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书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置放在20世纪末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围绕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与主流文学“文化寻根”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进行研究，阐述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如何发生，阐述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及代表性作家群体的创作，以此呈现被遮蔽的文学图景，使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乃至中国文学的面貌更为完整。

（一）研究内容

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寻根”现象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探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发生的前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随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的建构，出现了一种以族别身份命名的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新建构的文学形态，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呈现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过度干扰，追求符合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文学表达成为作家首要的创作目标。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致力于国家认同的建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作家的主要要求，因此表达对新中国、新社会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烈认同与强调民族团结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主题。与此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家认同的突出强调，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处于压抑状态。只有零星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表达了一定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如老舍的《正红旗下》、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文学缺失文化根性的现状是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发生的前背景。

第二，阐述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发展的历史轨迹。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少数民族一直被压抑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逐渐觉醒，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根性逐渐得以展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文化寻根”发生的年代，也是其部分之一——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发生的年代。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促使“文化寻根”发生的因素之一，此时期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而传统文化悄然复苏，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相互激荡，使得传统文化进入文学书写的视野。还有，20世纪80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是促推动“文化寻根”产生的因素之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那种立足本土又放眼西方的创作思路启发了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让他们发现、挖掘脚下土地有走向世界的可能，这使得“文化寻根”成为一种文学选择。在诸多因素推动下，中国文学“文化寻根”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也不例外。1985年前后，主流文学界发起“寻根文学”思潮，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倡导，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信。如果说之前，少数民族作家“文化寻根”还显得犹犹豫豫，那么“寻根文学”思潮发生后，少数民族作家“文化寻根”显得较为自觉，涌现了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吉狄马加《自画像》等“文化寻根”的经典作品。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开创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碰撞也更为激烈，少数民族作家担忧本民族文化即将消亡的文化危机感趋于强化，这使得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相对主流文学“文化寻根”显得尤为急切。同时，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入，其对中心文化的解构以及对少数文化、边缘文化的关注，进一步强化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认同感，为此少数民族作家们“文化寻根”更为自觉。所以，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有力地推进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向纵深与广阔拓展。此时期，更多体现“文化寻根”倾向的经典之作问世，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大地的阶梯》、张承志的《心灵史》、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潘年英的“文学人类学”三部曲、阿库乌雾的系列诗作等。

第三，选取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中三个代表性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将它们置于20世纪末开阔的历史背景下，详尽地剖析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具体路径、内涵以及艺术形式探索等，以此展现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及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多样性。藏族作家的“西藏新小说”文学书写是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第一个研究个案。“西藏新小说”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汉语小说流派，推出了马原、扎西达娃等优秀作家。其中以扎西达娃、色波为代表的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是“西藏新小说”的核心，其创作体现了鲜明的“文化寻根”倾向。本书以“西藏新小说”中藏族作家群体的汉语创作为研究对象，阐述以扎西达娃、色波为代表的藏族作家如何进行“文化寻根”。西藏新小说藏族作家的文学书写，一方面致力于本土文化的挖掘，另一方面着力于现代性的追求，他们试图探索一条能更好地将本土化与现代性相结合的“文化寻根”之路。藏族作家开创了一条具有明确路径指向的“文化寻根”之路。

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是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第二个研究个案。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以彝族文化为根脉创作现代汉诗的诗人群落。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文化寻根”意识的诗歌群体，他们用汉语诗歌深情地表达对“故土”的眷念与怀想，以此寄予了对母族文化的怀念；他们还用汉语诗歌抒发全球化时代强势文化对于位于弱势地位的母族文化的侵蚀而引发的焦虑情怀。这些都是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的诗人们追寻彝族文化之根脉的表现。但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的“文化寻根”不是“返回”，他们在回顾文化之根时又积极地谋求母族文化的重构与创新，在内涵表达上执着地追求民族性与人类性的融合；在形式探索上，力图将母语文化嵌入汉语书写中创造“第二母语”与“第二汉语”。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是少数民族“文化寻根”文学中具有独特“寻根”路径的汉语诗歌群体。

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是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第三个研究个案。在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潮流中，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民族文化之根时有意识地接受人类学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的影响，体现出民族志写作倾向。笔者称之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现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源于20世纪以来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之间的良性互动，即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与文学的“人类学转向”的发生，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出现的基础。20世纪末，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使得那些有着自觉的民族认同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切实地感知到少数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可能走向消亡的命运。深重的文化危机意识使得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张承志、潘年英等选择走进田野的方式，近距离地接触母族文化；他们以深描的手法呈现大量的地方性知识，以此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或是实现文化的自我审视，以此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展示了不同于其他寻根路径的另一条路径。

（二）研究方法

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研究，本书采用了三种方法。

第一，采取了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着力勾勒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总体面貌，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现象发生的前背景、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发展的历史轨迹，以此清晰呈现少数民族“文化寻根”发生、发展的概况；另一方面选取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中三个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个案，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尤其重点阐述其寻根之脉络。这三个个案分别是“西藏新小说”中藏族作家的文学书写、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

第二，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广阔背景中进行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地位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被隔离在自我封闭的系统内部进行，从而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主流文学研究之间互不了解，形成彼此间较深的隔阂。笔者力图打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主流文学研究间的壁垒，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置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里，以开阔视野审视少数民族文学与主流文学间的互动，以此把握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与中国文学“文化寻根”的共性与个性，彰显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独异个性色彩。

第三，采用文本细读法。在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个案研究中，采用了文本细读法。无论是“西藏新小说”中藏族作家的小说，或是凉山彝族现代诗歌，或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志写作，笔者认真细读文本，从文本中去体悟作家们的寻根意向，并结合少数民族作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创作的时代背景阐述文本，尤其把握不同研究个案开展“文化寻根”的不同路径，以此丰富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寻根”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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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3]陈思和：《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