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浙江工业大学钱国莲教授联系我，希望我为她和谢觅之老师的著作《沈寅初院士学术年谱》写序，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有些忐忑不安。荣幸的是，沈寅初院士是我尊敬的前辈，多年来他支持、帮助、提携我，对我有知遇之恩，我能为一直被我们大家尊称为“沈总”的沈院士学术年谱写序，无疑非常开心，深感荣幸；但另一方面，心中忐忑，我是学生辈，让我一个后生给先生的年谱写序，实在不敢当，自己何德何能，不禁暗自汗颜。当我一再与本家钱国莲教授确认得知，是沈总提议由我写序，心中就安了一些，这也是沈总对我的再次提携和锻炼，权当一次课题申报的训练，实在感谢沈总的信任和对我的高看，让我能从他的年谱中有更多的收益。

几十年来，无论中国工程院出面还是其他重要领导希望他写自传，或者安排人写他的传记，他都要么婉拒，要么躲避。我询问沈总为何此次答应了，沈总表示是被与他同校的钱教授与谢老师的严谨作风学风所感动。谢觅之老师才思俊逸，文采斐然；钱国莲教授写作非常认真，从沈总出生的经历查起并仔细核实，有些连沈总忘记的事，她都查到了，其中包括1987年由沈总起草的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和杜邦合作开展创新农药研究合同的手稿，收集到了沈总读书时老师的评语等等。

回想起我最初与沈总认识，是在1992年，当时中美在医药、农药领域知识产权冲突严重，我国面临着能否恢复关贸总协定协约签署发起国（即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纠纷，农药的创新和创制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大事，所以众多单位转向了农药的创制开发，而那时我也就由染料化学转向了农药化学研究。因为参加当时的学术研讨和与上海市农药研究所的交往合作，作为一个后生，我认识了沈总，当时他是上海市农药研究所的总工程师。我那时刚回国，并因为国家急需而换到这一领域方向，真是两眼一抹黑，后来能有所进展，都得益于李正名院士、沈寅初院士等前辈的不弃和关心。

当时我知晓并崇拜沈总的有两方面，一是井冈霉素，二是生物化学工程。我国以前的农药基本是仿制国外的化学农药，当时仿制的生物农药或生物源农药很少，那就更谈不上创制品种了，而沈总的井冈霉素及其菌种，无论在原创性和药效应用性方面，都在全国首屈一指，并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后来，沈总及其合作者的相关研究心得，以综述评述的方式分别在2002年和2007年两次在“Chemical Reviews”发表。有关“之父”的称谓，就我后来所知，那是在1997年增补院士时，李正名院士向其他领域的专家们介绍，沈总是“中国生物农药之父”。

实际上，沈总不仅仅限于生物农药的创新研发，而是从事面向更宽广产业应用的生物化学工程研究开发。我本、硕、博士学位都在华东化工学院（即现在的华东理工大学）获得，后来也当过华东理工大学的校长助理（1995）、副校长（1996—2000）、校长（2004—2015）。可以说，华东化工学院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抗生素工学、后来的生物化学工程学科的发源地，全国第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也是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所在地，所以我自认为对生物化学工程学科的渊源还算比较了解。我在攻读精细化工博士时的1985年，就知道，中国化工学会生物化工专委会成立，该委员会每四年一届，沈总和华东理工大学俞俊棠先生等是第一届的四位轮值主席，而该专委会的第一挂靠和秘书处所在单位是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可见沈总和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在生物化工方面的实力之强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物技术逐渐成为国际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我国也开始越来越重视生物技术的研究与产业化。1983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现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管全国生物工程技术的研发，当时国内外几乎没有像样的生物产业，国内人们甚至还没有多少生物技术、生物经济的概念。1985年，“求贤若渴”的化工部希望将生物技术应用于化工领域，在全国范围寻找确定合适的团队，最终选择了在国内外口碑度爆棚的沈总，化工部主动联系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农药研究所，三方共建化工部上海生物化学工程研究中心，沈总担任第一任主任。

1985年，沈总将此消息告知日本的农药权威、日本农药学会原会长、他先前的合作导师见里朝正，见里朝正先生提议沈寅初申报中日交流项目的人才资助计划，促成日方无偿资助上海生物化学工程研究中心总价4000万日元的仪器设备。沈总躬体力行，在生物化工行业的生物催化领域贡献卓著，开启了中国生物化工产业的“高光”历程：创建了微生物催化法生产丙烯酰胺的产业化技术，建立我国第一套利用生物技术生产大宗化工原料的工业化装置，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开采工业。为此，2021年11月举行的全国功能高分子行业委员会年会授予沈总“全国功能高分子行业发展突出贡献终身奖”。沈寅初自己也认为“万吨级微生物法丙烯酰胺生产技术”是他最为得意的一项科研成果。

当然，我对生物化工、生物工程的理解，还得益于麻省理工学院的Institute Professor（讲座教授，该校有十几个）、生物工程中心创始主任、世界公认的生物工程及生物化学工程的奠基之父、学界和业界的泰斗Daniel I. C. Wang（王义翘）。2005年我访问麻省理工时，王义翘的教诲及之后他和我的若干次交往以及对华东理工大学的访问，让我明白，对应于物理学的、面向产业的学科是电子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而对应于化学、生物学、材料学的、面向产业的学科是化学工程、生物工程、材料工程；而生物工程、材料工程是由化学工程延伸而来，先是由化学工程延伸出生物化学工程，然后拓展变为生物工程，当然今天我们可以说合成生物工程。如此的背景，使得我更为理解了沈总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即其意义不仅仅在生物农药方面，还体现在生物化学工程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宽广的生物工程产业方面。

生物化学工程是生物工程的重要并主要的组成部分，在沈总的微生物法生产丙烯酰胺技术问世之前，我国生物工程、生物化学工程最主要的产业技术是生物发酵制药的青霉素等，那些技术早已于1928年在国外出现，以后逐步成熟并输入国内；但除此以外，我国其他产业化的生物工程技术几乎是空白，一直没有大的突破。也就是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物工程只能在高附加值的医疗产业有应用，还无法对其他许多方面产生重要作用。而年产百万吨丙烯酰胺的微生物法生产技术的创立及大规模产业化，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生物工程、生物化学工程研究开发及产业化水平，这也成为青霉素之后最早进入大规模生产的生物工程技术。所以，可以说，沈总不仅仅是“中国生物农药之父”，更是中国生物化学工程的开拓引领者，是中国生物工程技术产业的开拓者。

沈总对钱教授和我以及其他同事都表示，他不喜欢什么“之父”这种头衔，他认为他搞的是生物源农药，生物农药早有人搞病毒杀虫剂，比如金小蜂、苏云金杆菌之类，“父”之名应该早已有了，因为那些生物农药产量实在太小，所以不得不把井冈霉素等农用抗生素为代表的生物源农药收编其中。因此，无论如何，“之父”的名称，沈总说他不敢当，当然也不喜欢。因此，将书名定为《沈寅初院士学术年谱》，如果一定要加“头衔”，则冠以“中国生物化工产业的先行者”，他尚能接受。

这里，我得补充一个细节。1985年，科技部的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第一次设立了“七五”（1986—1990年）国家攻关计划的生物技术在化工领域应用研究专项，其中四个项目分别由全国最强的四个单位承担，五年后，竟然只有沈总的丙烯腈水合酶项目是完成的。而这个项目是沈总科研历程中唯一的一项没有预试验成果而仅凭一个可行性报告立项的，当然沈总此前在井冈霉素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及影响力和信誉是拿到这个项目的重要保证。后来这个项目成果在全国产业化，且年产量超百万吨，高分子行业协会将至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终身成就奖授予沈总。“微生物法生产丙烯酰胺”被原化工部评为“九五”期间重点推广科技成果，并被推荐为1995年度国家十大优秀科技成果候选项目。

沈总早在1967年，在动荡的环境和简陋的条件下就自发开始生物源农药的探索和研究，结果后来大获成功，极具超强意识；沈总在1983年就开始了生物化学工程研究，后来开拓性地创立了微生物法生产丙烯酰胺的技术并大规模产业化。在1983年，知道生物化学工程这个领域的人都很少，人们那时还将新兴的刚萌芽的生物技术产业化和生物经济看成是远在天边的云上楼阁，和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生物工程、合成生物学等当代背景完全不一样。沈总对生物工程技术产业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物工程技术，更体现在工业生物工程技术以及医药生物工程技术。他在医药生物工程技术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基于他在农业、工业领域的成功实践，指导并携手郑裕国院士等合作完成的一系列贡献卓著的生物合成医药产业化项目。

1997年，沈总成了中国工程院第一位生物化工领域的院士。1998年，60岁的沈总获得上海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奖励——“上海市科技功臣”称号。2010年，72岁的沈总获浙江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奖励——2009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

沈总为人始终谦虚、直率。他一贯精益求精，对项目申请书的表述表达，如实验、数据、论据等要求很严，这些我深有体会；他敢于对学术上的不正之风，予以直接批评。另外，他非常谦逊，从不提及自己的贡献，如果别人提及了，他也是尽量突出合作者的出彩之处。

日本的农药研究与开发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60年代，农药杀螟松的发明及大规模产业化及出口，是日本成为发达工业国、外贸顺差国的重要标志之一。随后，拟除虫菊酯、吡虫啉等农药的发明，更奠定了日本农药研究在世界上独特而领先的地位。我1996年参加了在日本神户召开的第八届中日农药化学交流会，沈总因另有他事没有参加。当时我就非常感叹中国和日本农药界老一辈科学家非常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关系。在日本开完会后，我和当时的日本农药学会会长山口勇同行，乘坐从神户去东京的新干线高铁。当时我还抽烟，于是就和同是“烟枪”的山口勇选择坐到了吸烟车厢，一路上几个小时，我俩吞云吐雾，满车厢也是云雾缭绕，尽管座位上人满为患，但浓雾中几乎不见人影，只听见偶尔传来的咳嗽声。我和山口勇，一路聊一路抽烟，聊天中，偶然聊到了沈总，沈总从而成了聊天的主题。山口勇是沈总在日本期间的同事之一，他和我聊了很多研究和实验细节，对沈总的刻苦和聪慧赞誉有加，由此我知道了原来是沈总的研发成了启动中日双方密切合作的最重要而具体的关键因素，并知道了我从未见过面的、当时已经因车祸不幸过世的而我只能在传说中崇敬的、德高望重的日本农药学会原会长见里朝正先生，是沈总在日本理化研究所的合作导师。见里朝正先生是沈总的良师益友，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关于沈总在日本农药研究者心目中的地位，国内没有人告诉过我，沈总从未提及，别人只说过沈总学术好，与日本农药学界联系多，并没有具体提及沈总在中日交往中起着如何关键的桥梁作用。2012年，我以华东理工大学校长身份和沈总一起访问日本国立金泽大学，从而真实地感受到了金泽大学校长、副校长及其他日本学界的朋友们对他的高度尊敬和热情。

沈总在学术上具有敏锐性和前瞻性。今天人们已经熟悉的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生物制药新理念，最初我都是从沈总这里获得。他对新的科研探索总是予以鼓励和支持，对可能涉及学术规范性、严谨性的表达，总是用开玩笑的方式予以提醒。2002年，我组织第188次北京香山科学会议，主题为“绿色农药”，沈总予以大力支持，并在会上就“生物源农药”作了重要大会报告，给予会议主题以学理上的支撑。2003年、2010年我两次出任“绿色化学农药”“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他都鼓励、支持、指导浙江工业大学的教授积极参与并作出了重要贡献，还作为项目的顾问，对整个项目和我的研究与工作予以指导和支持。

沈总乐于提携后进和青年人。人们可以发现，沈总在学术、技术、产业各方面的贡献如此卓著，但与那些项目很多、获奖无数、光彩耀眼的明星科学家相比，似乎项目与获奖并不十分多。但当你仔细研究，你不得不佩服沈总的胸怀和气度。他总是将年轻人推上前台，让他们担当项目负责人、第一获奖人，他要么隐其名，要么把名字放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把机会给予年轻人。2000年，我辞去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去大连理工大学担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沈总就十分赞成和支持。2002年，国家和上海需要沈总出面重组整合国家南方农药创制中心（上海基地），沈总就推荐我兼任。他劝说、支持并帮助我推动整合建立民营非企业的“上海南方农药中心”，这一工作对推动后来的北京香山科学会议和国家“973”计划项目的申请与承担，起到了支撑作用。沈总对年轻人的关心还表现在他对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的支持、帮助，以及他“以身试药”，当“会说话的小白鼠”，与李洪林教授等共同发现降血压、抗癌肿的食品分子，并与江中药业合作等事例上。

沈总，是我心目中卓越、高尚而纯粹的工程科学家！让我一生尊敬和崇拜。

是为序。

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

202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