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试律选士价值评估

学而优则仕，中国的文人总是怀揣着入仕的渴望。与此相反，清代的文人却端着一副考证训诂的学究派头，在故纸堆中寻求答案，小心翼翼地与政治保持着疏离。异族统治下，文字狱的高压已足以让世人心灵枯萎，但有一个阶段可以例外。梁启超提到，康熙二十年以后，清政府对文人实行怀柔政策。“形势渐渐变了，遗老大师，凋谢殆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长，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一面社会日趋安宁，人人都有安心求学的余裕，又有康熙帝这种‘右文之主’极力提倡。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虽没有前次之波澜壮阔，然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1]宽松的政治环境再次激发了士子心中的政治热情，即便做学术也表现浓厚的政治色彩。康熙朝，试律取士尚未正式施行，相关的试律理论著作就已经出炉，成为朝廷政令的补充和回应。

乾隆二十二年之前，将近百年的时间，试律取士一直酝酿而屡次搁浅。无论士子的心态还是诗学理论都未能做好准备，无疑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八股取士，士子皆以八股为重，在创作领域中，明显偏向于文，而轻视诗歌。“自胜国八股之制定，操觚者皆以诗为有妨举业，概置不讲，虽海内之大不乏好学深思，心知其义。而穷乡僻壤且有不知古风、歌行、近体、绝句为何物者？风气至此，亦诗运之一厄也。”[2]因为功令，非但不学试律，即便别体诗也无法摆脱名利的魔咒。所以，此时的试律诗学主要讨论试律取士的可行性，围绕试律的选士功能而展开，力求破除诗歌“有妨举业”的执念。

一 试律的教化功能

以试律取士，首先突出其教化功能。对于统治阶层而言，最需要以儒家道德教化天下以求得政权的巩固。正如《诗大序》所强调的“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承载着伦理教化的功能，试律取士，意味着采用更有效的手段从上到下的发挥诗歌的教化功能。毛张建在《试体唐诗·序》中提到：“唐以诗取士，学者童而习之，自府试省试以上及乎朝庙应制之作莫不有取于诗，故人才蔚兴，凡卓然可称者不下数百家，后之为诗者舍唐则蔑由取法焉。……以天子鼓舞之盛心与名公卿乐育人才之至意，使朝庙无取乎诗则已，苟有取乎诗，不责之闱中而何责？不取法于唐，而何法？”[3]以唐作例，认为唐代人才济济、民俗敦美皆因试律取士。人才多足以振家邦，民风淳足以资国运，以诗取士有利于社稷民生。“余读《尚书》至‘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辄掩卷三叹，以为古昔盛时，君臣一德，未尝不借歌咏为拜献之资。成周《雅》《颂》之作，祖其遗意，照耀古今。降自汉唐诸体毕备，学者腹笥便便，征才遣调于以抒吐凤之词，擅雕龙之技，安见古今人之不相及。”[4]“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出于《尚书》，描绘的是一幅君贤臣良的和谐画面，象征了政治清明，百废俱兴。而《雅》《颂》之作，秉其余音。汉唐以来，诗歌诸体皆备，试律传自《雅》《颂》，同样验证了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也同样堪为拜献之资。言下之意，凡盛世必有试律。试律取士，可以教化百姓，共谋太平。

明代以八股取士，教化的任务由八股承担。论者将八股与试律作比，突出试律教化之功更为深刻久远。“盖上悬之为功令，有以鼓舞天下之士，俾习之专而传之久且远者如此也。近代制科专尚时文，其始盖亦取阐扬先圣贤之意以为修己治人之助，迨沿之既久，士多以苟且幸获为事，其于圣贤之意终未能讲明而切究之也。特为功令所束，不得不殚其心力于其间。有一二瑰异之士，欲从事于诗者，父兄必动色相戒，以为疏正业而妨进取。卒其所谓时文者体与古文异，虽佳亦不能传之久远，故士甫释褐即弃若敝屣。”[5]以八股取士的初衷本是阐扬先圣微言大义，但名利所及，反成为幸获之具，而所谓圣贤训导早已置之脑后。所以，必以诗歌继之，才能将圣贤大业传之久远。然而现实却是，士子皆不愿作诗，认为有碍于科举。因此，以试律取士势在必行，因其可以由上及下，作用于各个阶层，充分发挥教化功能，是承传圣贤大业的必要举措。《唐人省试诗笺·序》曰：

窃谓下之所趋，视乎上之意指之所向。王者化起宫廷，而复被之政教，涵濡长养需之岁月，及其成也，虽《兔苴》之武夫，《江汉》之游女莫不潜移默化而不自知。乃叹先王风俗之美，良有由也。惟文章亦然。唐之君若臣，类皆制作钜手，一时唱和诸什固已传播海内。而其试士也，外而州府，内而礼闱，必以诗，虽有瑰奇拔出之才，可以驰骋上下，亦必俯首帖志，遵循尺度，以求一当。积之久而风尚成焉，二三百年间，公卿大夫，下逮野人女子，淄流羽士，以诗名家者不可胜数。[6]

以诗取士则不仅士人，天下人也皆以诗为重。风俗之美表现在武夫游女皆受教化，久之，风俗变而民风淳。民风淳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试律取士是国家发展之必然。

二 试律写作的规范化

试律取士，源于唐代，五代至元，时断时续，明代试八股，遂就此中绝。清代重议旧题，关键要证明试律作为科举文学的选士价值，也就是其是否具有觇人才华的功能。

科举考试必以文，但所志不在文学，而是为了培养选拔官僚机构的后备人才，充实到封建王朝的执政体系中。所以科举文体要易于掌握而难于精湛，写作规范要易于遵守而难于取巧。对于选士价值的探讨，首先强调重法贵格为第一创作特点。法度是试律的首要体制特征，程式化写作更利于人才的公平选拔。“有唐用以试士，夫亦取其法严而格饬、意密而词赡。寒俭者不能为其有，才思杰出，涵緜邈而吐滂沛，亦不得稍轶轨于绳尺矩度之中，而肆焉以逞。”[7]无论腹笥如何，都不可越法而作，充分体现出作为科举文学所应该具有的公平特点。“诗各有体，而体不自排律始。是编独先举排律者，急遵功令也。且排律体格庄重，法度严谨，对偶精工，字句警炼，声调流朗，叶韵稳称。有一逾此，便非全作。故唐代试士每多排律而限之以六韵，盖欲使作者不得漏与溢也。”[8]此处的排律即指试律，论者从风格、创作手法、修辞、押韵等方面概括了法度的具体内涵，同样也强调了规范与程式所呈现出的统一标准。“局法者，规矩也，诗文以及百工技艺莫不由之。而今之为诗者，语以诗尚好句，则轩眉而喜，叩以法则默然。此非心畏其难，即漫持一不必然之论，宜其鲁莽决裂与古人相谬戾也。夫为室必先栋梁，栋梁弗具，榱桷莫施；为服必事缝纫，缝纫弗完，彩绣奚附。故予于分合照应处辄覶缕言之，盖欲竭其愚忠为才人墨士进刍荛之一得，并为诗道绝续计耳。”[9]此言将法度上升到诗道的高度，以为室、为服作喻，证明法度是创作的基础，如此凸显出法度作为试律最基本文体特征的地位，以之取士公正合理。

三 试律文体的包容性

文体自产生便具有自足性和排他性，即有文体自身内在的规定，外化为文体的规范和法度。从科举角度而言，觇人学识需要从多方面考察，仅从一种文体着眼确为片面。且士子专习一体，则无暇旁顾其他，个人发展不平衡，不利于治国安邦。八股取士受人诟病，原因大抵如此，试律取士则必须克服这一缺点。试律作为文体，同样有其内在机制。六韵成诗，因题而作，官方限韵都是由文体本身所决定的。但与其他文体不同的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文体包容性。各种文体之间可以通过试律交融互渗，彼此联系。以试律取士，可以完美地解决考试内容只能顾及其一，不可兼及其余的弊端。

毛奇龄《唐人试帖》首为试律取士张本，书中提到八股起于试律的理论命题，将试律、八股两种文体联系起来，以试律为八股之源。

且世亦知试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汉武以经义对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并起而应之，此试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无散文而复其句、重其语、两叠其话言作对待者，惟唐制试士。改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而然后结以收之。六韵之首尾即起结也，其中四韵即八比也，然则试文之八比视此矣。今日为试文亦目为八比，而试问八比之所自始，则茫然不晓。是试文且不知，何论为诗？[10]

此论并非毛奇龄首创。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就提到类似观点。“又问：‘布局如何？’答曰：‘古诗如古文，其布局千变万化。七律颇似八比：首联如起讲、起头，次联如中比，三联如后比，末联如束题。但八比前、中、后一定，诗可以错综出之，为不同耳。’”[11]同样以布局为依据，他指出七律与八比的共通之处。吴乔于康熙三十四年辞世，此论必早于毛氏作序之康熙四十年。但前者论及七律，毛氏改之为试律；前者以八股文为比，明确七律布局之法，毛氏将试律与八股文联系得更为紧密，称八股源出试律。那么，既然可以八股取士，以试律取士当然更加顺理成章。

不仅八股，试律对于其他各种诗体均能兼容。“试诗仅一体耳，然长不病冗而短不病促，段落之起伏，章法之照应，胥于是焉。在可以扩之为五七言长篇而敛之为五七言八句，学者习之以为应时传世之具，莫善乎此。”[12]试律虽然六韵，扩展可为长律，压缩可为律诗，这种创作弹性使其文体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排律者仍是一首律诗也。中间排入四句，使两头略为通气。前二句不可上同于承，后二句不可下同于转。插此四句无伤于律，抽此四句无减于律，此排律之体也。”[13]律诗本为八句，中间插入四句两韵，但并不具备独立的起承转合的句法功能，因而有或没有都可称律诗。此论将律诗与试律等量齐观，加两韵为试律，减两韵为律诗，说明试律本身具有的弹性空间足可以一概全。“排律，特诗中之一体，取今时最急者先之耳。然诗虽一体，而取材淹博，理识明通，无不裕各体之用。以此挹彼，何所不宜。”[14]以一体而涵盖其他，试律取士可以充分考察士子对多种文体的掌握和文学功底的深浅。

四 试律法度易学难工

科举文学面对的是广大的士子阶层，“易学”即要士子克服畏难情绪，敢于迎头而上，写作必须易于上手。程式化写作不仅士子易学，而且阅卷易评。合则留，不合则黜，标准整齐划一。然而，毕竟是选拔人才，挑选精英的考试，总会有一定的合格率和淘汰率。在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都有设定的前提下要写出特色，表现不同凡俗的气质，确乎“难工”。因而，只要是程式化写作，往往浪里淘沙而佳作难求，唯其如此，才能达到甄选良才的目的。试律写作易学难工，完全符合科举考试的体裁要求。

清初期对法度的理解简单疏阔，以起承转合的章法为主要考察内容。一般来说，只要审题清楚，转折明白，确乎不难。“夫唐以此体取士，法最严。合则取之，不合则黜之。其诗具存，班班可得而考也。然其法不过前后解数及起承转合耳。而今之学者，易之以为不足学。若欲神明于法之中，而能变通于法之外，则有累十年而不能尽者，以是知诗法虽多而总归于解数。起承转合由是而之焉，方不堕于云雾中也。”[15]法度严格，但无非起承转合，易于掌握。士子不学，只是因为尚未将试律划入科举体系之内。但同时，论者指出如果想要得乎神明，高人一等，则需要长期案头功夫，绝非投机取巧可求而得也。

此外，试律仍然属于律诗。虽然清人对试律并不熟悉，但五律的写法却并不陌生。“唐人试诗定为六韵，其体裁极斟酌。盖起承转合，五律已具，复加四句则途径宽，而题之精实处发挥愈畅，如是方足极才人能事。然至此则题境亦尽，苟有所加不过踵事增华而已，岂能更越范围之外？故六韵者，排律之纲领也。”[16]论者看来，试律是在五律基础上外加四句，法度和五律亦大同小异，只是加大了内容空间，更利于发挥题旨而已。显然，此论对于试律的理解稍显浮浅，但实际上蒋鹏翮刻意言之，意在降低试律的写作难度，突出试律的选士价值。

最后，任何文体的掌握都需要从模仿开始，试律尤然。明代国运三百年，士子不闻试律。而今再度以试律取士，“夫不习之于平时而责之于一旦，求如古人之卓然可称也，不亦难乎？”[17]但有唐诗为写作楷模和模仿对象，可以极大降低士子的畏难情绪。因此，初期论者不约而同采取尊唐，以唐为法的路数。以毛奇龄为首，作《唐人试帖》，不仅编选唐试律中的佳作，在具体评论中亦处处以唐为法。例如，评潘炎的《玉壶冰》，“即此见唐人点题周到如是”，以唐试律为评判标准。再如评张谓的《赋得落日山照曜》：“始知唐诗原有仄韵律，孙月峰作《排律辨体》，特出仄律一门，非误也。”[18]蒋鹏翮亦持此论：“是书为应试设。唐人试诗犹八比文之程墨也，故以为主，而应制附焉，其闲适诸篇则又附及之，非是无以博其趣也。学者观此，其于是体思过半矣。”[19]程墨即学习的范本和模仿的对象。以唐试律为程墨，学习唐试律的写作技巧则可对于试律了解过半。何以化难为易，化繁为简，论者们提示士子学习的方法，剔除畏难情绪。毛张建《试体唐诗·序》曰：“唐以诗取士，学者童而习之，自府试省试以上及乎朝庙应制之作莫不有取于诗，故人才蔚兴，凡卓然可称者不下数百家，后之为诗者舍唐则蔑由取法焉。”[20]以唐试律为法，有法可依是学习试律的必由之路。强调若“童而习之”，则“卓然可称”，鼓励士子积极主动地学习试律。

从以上四方面综合考量，试律的教化功能、程式化写作、文体的包容性和易学而难工的创作特征，都证明试律用于取士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了诗学理论的准备，乾隆丁丑易表判为试律就可以事半功倍。《唐诗韶音笺注》引乾隆二十二年谕：“嗣后会试第二场表文可易以五言八韵唐律一首。夫诗虽易学而难工，然宋之司马光尚自谓不能四六，故有能赋诗而不能作表之人，断无表文华赡可观而转不能成五字试帖者。况篇什既简，司事者得以从容校阅，其工拙尤为易见。”[21]从作文与评阅两个方面肯定了试律作为科举文学的选士功能，可作为对初期论者的理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