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试律诗依附于科举而存在。从唐代开始，试律就与科举一起进入文人的创作和学人的视野中。其间虽有宋代的王安石变更科举之法、元代的科举不兴以及明代八股取士，造成试律发展的断流，但仅就清代而言，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易表判为试律，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取消试律取士，近一个半世纪里，试律在清代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清代士人进身的各类考试，试律往往都是必考之项，故士子在平时为科举而进行的训练中，为科举而结的各种文社诗社中，试律创作也是必选之项。在《如皋郑氏族谱》中，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吾族青缃世业，赖祖考之灵，人文日盛，每三年大校观光者众，不可不先事奋兴，祠宇既立于堂之偏，室内供奉五魁像，子弟读书者月朔往谒祠，先敬礼神像。童生有志上进，联为文社，或月三次、六次于祠内面会，文一艺，作诗一首，自立规条，互相砥砺。又于房后院中设盖号舍十间，生监有志科场，联为文社，小课于祠内面会，文一艺，诗一首，或一月几次，自立规条；大课于号舍，宿卧如场中，例作文三艺，月一次，六腊、正月不行大课，科场正年每月照三场例，初八日至十六日为止。”（郑承霖修，郑振万纂《如皋郑氏族谱》卷十三）郑氏家族将士子的训练分为两个级别三个层次，第一个级别是童生，童生的文社一月三次或者六次，作文一艺，诗一首。所谓文的一艺，指来自经学的一道题目，即作四书文，或曰八股文；诗一首，即指试律诗。第二个级别是监生，监生的文社分两种，一是小课，一是大课，小课在家族祠堂内进行，一月数次，作文一艺，试律诗一首；大课在祠堂后专门模仿政府所建号舍而建的家族号舍内进行，吃饭、睡觉都按照政府号舍的规定执行，每月一次，作文三艺，不作诗。郑氏家族如此，其他家族有能力者（有的家族与他族联合办文社）也是如此。

书院是试律创作的一大主要场域。清初禁设书院，但自康熙时禁令松弛，雍正时各省会及学政官所在地书院开始恢复，雍正十一年（1733）正式解除禁令，并拨公帑资助设置书院。这样，乾嘉、道光时期迎来书院设置高峰期。省级、州府、直隶州、县级、乡镇，以及私人等各级书院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课程不同，就性质分有馆课和师课，就周期分有日课、旬课、月课、季课、岁课等各类训练、模拟考试之名目，试律亦为必考文体。梁章钜的《试律丛话》载：有廖英佩香者，“乾隆间即有诗名，每在鳌峰书院会课，其试律必擅场”。蒲城朱秉铭“有《帖体课存》之刻，皆其及门高才生所作”，其中有几个人，是梁章钜“掌教南浦书院时课徒，契阔三十余年，阅其诗尚如唔对也”。梁章钜本人十三岁即受知于学使陆尔山，以试律诗“既雨晴亦佳”考入鳌峰书院，“花片落无声”一句最得陆氏欣赏，每对人扬誉之。后来院课，他为人斫刀，《夏雨生众绿》诗中有“静里机难遏，空中色自戒。雨人原普遍，著物最分明”四句，他自认为“写实追虚，颇兼其妙，而校阅者乃以四逗了之”，令他颇为不满。李文耕官山左时，“每考课泺源书院，辄有拟作”，如《太乙仙人乘莲叶舟》《三复白圭》《蓬瀛不可望》《鲲化为鹏》等，皆有名句流传。有的书院，把课艺集结成书，如《钟山书院乙未课艺》《南菁讲舍文集》《求志书院课艺》等，有的课艺集就包含试律诗，如粤秀书院的《粤秀课艺》收录制义文84篇，附录试律诗。一直到晚清，最先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影响的上海，其各书院考试，试律仍是重要一道。如光绪四年（1878），蕊珠书院县课题诗题为“赋得一夜飞渡镜湖月得‘游’字”，蕊珠书院道课题诗题为“赋得君子养源得‘源’字”，蕊珠书院厅课诗题为“赋得水鸟带飞夕阳得‘波’字”；而同年敬业书院补课题通场诗题为“新篁带箨与檐齐得‘齐’字”，敬业书院官师课题，五月二十八日通场诗题为“赋得鱼戏莲叶西得‘西’字”，六月二日补四月杨山长课，生诗题为“赋得农月无闲人得‘无’字”，童诗题为“赋得池荷纳夏凉得‘荷’字”。光绪五年（1879），蕊珠书院三月二十一日课诗题为“赋得浅草才能没马蹄得‘湖’字”，蕊珠书院小课题为“赋得聚沙而雨得‘雨’字”，蕊珠书院厅课诗题为“赋得清溪绕屋花连天得‘溪’字”，蕊珠书院三月小课题诗题为“赋得桑下春蔬绿满畦得‘畦’字”，敬业书院同年闰三月师课诗题为“赋得诗债敲门不厌催得‘催’字”，等等。这些诗题下明确要求体裁限定为“五言八韵”或“五言八韵、六韵”，也就是试律诗。还有些书院课诗题中未作“五言八韵”或“五言八韵、六韵”者，其实也是试律诗。

朝廷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最关乎士子人生，也最为士子重视，试律是会试一项。中进士后，还有考试，还考试律诗。梁章钜在他的科举名著《试律丛话》中，不惮烦琐地列出了历次会试试律诗题，自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裁表判易以五言八韵诗（清代试律诗；唐代为五言六韵）始至道光三十年庚戌科，共45题；历次顺天乡试试律诗题，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共44题；历次朝考试律诗题，自乾隆元年丙辰科至道光二十年庚戌科，共4题；历次散馆试律诗题，自乾隆元年至道光三十年，共53题；历次大考翰詹试律诗题，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道光二十七年，共21题；历次时巡召试试律诗题，自乾隆十六年浙江召试至乾隆五十九年，共19题。这六大类别，都不是清代全部试律诗题；特别是各地乡试题目并不同。

在林则徐的日记中，他详细记载了自己作翰林院庶吉士时，为准备翰林岁考、考差等而参加诗课、文会的情形，如嘉庆二十一年（1816）一月十一日：“晚，赴潼溪处诗课，课题：‘润叶津茎’得‘甘’字；‘明镜照心’得‘心’字；‘守道蒙福’得‘全’字；‘闰月定四时’得‘时’字；‘花里叫春禽’得‘花’字。”一月二十一日，偕兰卿赴廖仪卿处诗课，共五题；二月初一日，赴达玉圃处诗课，共五题；二月十一日，赴徐莱山处会课，共五题；二月十五日，刘嵋生处诗课，未赴，领课题回，共四题；二月二十三日，司文会，出诗题“仁义为巢”得“巢”字，“故人家在桃花岸”得“花”字；二十五日，补作前课排律的（试律）四首，兰卿司课，试律诗题四道；三月一日，兰卿司文课，一文题，三诗题；五月初七日，也有七次诗课；五月十六日正大光明殿考试，诗题是“赋得膏泽多丰年”。可见试律诗在平时文会诗课中的位置。

梁章钜《试律丛话》中载：纪昀尝言，他在《四库全书》馆时，“金坛于文襄公偶以‘东壁图书府’题，属同馆共拟试帖”。陈宸书“作宰湘南而不废吟咏，有自撰《赐葛堂试帖》两卷，自为之注”。观察陈功“作试律胜于他诗，盖专致力于馆课者”。梁章钜自己于乾隆乙卯年（六十，1795）留京夏课，“主游彤卣侍御光绎宅，每夜同课试律一首，咸就正于侍御”。道光元年（1821），梁章钜由枢直扈跸，也就是随侍皇帝出行，“直中诸友多预考试差官，每日行帐公余，必分题各课试律一首”。张国洺初入庠，正遇上纪昀视学福建，当即试以“草色引开盘马地”诗，张诗中“一行青乍偃，十里猎初回”一联，得纪昀激赏，时有“张青草”之称。林东垣才美而不得馆选，便在礼部曹司任职，多清闲，“乃时时以诗自娱”。所作诗如《秋燕已如客》等，都是试律诗。在清代，试律诗创作简直可以说已日常生活化，以致不得参加考试的女子，也颇有创作、善作试律诗者。俞樾的《春在堂随笔》卷十就记载一位许氏女子外孙女三多，王孝亮室，自幼不读书，十岁外读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也只读了一半，几年后居然会作诗，“于归后，为其婿斫刀，作试帖诗甚工”，俞樾记录其所作《重帘不卷留香久得“帘”字》《卓落观群书得“书”字》二首。而在《江南女性别集》中，也时见女性所作试律诗。

所以，有清一代产生了海量的试律诗。这是一个基本判断，乍看似乎毫无价值，但是，我要说的是，试律诗应用场合的普遍化、日常化，试律诗的大量涌现，催生了清代试律诗批评、试律诗理论的激增。清人于诗歌创作自称不如唐人，但对试律诗，却往往自诩超迈三唐，原因就在于试律诗于唐代诸诗人，往往一试而过，不像清人这样日锻旬炼，苦心孤诣，各种考试、各类场合都写试律诗，“专心极造，毕力于斯”（《试律丛话》卷一引张熙宇语）。清人试律诗创作上的极端自信，以及他们对试律体式细致而深入的研究、解剖、把玩，对试律法制的掌握和灵活运用，对试律与国家兴衰、人才培养、经典阅读、人生志趣的理解以及他们对唐人试律不足之处的洞察，对清唐试律诗的比较，便通过各种各类的文字发表出来，这就形成试律批评、试律理论。这些批评、理论，有的针对具体的试律诗作、诗人，有的针对某一试律选本，有的针对某一个人的试律别集，有的针对某一试律群体比如书院诸生，有的针对某地的试律创作，有的针对某个时间段的试律创作，有的则比较清唐试律，有的针对试律之体、之法、之艺，更具有理论的创造性。发表主体，有的是试律诗作者，有的是作者的亲友、师长，还有的是书院山长、某科主考官或考试官，有的则是名公巨卿，是大诗人、大学者，或者就是著名评论家。所以说，有海量的清代试律诗作品，就有海量的清代试律诗批评、试律诗理论文献。有的有价值，有的没有价值；有的价值大，有的价值小。这就需要收集、甄别，需要对之加以系统地整理、研究，使之由碎片而成体系，由具体而抽象，由感悟式而理论化。

我对试律诗的关注于二十年前在图书馆古籍部时就开始了，那时注意的是唐代试律诗的异文考辨，2006年出版于《唐代试律诗》选本，后来扩大到清代试律诗、试律诗批评以及研究纪昀对试律诗理论的建构、梁章钜的试律诗体系。一路走来，迤迤逦逦，成果不多，但始终关注。当梁梅与我商量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便提出了我对清代试律诗批评和理论的如上看法和认识，试探她的兴趣如何。梁梅做了积极回应，表示愿意以清代试律诗理论研究为学位论文题目。我很欣赏她敢于突破自己，尝试进行新领域学术研究的勇气。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她按时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顺利毕业。又经过一年多的修改，形成目前这部著作。现书稿出版在即，梁梅要我写几句话以为序言，作为第一读者我推辞不得，便拉杂说出本书的写作缘由。

我认为此书的最大价值，在于从历时性角度勾勒出清代试律诗学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清代试律诗学从建构、发展到重构的阶段性特征，并对不同阶段的试律诗理论进行梳理，阐释有代表性试律诗论家的核心观点，辨析其异同、厘清清代试律诗理论的发展线索，考察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思想背景下，试律诗学理论的发展和嬗变。根据清代试律诗创作的实际情况，书的重点是康熙后期到光绪末年二百年试律诗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和时代特点。

在研究过程中，梁梅也遇到不少困难。她本来不是研究诗学的，对试律诗了解甚少，对文献学兴趣也不大，为完成这个题目，她最大的困难是要过文献整理这一关。试律诗学留存的资料丰富，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坊刻试律诗选本，可能都有值得研究的试律诗批评观点；任何一篇试律序跋，都可能蕴含试律理论。但这些文献经过整理的并不多，目前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的，还是以纪昀和毛奇龄的著作为主。对于一部学术著作而言，每一条结论的取得都要求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尤其是关于清代诗论的研究，必须首先对大量的刻本做基础的整理工作，然后才是理论的分析归纳和总结，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留存材料的相对丰富与文献整理的严重不足，也为本书增添了撰写的难度，但同时也是本书特点和价值所在。

试律文学普遍被认为品格不高，长期受到研究者的冷落。然而近几年，科举制度和诗歌的互动，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试律，也发表了一些颇具灼见的论文。但这些成果，相对于试律诗学丰富的理论宝藏而言，显然未达到应有的格局。这也使得作者在得出结论时，每每以缺乏前期理论观照而困惑。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循序渐进，这是一个难得的成长的历练。我很高兴见证了梁梅从不了解试律到研究试律，从不喜理论到从事批评和理论研究的成长过程。

对试律或试律诗学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展示清代诗歌发展的整体面貌，此书的出版，当为人们认识清代诗学的特点和发展演变提供新的切入点。它从整体宏观的视野关注清代试律诗学的发展嬗变，对于解读试律这样一种特殊的科举文体和文化现象而言，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也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试律诗学，还是清代试律诗学，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梁梅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希望她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希望看到她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希望能够看到学术界有更多的清代试律诗学的研究成果。

彭国忠

徒维淹茂相月书于沪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