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的影响

在西方各种现代学科中，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更新尤为迅捷。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人类学领域相继涌现出众多理论流派。这些流派中，最早传入中国的是古典进化论学派。早在1902年，国内已有人将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社会学》一书第三部分《家庭进化论》译成中文，更名《族制进化论》，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其主要内容实际采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1卷1期发表《说民族学》。这篇在中国人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其主要观点也属于古典进化论学派。嗣后，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建立，许多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将西方人类学理论及时介绍到国内。在当时，受德奥传播学派影响的有陶云逵等，受美国历史学派影响的有孙本文、黄文山、戴裔煊、吴泽霖等，受法国民族学派影响的有杨堃、杨成志、徐益棠等，受英国功能学派影响的有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86]

对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学人类学而言，上述学派均曾有过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其中最显著的当推古典进化论人类学。从周作人、茅盾直到闻一多、孙作云，古典进化论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一直是他们阐释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工具。应当说，这种情形的形成，与中国悠久的“典籍传统”不无关系。对于习惯于书斋生活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可以像弗雷泽一样，不必亲自走进田野，只需采用其他学者所提供的有关异文化的资料和知识，便可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新解。当然，古典进化论学说也极为庞杂，不同学者的理论建树也各有侧重，下面即对国内学界借鉴最多的几个方面作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