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学人类学：作为方法与作为学科

关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历史起点问题，叶舒宪、萧兵、方克强、徐新建、傅道彬等学者均曾有所论及。[18]虽然他们对于具体时间上限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一致认为这种研究范式早在20世纪前期即已出现。比如，傅道彬说：“应该说人类学方法论的自觉最早源于闻一多先生……他的《伏羲考》、《说鱼》、《姜嫄履大人迹考》等已成为文学人类学的经典文献。”[19]萧兵说：“‘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的崛起是近几年的事，但是它的‘运用’却有七十年左右的历史。郑振铎、闻一多、陈梦家以诗人研究中国的民俗、神话，取得骄人的成绩，实际上就是‘文学人类学’。”[20]徐新建也说：“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经历了几起几落过程。如果简约划分的话，可以大致分为1905年至1949年和1949年至今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成果是奠基性的，需要下力气挖掘梳理。其中的重要人物有闻一多、郑振铎、茅盾等。”[21]尽管如此，由于文学人类学在中国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而本书所采用“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22]的提法可能仍会面临质疑。在笔者看来，这里实际上牵涉学术史研究中的“名”与“实”问题。与之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在其他学科中也曾出现。在谈到中国民族学史的写作时，罗致平先生指出：

我国是民族学的故乡，我们说中国民族学史的研究，不一定要从西方传进民族学（Ethnology）这个单字才开始的。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时候，以为什么东西、什么学术都是起源于西方，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学术专名无疑都是舶来品，难道我们写哲学史、伦理学史、经济学史、法学史都是从有了这些术语后才写起吗？不是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都不是从哲学、伦理学这一术语传进中国才着手写的。经济学史、民族学史也一样。[23]

这段话中虽然不经意间流露出几分“吾国古已有之”的心态，不过平心而论，其说也不无道理，因为一种学术方法、范式的出现与对这种方法、范式的命名，在时间上往往并非同步，我们不能因为命名（不论是译自国外或是出于新创）的晚出便否定这种范式的先期存在。即以引文中所提到的“中国哲学”为例，自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以来，这一命题便处于不断地“质疑”与“反质疑”的思想拉锯之中。最早有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使用“中国哲学家”一词并认定孔子是“大哲学家”，嗣后维柯、马勒伯朗士、卫方济等西方大哲都有过类似表述。至19世纪，另一位西方思想家黑格尔却断言“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24]。中国方面，晚清的张之洞也曾拒绝使用“中国哲学”一词。同黑格尔一样，他把“哲学”只看成是“西方之学”，因此试图以“名学”或“理学”代替“哲学”。王国维则从普遍主义的立场出发，坚称哲学是中国固有之学，只是用名不同罢了。“五四”前夕，随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横空出世，“中国哲学”的提法逐渐深入人心。此后又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和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相继问世。尽管二人的具体论述有所差别，但都肯定“中国哲学”这一提法的合法性。直到21世纪初，法国学者德里达的一句“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再度引起学界对于中国有无哲学或“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25]不过，今天的讨论基本上立足于下述共识：哲学不唯西方文明所有；在西方哲学之外，还应当存在另外一种形态的“东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如此，我们对“中国伦理学史”“中国美学史”等学术史的建构，何尝不也是一种后来者的追认。

笔者在此梳理中外学界关于“中国哲学”问题的论争，是想借此说明，一种学术方法、范式的出现与后人对于这一方法、范式的命名，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距离。而所谓“命名”，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后人出于把握的方便而对已然存在的对象的一种概括和简化。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将文学人类学区分为“方法”与“学科”两个方面。作为一门学科，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学科自觉与创建自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方法，中国文学人类学其实早在20世纪上半叶即已发轫。[26]此时不仅有周作人、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孙作云等学者的先行实践，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三重证据法”前身的“三层证明法”也已提出。

1912年，从日本归国不久的周作人写成《童话研究》一文，次年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册；1913年，周作人又写成《童话略论》一文，同年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8册。[27]就笔者目力所及，两篇文章首次采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对古籍中所载的几则童话故事进行系统阐释，标志着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正式出现。继周作人之后，随着人类学理论和神话学知识的广泛传播，这种研究范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从“职业身份”来看，20世纪前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主要由两种学术群体构成：

第一种群体由文史学者构成，主要包括周作人、茅盾、郭沫若、郑振铎、闻一多、孙作云、卫聚贤、李玄伯等。除此之外，一些民俗学者如江绍原、钟敬文等，也可归入其中。[28]这些学者多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出发，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重新审视。尽管其研究间或出现不够谨严之处，但由于能一扫前代学者的陈腐说教而提出新见，因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有极大的影响。

第二种群体由人类学者构成，主要有林惠祥、马长寿、芮逸夫、岑家梧等。[29]这些学者曾在国内外著名院校受过正规的人类学训练，不仅熟悉欧美的各种人类学理论，而且有过实地调查的田野经历。他们的研究拓展了早期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对于闻一多、孙作云等文史学者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期，“文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正式提出，此后进入学科建设阶段。对于“作为学科”的文学人类学，学界也曾提出异议。在《文学人类学：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一文中，傅道彬认为：“所谓文学人类学准确地说应是‘人类学的文学’，也就是说对于文学而言，人类学是文学研究的新的批评方法新的文化目光。”不过，作者持此论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学理方面的考虑，而是基于下述担忧：“假如我们把文学人类学看成是文学和人类学派生出来的新学科的话，那么这样的划分尽可以不断地延伸下去，比如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民俗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等，一门学科真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那么它的存在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30]在笔者看来，这种担忧大可不必。作者所罗列的由人类学派生出的几种学科中，由于民俗学一般被包含在文化人类学之内，两者之间并非平行关系，因而“民俗人类学”的提法难以成立。其他几门学科，已有相应的学科建置或学术专著问世。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华勒斯坦等已用许多事实表明：学科是一个历史的、社会建构的产物。[31]就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关系而言，从来不是预设好了某种学科，然后派生出相应的学术研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研究基础，才有建立这一学科的必要。即以上述所举诸学科而言，在今天，恐怕谁也难以否认“历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必要性。

同样提出异议的还有章立明。在《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概述》一文中，章立明认为：“就目前来看，如果文学人类学放弃学科冠名，而称为文学的人类学研究或人类学的文学研究或许是较好的也是有价值的选择。”[32]不过，作者立论的依据却有些难以捉摸：“因为文学和人类学在合作之时，‘由不同框架培育出来的人们之间难以讨论问题，但是，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讨论，这种业已推动了某些最伟大的智力革命的文化冲突更富有成果的了’。”引文中的后一句话，其实转引自马太·多冈、罗伯特·帕尔合著《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一文，其原始出处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论文《常规科学及其危险》（Normal Science and Its Dangers）。令人疑惑的是，《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一文主旨，正在于阐明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各个杂交领域很可能会继续成为推动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革新的重要力量。过去几十年的记录已经足以给人们以深刻印象，随着专业的向前发展，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分支领域的繁殖将有可能导致甚至更多的令人难忘的组合。”[33]作者转引此文来说明“文学人类学”这一提法之不可取，显然有欠妥当。

关于一门学科形成的标志，景海峰、蔡玫姿等两岸学者均曾引述华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一书的观点，从大学系科的建制化和学科的体制化、组织性团体结构和学术圈的建立、为新知识定位的书籍分类系统的形成三个方面加以阐述。[34]本书也借鉴此方法，对“作为学科”的中国文学人类学作一考察。

先来说大学系科的建制化和学科的体制化。文学人类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正式提出之后，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至21世纪初，终于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获得一席之地。2000年5月，四川大学组建“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成为国内第一所将“文学”与“人类学”联系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当然，从这一机构的名称不难看出，由于当时尚处在草创阶段，因而仍有几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色彩。近几年来，文学人类学的发展异常迅速。继四川大学之后，上海交通大学、重庆文理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相继成立“文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也建有“文艺人类学研究所”。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校，还在“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下设置“文学人类学”二级或三级学科，开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再来说组织性团体结构和学术圈的建立。中国文学人类学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1996年8月，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第五届年会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正式成立。1997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此后又相继在湘潭、兰州、贵阳、南宁、重庆、上海等地召开历届年会。由该学会主办的电子刊物《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通讯》也于2009年4月创刊，迄今已出版至第9期。目前围绕该学会已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学术团体，其成员遍及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

文学人类学在国内图书馆虽然未建立独立的书籍分类系统，不过，与之相关的学术著作已经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叶舒宪、萧兵共同主持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在国内产生很大反响。此后，叶舒宪又相继主编“文学人类学论丛”“神话历史丛书”。上述著作之外，方克强《文学人类学批评》、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程金城《原型批判与重释》等，均可视为这一领域的重要成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叶舒宪独立完成的《文学人类学教程》已于2010年出版。该书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列为重点教材，显示出文学人类学在学科建设方面的迈进。

其实，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目前已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学科在内，其在创建之初均曾遭遇质疑与争议。因此，如果我们赞同华勒斯坦的观点，承认任何一种学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一种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便可能会以更为宽容的目光看待“作为学科”的文学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