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街巷厢坊

一 街巷

北宋东京开封府城由御路、街、巷交织成交通网络，并由此构成该城平面布局和各类配置的骨架。其中州桥是南、东和西三条御路的交会处，是城内的交通枢纽。

（一）州桥的试掘

州桥，唐代称“汴州桥”，以在州南，故俗称州桥，五代时称“汴桥”，宋代称“天汉桥”（当时视汴河为天河），又名御桥，俗名州桥。金元时期州桥未有大的变动，明初重修，明末由于黄河水患被淤埋于地下。

州桥位于开封市南门里中山路中段，开封皮鞋厂门前，南至小纸坊街东口53米，北距大纸坊街东口50米（图1-13）。试掘时在开封皮鞋厂（今三毛时代购物广场）门前路面下4.3米左右见到州桥遗址，桥面青石板铺砌，石板已残缺不全。桥面石板下有厚5～8厘米白灰层，其下为衬砖，拱顶中部之上的衬砖东西顺砌两层，余者南北纵砌，其层数随拱券的弧度而增减。所用砖绝大部分是0.42米×0.21米×0.1米的明代青砖，少量为0.75米×0.27米×0.15米的明代特大型砖，在第一、二层衬砖之间还发现有菱形阴纹的宋代残砖。仅清理出中间桥洞（估计原为三孔），拱券砖砌，三券三伏，厚一米。拱券东西长30米，拱跨5.8米，矢高3.7米，矢跨比为1.27∶2，桥洞高6.58米。拱券东西两端下层各砌券脸石一道，向外突出0.15米。桥墩青石条东西顺砌成墙形墩，露明部分高2.88米。桥洞地面靠两侧墩墙各顺置二排长木（长木截面长方形），其余部分石板铺砌，石板大小不一，铺砌不甚规则。桥基采用筑筏方法，即在河底基槽内置层层纵横交错，截面呈长方形的长木，然后在基木上砌桥墩（图1-14）。出土遗物较重要者，有金代白釉赭花鱼藻纹残瓷盆一件，元代青釉瓷碗一件，明代晚期黑釉瓷罐一件，明晚期白釉八卦纹残瓷炉一件，以及明晚期青釉和青花瓷片等。

图1-13 开封宋代州桥及今后河街附近汴河平面图
（引自刘春迎《北宋东京城研究》，略有改动）

图1-14 开封宋代州桥结构示意图
（引自《考古》1993年第3期，略有改动）

州桥在宋神宗（1068～1085年）时曾进行改建，改建后的州桥张知甫在《可书》中说：“起州桥二楼，又改桥作石岸，以锡铁灌其缝。”《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记载北宋晚期州桥情况说：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这种棚梁式石桥与试掘的砖石结构的拱形桥完全不同。根据该桥使用明砖，采用明代隔层对缝砌法，桥墩构筑形式与南京北京明代城门夯腿石墙基本相同来看，这座桥的桥面、拱券、桥墩均为明代修造。但是，其筏形基础符合宋代筑法，明代时州桥的位置未变，从而成为研究北宋开封城的重要坐标之一[107]。

（二）御路

文献记载从开封外城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和新封丘门通向城内的大街称御路。南面御路从宣德门南行经州桥、内城朱雀门、龙津桥直达外城南薰门，又南至郊坛[108]。这条御路亦称御街，是北宋东京城南北中轴线，位于今开封旧城区南北中轴线中山路下约8米处，表明自北宋以来该中轴线千年未变。东面御路从州桥北向东，过相国寺南面横街、出内城宋门直达外城新宋门，为从东部入城之传统官道，又称汴河大街。西面御路从州桥南投西大街出内城郑门，直达外城新郑门，又西至金明池和琼林苑，亦称西大街。东、西御路与南面的御街在州桥相会，东、西御路虽然在州桥之南北分别与南面御街呈“丁”字形相接，但因三条御路交接点相距很近又有州桥为枢纽，所以州桥成为开封城内最大的十字路口。北面御街置于宫城东侧，具体位置是从宣德门前横街向东经东角楼、潘楼街到土市子十字街口折北行始上北面御街，北面御街即从此沿南北向的马行街至内城旧封丘门直达外城新封丘门（图1-2、图1-9）[109]。

（三）街和街巷

开封城内除御路外，宣德门前东西横街是城内东西最主要的交通大动脉。宣德门前东西横街从宣德门前出发，向东经潘楼街、十字街（土市子）出内城旧曹门，经牛行街北拐达外城新曹门；从宣德门前出发西行，经西南角楼，又西经踊路街出梁门，过梁门大街，向西北拐直达外城万胜门（据前述考古调查资料，万胜门和新曹门位置偏北，故出梁门和曹门的大街不能与之直线相接）[110]。其他重要的街道除前面已提到者外，还有东华门前大街，宫城西南与南面御街并行的浚仪桥街，相国寺东门大街，保康门街（向北穿相国寺桥至汴河大桥，向南过保康门至看街亭东），北大街（梁门大街西瓮市子北至卫州门），金梁桥街（梁门大街与出郑门的西大街之间纵街）等（参见后文城内功能分区部分）。此外，其余诸城门（包括部分水门）也有通向城内的街道。街道宽度大体仍后周之旧，内城御路宽约30步，外城街道宽分别为50步、30步和25步[111]。入宋以后由于“侵街”现象日益增多，所以街道宽度比后周还要窄些。开封城的街道，由于城门不对称，四河贯都和水门及角门子的关系，街道的走向受到较大影响，形成不甚规则的方格网状。从而改变了唐代都城方格网式如棋盘，整齐划一的街道模式。北宋东京城似无纵贯南北的大街（外城南、北城门间是否有大街直接贯通，尚不清楚[112]），大体横贯全城的有宣德楼前大街和东、西御路。城内除十字街外，丁字街较多，沿河还有斜街。在外城墙内侧则有环城路（图1-9）。

北宋东京城内大街，凡东西向者配置南北向的巷，南北向大街配置东西的巷。“巷”原是坊内通道（唐长安城“坊”中通道称“曲”，但东京城也有少数称“曲”，如景灵宫有南曲等。此外，《东京梦华录》仍有“坊巷”连称的记载），到北宋东京城街已不是坊间通道（唐长安城的街是坊间通道），而变为街道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巷亦随之变成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因此，这时的街成为连接许多巷的大道，巷直通于街，实际上是小街。这样“街巷”就代替了“街坊”结构，“街巷”制初步得以确立。上述变化，又引起了北宋东京城坊制的变革和商业网点配置的变化。

二 厢坊

北宋东京城基层行政管理实行厢坊两级制，这是我国城市行政管理结构的重要变化。它与北宋东京城街巷的发展和城内行政区划及功能分区等问题密切相关，故略作介绍。

（一）封闭式坊制的崩溃[113]

早在后周时期，开封“民侵街衢为舍”已较严重，封闭式的坊制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周世宗修建外城时就不得不采取在“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的政策。准许街道两旁居住民户，准许街道两旁民户各占街道十分之一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准许京城居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鼓励临街建邸店和楼阁。从而促进了北周和宋初沿街、沿河、沿桥的新“行”“市”、酒楼、茶坊和铺席贸易的发展，内城的东西市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大约到北宋中期东、西市便逐渐消失了。上述措施对加速封闭式坊制崩溃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初期坊制仍然存在（置坊正，坊有时也称里，置里长），太宗至道元年（995年）令将旧坊改新名，“列牌于楼上”，置冬冬鼓以警昏晓（唐以来旧制），早晚按时启闭坊门，设“巡铺”维持治安。这是北宋首次明确恢复坊制，然而由于人口急剧膨胀和商业的发展，旧坊制很难维持。文献记载，早在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就已经出现侵街现象，以后日益严重。到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为解决沿街建邸舍街道越来越窄的问题，遂拆毁侵街的邸舍，规定街和巷的宽度，登记造册，树立表柱，不准侵占街巷，恢复唐长安城的街鼓制度。这是北宋最后一次恢复坊制，但却无实际效果。由于街鼓只能控制坊门启闭，不能控制沿街居民的活动，加之早在乾德三年（965年）就有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的规定[114]，所以这种坊制很难长久维持下去。此后侵街现象仍然不断，到仁宗初年甚至在惠民河桥上“开铺贩鬻”。在这种情况下，景祐年间（1034～1038年）政府被迫让步，允许临街开邸舍。到庆历（1041～1048年），皇祐（1049～1054年）年间已不闻街鼓声，坊制开始彻底崩溃，街巷等得以确立。此后坊就变成单纯的行政管理单位的名称了。

（二）开封的厢坊[115]

北宋东京开封府下辖两个赤县，并京畿地区16县（或说17县）。东京城以大内正中御街（天街）为界，大内和天街以东，外城东部、南部和附郭属开封县，县署在丽景门（旧宋门）内。大内和天街以西，外城西部、北部和附郭属浚仪县（后改祥符县），县署在安远门（旧封丘门）外旌孝坊西。开封府署在州桥之西的浚仪桥西偏北（今开封延庆观西北包府坑街一带）。

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复坊制时始设厢，厢是坊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116]。这时内城设四厢，即左一厢（20坊，大体在天街之东，宣德门前横街东段之南）、左二厢（16坊，大体在宣德门前横街东段之北，大内之东），右一厢（8坊，大体在天街之西，宣德门前横街西段之南）、右二厢（2坊，在宣德门前横街西段之北，大内之西），四厢共46坊。外城四厢，即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四厢，共74坊。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在外城之外的附郭置八厢，后又增为九厢，即京东第一、二、三厢，京南厢，京西第一、二、三厢，京北第一、二厢，共15坊。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外城又分为城南左厢（7坊，东南部）、城南右厢（13坊，西南部）、城北左厢（9坊，东北部）、城北右厢（11坊，西北部）、城东左厢（9坊，东部）、城西右厢（26坊，西部），共六厢75坊，至此全城达19厢136坊。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内、外城又各恢复四厢制。开封内、外城诸厢人口数量和密度不一。以《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条所记天禧五年（1021年）各厢户数为据，经过换算可明显看出各厢和内外城的户数比例、密度，以及各相关部位之间的户数比例关系（图1-2、图1-9）[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