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概況綜述

如前所述，在北宋中後期的佛學語境下，士大夫對於佛教有著濃厚的興趣，士大夫的學佛參禪亦對其詩歌產生了深刻且不容忽視的影響，這為學界所重視，並涌現了一大批研究北宋中後期詩歌與佛教的論著、論文，而目前的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為個案研究與整體研究兩類。個案研究成果中，論者多將目光投入了北宋中後期三個代表性人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身上；關於此一時期佛教與詩歌的整體研究，雖進展頗大，但是對於北宋中後期詩歌的發展與佛教之關係，即士大夫之學佛在宋調的確立與變化中所起之作用的研究卻還相對薄弱，尚有進一步展開深入論述的必要。

（一）關於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與佛教關係的研究現狀

關於王安石與佛教研究的成果有復旦大學2004年張煜先生之博士論文《王安石與佛教》，該文力圖對王安石與佛教之關係做系統的論述，但其由四章組成的全文中，只有第二章第二節《王安石禪林交遊考述》與第四章第二節《荊公詩法與佛教》是直接探討王安石與佛教關係的，而其論述則是通過“詩中多用佛語、佛典”、“反常合道、不犯正位”及“化俗為雅、游戲文字”三個方面展開，但其論述僅僅停留在了事實描述與列舉的層面上，對於王詩應用佛語、佛典之動因及這種運用與王安石詩歌風格之關係則沒有涉及；該文對於王詩“反常合道、不犯正位”的論述，認為王安石好為翻案詩是受禪宗精神之影響所致，而翻案詩是宋人以學問為詩之特點的一種表現，雖與禪宗思想有關，但並不能看作是完全受禪宗影響所致，其論略顯牽強。而張煜先生對於王安石“化俗為雅、游戲文字”的論述，則是先列舉出宋代以俗為雅的文學風習，又從王詩中舉例取證，證明這種風習是王安石創作中運用佛語的原因。其論述亦是停留在描述的層面，且有想法先行之嫌。因而從總體而言，張煜先生此文關於王安石與佛教的論述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欠缺。

在王安石與佛教關係方面的研究，還有李祥俊先生之《王安石學術思想研究》，該書第三章“王安石的子學、佛學、道教思想”，開設了專節“王安石的佛學思想”對此專題進行研究，從王安石“對佛學世界觀的理解”、“佛學人性論的認識”及“對佛學人生存在方式的闡發”三個方面展開，李氏之論在系統性上強於張著，但是李先生的論述並沒有突出論述王安石研習、接受佛教的獨特性及其個性特點，亦沒有從歷時性的角度論述王安石接受佛教之過程、研習佛教之進程，只是從文人學佛的共同處著眼來論述王安石之學佛。此外，李先生對王安石學佛的論述篇幅簡短，並未能對王安石研習、接受佛學之情況做徹底的梳理。

值得一提的是方笑一先生的《北宋新學與文學——以王安石為重心》，該書第七章論述了王安石晚年的佛學思想及禪理詩，方先生對王安石晚年佛學思想的研究，從王安石晚年論述佛學的書信解讀入手，論述了王氏對佛學之理解，頗多精到之處。但是對於王安石接受佛學之過程，即最初接受的是何種佛學思想，而後又是如何旁及其他佛學思想的，以及王詩接受佛學之目的、動因等，沒有進行細緻的梳理。方文中關於王安石禪理詩的論述，在文本解讀的基礎上，指出了王安石禪理詩的藝術得失。但佛教對王安石文學創作之影響，不僅僅只是體現在其禪理詩上，即運用佛教典故之詩歌的創作上。因而對於佛教與王安石詩歌的論述，方氏之論也存在著不夠全面的缺憾。

關於蘇軾的研究，論著及相關的論文甚多，但著眼於蘇軾思想與他所處時期思想潮流之關係，在此基礎之上來探討蘇軾思想與文學創作之關係、蘇軾創作在當時的影響的著作，應首推王水照、朱剛二位先生所著之《蘇軾評傳》[24]。該書在立足於對當時文化背景的翔實考察上，通過比較研究的方法探討了蘇軾思想與王安石思想、二程理學的異同，澄清了很多以前含混的問題，但對於佛教與蘇軾之關係則論述不深。四川大學2005年梁銀林先生之博士論文《蘇軾與佛學》，從蘇軾習禪的歷程，蘇軾的佛學修養，蘇軾文學的佛學觀照，蘇軾詩歌融攝佛典的形式四個方面對蘇軾與佛學這一論題進行了考察，是比較全面地直接探討蘇軾與佛學的論文。但在蘇軾習禪的歷程分析上，梁先生之論大多停留在了勾勒蘇軾與佛教先後發生的聯繫，並沒有對蘇軾習禪過程的變化，即由淺及深的具體過程、具體特點進行分析。而梁先生關於蘇軾佛學修養、佛學觀照、蘇詩融攝佛典的論述比較全面，但是敘述的成分較多而論述、分析的成分相比之下略顯不足，這使其博文並沒有完全達到其目的，即未能實現對蘇軾學佛行為及蘇軾接受佛學思想在蘇軾詩歌中所起作用做全面、細緻的分析。

在黃庭堅的研究上，錢志熙先生的《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25]一書，對黃庭堅詩歌思想淵源、詩歌本體論、詩歌技法及分體詩學等方面進行細緻的研究。雖然錢先生並未涉及黃庭堅學佛與黃氏詩學之關係，但錢先生關於黃氏詩歌本體、情性的論述、分析，對研究黃庭堅學佛對其詩歌、詩學之影響亦具有啓發意義。此外，關於黃庭堅詩歌的研究論著還有白政民先生的《黃庭堅詩歌研究》[26]，該著作側重於從歷時性的角度來探討黃庭堅詩歌的發展，並對黃庭堅各種體式的詩歌在不同時期的創作數量，進行了數理統計，對於研究黃庭堅詩歌藝術的發展軌跡提供了便利條件，但是該書的缺陷在於其論述的相對淺顯及不夠深入。鄭永曉先生的《黃庭堅年譜新編》[27]，對黃庭堅一生的行跡做了細緻的梳理，也改正了黃《山谷年譜》中的一些錯誤；此外，鄭著還對黃庭堅作品進行了繫年，為研究黃庭堅與佛教之關係提供了諸多的便利條件。另外，黃寶華先生在《黃庭堅評傳》[28]一書中，對黃庭堅思想所受儒道釋的影響做了細緻的論述，對於黃庭堅詩歌的藝術特點從“主意詩學觀在創作上的反映”、“奇崛奧峭的主導風格”、“豐富多彩的詩歌技法”等幾方面進行了論述。該書第六章論述了黃庭堅的哲學倫理思想，認為黃庭堅的思想特點是“以儒為本，融攝佛道”，並在此基礎上論述了黃庭堅理想人格的建構、道德倫理與仁政思想及實踐等問題，是關於黃庭堅研究的一部較為全面的論著。但是黃先生的論述，在黃庭堅詩歌風格與其學佛之聯繫上，基本沒有觸及，仍然有繼續深入探討的必要。縱觀關於黃庭堅的研究論著，作為一個與佛學有著極深淵源的詩人，竟然沒有關於黃庭堅詩歌與佛學之關係的系統論著，這無疑是黃庭堅研究的一個空白處。

此外，還有一些單篇論文對於王安石、蘇軾、黃庭堅與佛教之關係亦有所論述。其中錢志熙先生之《黃庭堅與禪宗》[29]勾勒了黃氏與禪宗之關係，對於瞭解黃氏之禪學淵源頗有幫助。在單篇論文中，有一種研究方法值得注意，那就是側重於探討個體詩人對某類佛學經典的借鑒、吸收，如張海沙先生之《蘇軾與〈金剛經〉》、梁銀林先生之《蘇軾與〈維摩經〉》[30]即是此中代表，但是這種研究暗含一種片面性：佛學作為一門系統性很強的嚴密哲學體系，同樣的一種思想往往出現在不同的佛學經典中，比如《金剛經》中所論述的空觀思想，亦出現在《維摩經》、《圓覺經》、《華嚴經》等經典中，單純探討某種佛學經典與個體詩人之關係，往往會導致論者將此種經典所蘊含之思想對詩人所產生之影響做夸大化處理。因而，筆者認為如欲探明個體詩人對佛學思想的接受，應立足於其文本，從詩人詩文所運用之典故，所涉及之佛學思想的分析入手，以詩人對於某類佛學思想的接受為專題進行論述是一種更為合理的研究方法，而不應以文人對某種佛學經典的接受為專題來展開研究。

總之，北宋中後期三個階段的代表性詩人的個案研究雖比較充分，但是在三人與佛教之關係、三人之學佛對其詩歌創作之影響的研究上，顯得散亂且深度不夠，在系統性上也有所欠缺。並且，絕大多數的研究，皆沒有明確地探明三人佛學思想體系的具體形態的意識，亦沒有對此形態是如何構建生成的論述。而對於三人學佛對其詩歌的滲透，亦多停留在了事實描述的層面上，缺乏系統性的梳理與分析。而這些缺陷無疑是深化三人與佛教關係研究所不可回避的問題，亦是亟须解決的問題。

（二）佛學與詩學的交叉研究現狀

應該重視對佛學與中國古代文學關係問題的研究，近年來已成為學者的共識，並取得了不少成績。這些成績，若從研究的視角和方法來看，大致可分兩類：一類側重於佛教對士大夫社會生活和創作的普遍影響，側重於對佛學與詩學關係作總體的觀照與描述；另一類則注重從具體的文獻資料的解讀入手，努力尋繹佛學向文學滲透的軌跡，探討佛學究竟以何種途徑、在何種程度上影響文人心態和文學理論及創作，以揭示佛學與文學的內在聯繫。相比來說，後一種更能解釋深層次的問題。在這方面，周裕鍇先生的《文字禪與宋代詩學》[31]是其中代表。周先生從宋代禪宗的發展特點入手，揭示了北宋禪宗發展上的最大特點——“文字禪”，並從當時社會文化發展和禪宗發展的角度剖析“文字禪”的產生是禪宗發展的必然趨勢；並分析了三教合一的學術背景下，士大夫研習佛學之特點：“宋人參禪的過程，一般由研讀佛經入手，最後證之以禪家心印，從而使參禪不再是一種外在的宗教形式，而化為一種內在的心靈自覺，真正在解破疑團後獲得無上的喜悅。”此外，周先生還分析了蘇黃二人詩風差異與禪學淵源的關係，探討了“文字禪”與宋代詩論之關係，從語言藝術的角度分析了禪宗語言和詩歌句法之間的關係，對於拙著的寫作頗有啓發意義。

另外，周裕鍇先生的《禪宗語言》[32]一書，綜合運用哲學、宗教學、歷史學、文學和語言學的觀點和方法，對禪宗典籍作了多角度的探索。將禪宗思想研究和禪宗語言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對禪宗語言觀和語言實踐的歷史觀照，從哲學層面上來探尋禪宗語言中所蘊藏的宗教精神。在該書的上編，周先生主要探討了禪宗獨特的語言觀，其中對於北宋中葉至南宋前期的文字禪時期的論述，周先生認為參禪學佛者多少服從於宋王朝進行文化整合的需要，禪宗內部出現了一次“語言學轉向”，即在觀念上對語言文字的表意功能加以承認或者肯定，在實踐上出現了以儒明禪、以教說禪、以詩證禪的現象。下編主要從共時性的角度，較為系統和全面地分析了禪宗的語言實踐。周先生此書雖是著眼於禪宗語言的研究，但其書中關於北宋中後期禪宗語言的論述，對於探討士大夫學佛在北宋中後期詩歌流變中所起之作用，亦大有幫助。除專著外，周裕鍇先生的一系列論文也對宋代詩歌與佛學的關係做了深入的探討，如《從法眼到詩眼：佛禪觀照方式與宋人審美眼光之關係》[33]、《詩中有畫：六根互用與出位之思——略論〈楞嚴經〉對宋人審美觀念的影響》[34]、《以俗為雅：禪籍俗語言對宋詩的滲透與啓示》[35]、《風景即詩與觀者入畫——關於宋人對待自然、藝術與自我之關係的討論》[36]等。其論述之方式、應用之方法、視野之選擇皆對拙著具有啓發意義。然而北宋佛學與詩學交叉研究這一課題還存在著很大的拓展空間，亦存在著很多亟须解決的問題，比如佛學是如何通過文人之研習而滲透入其詩歌創作中的，不同時期文人學佛與詩歌風格演變有何內在關係，等等。

關於佛學與詩歌之關係的整體研究，還有張文利先生的《理禪融會與宋詩研究》[37]，張著力圖從理學與儒釋整合的文化發展趨勢下對宋代詩歌進行全面論述，其中第四章與第五章分別論述了理禪融會與北宋前期詩與後期詩的關係。但是張氏所論稍顯粗略，在考察的細緻性上不夠，其論述之目的性也稍顯模糊，對於“理禪融會”之文化發展趨勢對詩歌流變產生何種影響，缺乏細緻的分析與明確的定位。並且，張著中對儒釋整合與北宋中後期詩歌關係這一複雜重大問題的論述約有兩萬字，篇幅的短小與簡略使其論述亦稍顯籠統，未能清晰、詳細地揭示士大夫學佛在北宋中後期詩歌流變中所起的複雜作用。

（三）目前研究缺陷處及拙著的關注點

綜上所述，從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來看，或關注於個案，或偏重於現象整體、時代整體、詩學思潮等整體研究，而將個案與整體相結合，實現共時性與歷時性並重的研究還是比較缺乏的。在佛教與詩學、詩歌創作的交叉研究上，論者大多關注的是禪宗與詩學之宏觀關係，而對於士大夫學佛在具體詩歌創作中所起作用、在詩學發展及詩歌風格演變中所扮演之角色的關注尚顯不足。此外，目前之研究方法大多側重於理論應用，即在文藝理論的層面對此一時期佛學與詩學之關係展開論述，而通過文本細讀以得出自我結論的這一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則有被忽視之傾向。此研究之薄弱處亦將是拙著之著力處，而目前在方法上所被忽略的文本細讀，也將是拙著所著重強調、運用之主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