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雲南近代方志研究綜述

（一）國外研究狀况

民國時期，臺灣成文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中國方志叢書》這一大型地方志叢書，其中共收錄了61種雲南近代方志。該叢書的出版，標志着方志的研究價值和應用潜能已得到國外學界的認可。1972年（昭和47年）日本波多野太郎教授輯錄了《中國方志所錄方言匯編》一書，該叢書據原書影印，收入《橫濱市立大學紀要》，共分九編，輯錄了廣東、廣西、貴州、安徽、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陝西、山東、山西、河北、河南、甘肅、遼寧、福建等省方志中的方言，但未錄入雲南近代方志的方言。此叢書的出版，為方志語言研究開闢了道路，同時亦顯示了方志語言研究的不凡價值。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方志的語言研究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故其語言研究亦未形成趨勢。就雲南近代方志而言，因雲南屬于少數民族大省，故方志記載了較多的少數民族民俗文化，亦記錄了部分少數民族詞彙與漢語方言詞彙。但因詞彙記錄不夠系統，不夠規範，加之部分詞彙晦澀難懂，故對該課題的研究顯得非常薄弱。因此，對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系統作全面的描寫與研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二）國内研究狀况

從國内研究看，20世紀80年代後期，全國新修方志全面展開。為了更好地開發和利用好地方志書這一我國特有的歷史文化寶庫，江蘇古籍出版社（今鳳凰出版社的前身）、上海書店和巴蜀書社三家出版單位在全國各大圖書館的協助和支持下，啟動了影印出版1949年以前各類舊志的專案，做成了一部《中國地方志集成》。其中，雲南府、縣志輯於2009年3月出版。該叢書影印了新中國成立前雲南省的100多種府、縣、州、廳志，共83冊，5萬多頁。其中，府志13種，如《康熙雲南府志》《乾隆東川府志》；縣志48種，如《康熙平彝縣志》《光緒呈貢縣志》《民國宣威縣志稿》；州志28種，如《雍正雲龍州志》《光緒鶴慶州志》；鹽井志4種，如《康熙黑鹽井志》《雍正白鹽井志》；廳志4種，如《道光威遠廳志》《光緒騰越廳稿》《光緒續修永北直隸廳志》；市志1種，如《民國昆明市志》；特别區地志1種，如《民國新編麻栗坡特别區地志》等。2007年，由楊世鈺、趙寅松主編的《大理叢書·方志篇》出版，該書收錄了有關雲南及大理的珍貴方志文獻數十種，是研究雲南及大理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現存關于雲南近代方志材料輯錄和整理的叢書僅有兩部：一為丁世良、趙放主編的《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西南卷》，該叢書收錄了雲南近代地方志中許多地方的歲時禮儀及婚喪嫁娶類民俗資料，為研究雲南民俗文化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但不夠全面。二為雲南省編輯組編錄的《雲南方志民族民俗資料瑣編》，此書匯入了雲南近代方志中的雲南少數民族生産生活及民風民俗類資料，是研究雲南少數民族語言及民俗文化的重要材料。

雲南近代地方志的研究是隨着雲南近代地方志的編纂出版而逐漸興起的，就目前研究來看，成果不夠豐富，内容也較為單一，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1）從方志學角度對雲南地方志的編纂歷史、編纂内容、編纂體例及文本價值等作了研究。如李碩《民國時期雲南編修方志考略》對民國時期雲南編修方志的歷史作了梳理。陳昊琳《論民國時期雲南地方志》介紹了民國時期地方志編纂的基本情况，着重分析了雲南民國時期的方志學理論。黃燕生《元代的地方志》論述了元代地方志的編修及取得的成就。宋永平《民國時期雲南怒江地區的三部方志》對民國時期雲南怒江地區的《纂修雲南上帕沿邊志》《瀘水志》《徵集菖蒲桶沿邊志》三部方志進行了分析。吴靜《漫話雲南地方志》對雲南地方志的發展歷史、編排體例及内容種類作了介紹。周瓊《明清滇志體例類目与雲南社會環境變遷初探》對明清時期雲南方志體例類目的模式及變遷作了探討。趙芳《陳一得與雲南地方志》講述了陳一得主持編纂《鹽津縣志》、參纂《新纂雲南通志》所作出的貢獻。李和《明景泰〈雲南圖經志書〉與天啟〈滇志〉異同説》對明代雲南兩部志書的内容及體例進行了比較研究。另外，張秀華《雲南方志的價值及其開發利用》，舒習龍《〈雲南通志稿〉的編纂與成就》，黃金東《明代方志〈滇略〉述論》，楊天虎《咸豐〈南寧縣志〉介紹及其價值》，古永繼《劉文征及天啟〈滇志〉的史料價值》，宗玉梅《雲南地方志山川類目的文獻價值》，鄧芬、孫博、張麗《從文本内容略論〈滇考〉的價值》等均對雲南近代部分地方志的價值作了研究。

（2）從歷史學角度對雲南地方志涉及的相關問題作了研究。如張麗劍、賴智娟的《天一閣藏書關涉雲南方志考》對天一閣藏書“名同實異”的現象作了辨析。陸韌的《雲南地方的古代歷史記載與史學》對雲南古代地方史學發展情况作了分析。肖雄的《明代雲南書院考析——以明清雲南方志為中心》以明清雲南方志為依據，對雲南書院的歷史作了研究。方國瑜的《明修九種雲南省志概説》對明修九種雲南省志作了介紹，並對各版本淵源與流傳進行了考證。李大海《明清雲南定邊縣與康熙〈定邊縣志〉考》對有關國家圖書館藏康熙《定邊縣志》的纂修時間和古今行政歸屬進行了初步的考辨和訂正。

（3）從文獻學角度對雲南地方志作了校勘與整理。如蔡正發《〈滇志〉校勘拾遺》、王雲《滇志校考》。

從上面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學界對於雲南地方志的研究，幾乎未涉及語言研究領域。而國内其他地方志在涉及語言研究這一課題時，基本也都是從方志編纂這個角度來討論的，並未過多涉及語源考釋領域，由此可見，學界從語言學角度對地方志的關注是不夠的。

對於雲南方言而言，學界早在20世紀80年代便有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厚，專著如姜亮夫的《昭通方言疏證》、張映庚的《昆明方言的文化内涵》、涂良軍的《雲南方言詞彙比較研究》、張華文的《昆明方言詞源斷代考辨》等。另外，有上百篇學術論文亦涉及這一主題，如張士儒的《雲南方言考釋》，彭發興的《談談研究雲南方言的意義》《試論雲南方言詞語的幾個特點》，毛玉玲的《〈説文解字〉中所見的雲南方言詞——兼談方言詞在訓詁方面的作用》《雲南方言的語法特點》，吴積才的《曲靖方言的調類和調值》，鄭祖榮《雲南方言稱叔為“耶”探考》，張茀、張世進《新平方言志》，羅常培、群一《雲南之語言》，吴積才、顏曉雲《雲南方音概况》，張茀、羅常培《〈玉溪方言〉考補》等。值得一提的是，雲南方言與文化的關係問題，目前在學界已受到極大的重視。從近幾年的研究情况看，成果湧現較多，研究範圍廣泛分佈於各地，研究領域也較廣，多涉及方言與地理、方言與飲食、方言與服飾以及方言與稱謂等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説，雲南方言研究已取得不凡成就。但是，研究的局限性亦同時存在。如對方言詞彙的研究範圍主要局限于文學名著或各地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方言俗語，較少涉及地方歷史文獻語言，特别是雲南近代方志語料。由於詞條收錄有限，相對于雲南方言詞彙的全貌而言，這種探討是不夠的，不足以完整體現雲南方言詞彙系統的特徵，展現新中國成立以前雲南語言的實際，充分反映漢語史的發展演變規律。從方言俗語的研究情况看，研究者更多側重於從漢語語音、語法和詞彙等語言層面對方言進行平面描寫，縱向拓展不夠深入，故研究路子較窄。對于雲南少數民族語，研究者大多傾向于從共時層面對其進行研究，歷時層面關注不够。而對于雲南近代方志少數民族詞彙，研究者幾乎未曾涉及，更少關注到古代雲南漢語同古代雲南少數民族語的關係。雲南近代方志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雲南近代的語言文化特色，系統研究雲南近代方志詞彙系統，是以雲南近代方志為切口，全面研究雲南方言和民俗文化的一條重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