的科隆大教堂。我曾看过一点儿资料，科隆大教堂于1248～1880年兴建，历经7个世纪共632年，耗时恐怕列世界各国教堂之首；规模浩大，与巴黎圣母院、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并列为欧洲三大教堂。来到跟前，果然百闻不如一见：一座长145米、宽86米、主体高135米的大教堂，全部采用磨光大理石建造，再配上两侧5座比主体高出20多米的塔钟，在彩绘镶嵌画玻璃窗掩映下，显示出耶稣“东方三圣王”的威严和肃穆、典雅、秀丽和轻盈。参观完毕，同行的教授问我：“有一个与人口有关的建筑细节，你注意到没有？”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他是什么细节。他说：“你看一下教堂门的设计和建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还是不得要领，追问其详。他告诉我说：“教堂的门与中国门的建筑不同，中国的门一般是两根柱子上面搭一条横木，方方正正；这里和欧洲许多基督教教堂的门上面呈人字状，向内雕进几层，好像一个去掉桃仁裂开的桃核”——说到这儿，他放慢了语速，带点儿解释性地继续说道：“也像女性的阴门。上面是绽开的阴蒂，下面是洞开的阴道口——这不是低俗，而是生命之门，神圣之门，由人们对生殖崇拜演进而来的艺术雕塑。”我感到很惊诧，有关欧洲生殖崇拜的雕像，过去在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等国看到一些，基本上都是赤裸裸的；欧洲比较有名的教堂也看过十来个，还没有听到过如此一说！于是我请他再等我半个小时，掉转身形再次购票入内观览。因为有教授的“理性认知”导读，这次是举一反三、更细致一些地观览，对教堂深藏的生殖崇拜文化和整个宗教文化，既得更深入一个层次的了解和提升。
用“学然后”串连我的学术人生，得到带有根本性升华的效果。星移斗转，一转眼来到耄耋门前，尚有不少积累下来的文献资料需要整理、审编和提炼，发表过的论著也需要重新审视和提升。这就要发扬老骥奋蹄精神，沿着“学然后”的路子走下去，将学术研究更好地融入晚年生活。2008年当我迈进古稀之年门槛时，曾作过一首《七律·登香山》，反映出暮年我对待学术研究的心情、心态和心愿。抄录于此，以“有诗为证”自我激励吧！
七律·登香山
（2008.8.1）
古稀之年登香山，
斗折蛇行向上攀。
一层石阶一层景，
一步更比一步难。
西山晴雪换人间，
回头望已是一天。
学问到老丝未尽，
鬼见愁上来论剑。
几年前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发来邀请，要我为《中华名人格言》撰写几则“富含哲理、语言精炼、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的格言。对于如此之高的要求，未免有些惶恐，只好从日常生活中体会较深并且身体力行的自我约束的警句中摘出几条发过去。想不到在寄来的书中，还夹有一张被评为“优秀作品”的荣誉证书。优秀不优秀另当别论，也无所谓，有点儿实际的约束力倒是十分紧要的。“年龄可以老化，思想不能僵化，学问不可退化”是几条中的一条，至少反映出当前我的一种心态和对老年做学问的一种诉求。如何实现老化而不僵化、不退化呢？我在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局组织编辑出版的一本书中，有《我的健康观——PK四种不同类型年龄》一文，答案就是淡化自然年龄、激活生理年龄、平和心理年龄、践行社会年龄。
淡化自然年龄。一般讲人的年龄，即指自然年龄，以岁表示。自然年龄是时间推移的自然结果，如同植物的年轮一样，每过一年增加一圈，人的自然年龄每过一年增长一岁。怎样对待自然年龄增长？《论语》中说：“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1]。其中“不知老之将至”，就是淡化自然年龄，不为年复一年的年龄增长所左右，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地照常行事。对于自然年龄，古往今来留下西方炼丹术、东方仙山寻求长生不老药的神话，希望延年益寿。然而神话就是神话，谁也没有亲眼见到过长生不老的寿星。倒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等，长寿真的向我们走来。依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1950年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为46岁，2010年提高到68岁，60年间提高22岁，年平均提高0.37岁，为人类发展史上增寿幅度最大的60年。同期中国由不足40岁提高到73岁，提高33岁，年平均提高0.55岁，高出世界平均水平0.18岁，增寿更为显著。[2]然而活得长≠活得健康，因为正常人的一生可分为健康期、带病期和伤残期，现代人追求的目标是延长健康期，缩短带病期和伤残期，长寿+健康才是我们的目的。其实，寿命长短主要由遗传基因决定，后天因素只能起到一定的延长或缩短作用，我们只需要科学地生活、工作、学习，其余由它去好了，不要总是想到年老了、不行了。最好能将自然年龄忘掉，真正做到“不知老之将至”。
激活生理年龄。一般地说，自然年龄同生理年龄有着一定的、必然的联系。人的脑细胞在50岁以后开始减少，脑重量开始变轻，智力开始下降。听觉下降最早，20岁以后便开始减弱，到了老年则减弱更甚。体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老年晚期出现体力不支是正常的现象。因此，衰老（Senescence）是生物体的自然属性，具有不可抗拒、不可逆转性质，迟早是要发生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或迟或早上做文章，延缓衰老，增进健康期。关于健康，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为动派，坚持“生命在于运动”，举出无数个案例，说明运动对保持人体机能完好的重要性。一种为静派，坚持“生命在于静止”，举出不好动的动植物寿命最长，常常把懒得一动的乌龟和傲然挺拔岩石之上、狂风暴雨不动摇的苍松，作为长寿的象征。1941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为祝贺马寅初先生60寿辰赠送的对联，写的便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生命在于平衡”，维持生命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中医所讲的阴阳平衡，西医所讲的营养均衡等是也。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实现平衡，是静止求平衡还是运动求平衡？笔者赞同通过适度的运动求得平衡，即运动要适当，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体质状况的变化，做出适当增减的运动。笔者的信条是：迈开腿、管好嘴、调整好心态。
平和心理年龄。WHO将心理健康与生理健康、社会健康并列为人类健康的三个基本方面，足见心理健康之重要。这是因为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生理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健康。常言道：“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老年如何调整好心态，我将其归结为平和心理年龄，就是要准确定位老年在人生坐标上的位置。就抽象的一般意义而言，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人生角色的转换。角色的转换，可以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去理解。一方面表现为衰减和失去：身体健康的衰减和失去，体力和精力越来越不济，总体上由健康期步入带病期、伤残期；社会职责的衰减和失去，原来担负的社会工作让位给后来人，成为退休养老的自由人；行为观念的衰减和失去，过去从事的是社会需要的工作，退下来以后更多从事的是自己需要的活动，观念上由我为社会转变到我要为我，以减少社会为我。另一方面表现为增进和拥有：自由的增进和时间的拥有，老年由原来的岗位退居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原来有官者变成“无官一身轻”，原来无官者也用不着早上班晚下班，24小时全由自己自由支配；活动的增进和拥有，由原来以单位为主的活动，变成以社会社区的活动为主，相对说来拥有一个更大范围、更多社会接触的舞台；观察评论的增进和拥有，如果说成年时期生活以干为主，退居下来以后则变成以看为主，拥有更多思考、评说的机会，因而有时间提升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可见，老年作为人生最后特殊阶段的人口群体，由于衰减和失去、增进和拥有并存，一方面使他们脱离原来固有的关系，越来越自由，似乎与社会渐行渐远；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太自由，并且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会越来越强烈，成为必须得到社会关怀的弱势群体。联系本人实际，虽然尚未进入这种角色转换，或者大部分尚未进入这种转换；但是已从行政岗位上退了下来，也有一个摆正位置，调整心态，即平和心理年龄问题。相信后来居上、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合乎规律的发展。退一步海阔天空，到了应该放飞心理年龄的时候，何不潇洒走一回？！
践行社会年龄。平和心理年龄，不是放弃奋斗终生的事业，而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多几分宽容，多几分潇洒，让更多的后来人共同推进事业的发展。就步入老年的个人说来，则要充分认识老年的价值。其一，作为有一定劳动能力的经济价值。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大约有1/4仍在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他们把劳动视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需要，是社会有用之人的一种标志。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继续从事科研和其他劳动，不需要再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因而具有成本较低优点，可以为社会创造出低投入、高产出的财富。其二，作为经验积累的历史价值。在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先进技术、中间技术、落后技术将长期并存，先进技术取代落后技术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经验显得尤为重要。而经验是实践知识的积累，同年龄成正比例增长，年龄是人生经验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老年人口具有其他年龄人口群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三，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价值。文化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热点，老年作为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最丰富又经过当代文化洗礼的人口群体，是现实社会文化的富有者，比少年人口富有，也比成年人口富有，应当成为先进文化的成熟传播者，尽管传播中也要重新学习和进行创造。1982年联合国第37届大会通过的《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指出：童年和老年共同承担人类文化价值承传任务，但童年主要是承接，老年主要是传播；老年人口的文化传播，保障了人类的生存和进步；老年人口群体的这一作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成为一种“人类课堂”。如此说来，老年对于社会并非毫无用处，“老而无用”是一个误区。
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老年学者说来，则可以有更多一些的作为。古今中外大器晚成事例数不胜数，我们身边的许多老年研究人员，大都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不过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合格的社会年龄答卷，并非易事。我的体会是，一要不断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是也。尤其在当今世界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人口转变加速进行背景下，“一不留神”就会被时代的列车甩下来。要想不被甩下来，办法只有学习、再学习。要了解新事物，熟悉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严防思想僵化。二要联系实际。学习有两种，一是向书本学习，包括纸质书本和电子信息、图书、报刊等；二是向实践学习，以社会为实验基地，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实践—理论—实践多次反复，取得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三要坚持学术创新。人们常说“青年人喜欢憧憬未来，老年人容易留恋过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此话也揭示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年龄思维倾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的老学者、老专家，在他们的研究中新思维、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太少了，学术上的老话、旧话、套话太多了，给人以落伍和与时代发展渐行渐远之感，这样的成果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科学发展的灵魂，当然也是老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有所作为的灵魂。
田雪原 于文星阁
2018年6月
[1] 参见《论语集注》上卷四，第56页，孔子中国画院金龙阁荣誉出品。
[2] 参见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8 Revision，New York，2009，p.48，p.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