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书题的缘起及理论与实践价值

21世纪的今天，世界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信息时代，“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等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收到同一信息，以致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1]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和对话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入和频繁，世界文化和文学在互看、互识、互补、互利的过程中，达至多元共存，呈现出极其浓厚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2]因而，如何在这一文化转型过程中，既积极参与世界文论话语的对话和建构，发表属于自己的声音，又适当地、合理地吸收世界文论的精华以丰富自身，并做到不迷失自我、保持传统的民族风貌，从而彻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以一种多元借鉴和自力更生的方式臻至新的繁荣，这是时代赋予本一时期文艺工作者的重大文化使命。

王瑶先生曾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内涵及历程有过非常精辟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指作为中西贯通的标志性的大学者而言），构成一条近代学术发展的线索和链条，他说：

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治学方法的，他们的根本经验就是既有十分坚实的古典文学的根底和修养，又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梁启超的《中国韵文的变迁》和《饮冰室诗话》等，以及钱锺书的《管锥编》，都可以从中很明显地看出他们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学的范围比较确定和谨严了，文学观念有了现代化的特点，叙述和论证都比较条理化和逻辑化；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也必须广泛从外国的学术文化中汲取营养。[3]

王瑶先生所论，不但给我们描绘和再现了一个钱锺书学术和文艺思想生成的时代语境。而且也表明了在现代中国，所谓中西的空间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新旧或现代传统的时间范畴。诚如一位学者所言：“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现代性裂痕就显现为双重性的，不仅是传统与现代之冲突，亦是中西之冲突。”[4]所以王瑶先生在论述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时，是始终以外来影响作为参考标准的。这样来讲，现代学者的借鉴异域，会通中西，就并非只是一种自我单纯的知识追求和学术操作，而是自觉不自觉地汇入到了由传统趋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就钱锺书而言，其中西贯通的学术研究，实际上即是一种对传统的现代审视，即以一种结构化了的、融合了新或者西学与旧或者中国古典的知识谱系所产生的整体的眼光，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在现代社会重生的可能性，或者说现代转化的可能性。

这一点美国学者胡志德曾经有敏感的发现。他在研究了《谈艺录》之后指出：“从1932年到1965年，钱锺书的批评论文提出的观点多方涉及，富于独创，但从中可以辨别出一个内核，关注着这样重大的论题：中国文学传统与西方理论间的关系，和这一传统与中国文学在一个社会、思想动乱的时代延续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钱力图使文学传统对他的同辈人变得可以理解，并有所助益，这个意图早在他发表于《新月》的第一组评论当中便清晰可见……那时钱努力把传统与当代文化的创新需求调和起来。”[5]这种文化追求当然不限于从1932年到1965年期间钱锺书（此著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管锥编》尚未进入他的研究视野）的文本，后来的《管锥编》完全可以涵括在内。

钱锺书曾有一句深得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内在精神的名言：“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6]不难看出，对于钱锺书自己而言，这种“过去东西”现实意义的追求，即是对传统的现代转化，以使之“与当代文化的创新需求调和起来”的终身一贯的努力。

从《管锥编》等文本来看，这种“与当代文化的创新需求调和起来”的学术实践，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沟通中西、穿越古今，这也是前述所论学者大力倡议和实践的；二是致力于各人文学科的广泛对接和互文。[7]钱锺书以为，“人文学科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8]因此他发出宏愿，“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9]于此，他以文学审美作为立足点，广泛论述和涉猎，包括美术、音乐、哲学、心理学、历史学、伦理学、文化人类学等人文学科各个知识领域，以求在一个跨学科的知识平台上，达到对人类文化的通观圆览，从而建立自己融会贯通的文艺思想谱系。按照乐黛云先生的观点，这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典型表现，此种理论不但承认跨文化传播，更强调学科之间的打通交流，不同民族、不同语境下的现象、观念，都在话语空间占据它固有的位置，从各自的视角和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与他者互识、互补、互证，共同映现人类文化的规律和本质。[10]就此说来，钱锺书不仅是自王国维以来在中国近代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标志性特征的学者的一个终结，同时也完成了对前者的超越，寓示着一种新的可能和前景，在他身后，一个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扬帆起航。[11]

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钱锺书是一个非体系论者，他在进行自己的学术实践时所采取的方式，是一种非体系的方式，这使得钱锺书文学思想的外在型范呈现一种零散的、非系统的存在面貌，尽管从根本上看，这顺应和还原了事物和现象的本真形态，正如李凯尔特所说，事物只是一种渐进的转化，“现实在其每一部分中都是一种异质的连续”，“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和现象是与其他的事物和现象完全等同……每个现实之物都表现出特殊的、特有的、个别的特征”[12]，而理论是一种人为归纳与抽象，因而“与现实本身相比，认识总是一种简化”。[13]然而，人类总有一种理论化冲动，这一方面能加深人们对事物的整体性认识，一方面也有助于人们对事物的把握和运用，因此即使理论的抽象和系统化有着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它的积极意义也还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此，深入钱锺书文本，将其中处处珠玑而又自成一脉的理论碎片进行系统化挖掘、梳理、联系和总结，使之呈现出现代体系性理论形态和构架，从而被更多的人认识和关注，这对于展现钱学对于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以及创作实践的重大学术意义和价值，是很为必要的。关于这一点，著名的钱学专家王水照教授有着深刻认识：“钱先生在《读〈拉奥孔〉》的同一段文字中说过：‘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在他的数量惊人的‘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中是可以抽象出‘自觉的周密理论’的。因此，‘钱学’研究的重点或中心点不能不是从其学术著作中努力阐发其义蕴，寻绎其本身固有的‘自觉的周密理论’，这是一项需花大力气的严肃困难的科学工作，但于我们后辈学人完全值得。”[14]已逝学者胡河清也表示，“用现代社会的理论表述形式准确地把这些见解概括出来并加以系统化，是钱锺书研究极为重要的课题。”[15]

本著的研究正是致力于这项“严肃困难的科学工作”和“极为重要的课题”，相信诚如王水照先生所言，它于我们后辈学人来说，是“完全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