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语语音的统一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尤其是甲午海战后，更出现了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的民族危机。志士仁人，无不人尽所能，各施其才，挽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在语言文学领域就先后掀起了三大运动。这里首先谈谈为了开发民智、教育强国而进行的语言文字领域的改革。

一 清末切音字运动是注音字母的先河

汉字几千年来，忠实地为汉语服务，即便是魏晋以后，在书面语和口语渐行渐远的情况下，汉字还是一如既往地记录着僵死的古文和鲜活的古白话。只是到了清末，由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民族存亡问题压倒一切，人人都在寻找原因，追究责任。知识分子找到个中原因，那就是教育落后。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便在于中国人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太长，没有时间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中国人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比西方长？因为汉字太繁难，文章太难写，卢戆章在《一目了然初阶》里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1]田廷俊在《数目代字诀·序》里云：“文字之繁难，中国冠天下矣。”[2]做了十几年的古文犹且不通，更无暇学习西方的科技了，汉字的繁难导致国家的弱贫。陈虬云：“吾们中国在地球上面呢……原算是头等富强的国度呢！只因吃了文字守旧的亏，遂不觉走到贫弱一路上来。”[3]鲁迅先生也讲过：“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4]所以，知识分子认为，要救国，就要开发民智，要开发民智，首先要兴办教育，改革教育，而改革教育则先要改革汉字，所以第一炮便轰向了汉字这种表意文字。

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兴起，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了“言文一致运动”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废止汉字。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语改变主义者上田万年在日本做了《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鼓吹“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机关“国语调查委员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语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

清末的宋恕于1891年首先提出造“切音文字”。他说：“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分之九，少亦几十之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中国）计今之识字者，男约百分之一，女约四万得一。”[5]宋恕主张像日本的小学教育那样，“先授和文，后授汉文：若师其意，江淮以南，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6]。宋恕之后，谭嗣同进一步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7]，改革汉字以用拼音文字。这大概成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钱玄同等激进派废除汉字的始作俑者。真正从实践上从事拼音化改革的是卢戆章。1892年，他著《一目了然初阶》这部拼写方言的方案。据倪海曙统计，清末的1891—1911年，这种拼音方案多达28种，但有一个共同倾向，大抵以拼写南方方言语音为主。比如吴敬恒的《豆芽字母》拼写无锡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拼写广东音，刘孟扬的《天籁痕》拼写官话音，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拼写吴音，等等。早先的拼音字母主要拼写方言，后来渐渐拼写官话，到国语统一运动时期，拼写地方方言的方案便让位于拼写国语，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讨论。这些切音方案的字母形体主要是汉字笔画式，它照顾到传统文化和国人的心理，易于接受，所以说清末这一时期的切音字运动还带有传统语言文字注重汉字本位的特点，而不像国语运动时期人们普遍追求语音本位，利用拉丁字母设计拼音方案。清末切音字运动基本上没有挂靠政府，大都以个人的力量出书、讲学、宣传，多数方案没什么大的社会反响。卢戆章想借变法维新之机，依靠中央王朝的力量，在全国推行他的切音字，但几经周折，终难成功。他推行切音事业达半个世纪之久，他的首创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清末汉语拼音运动也以卢戆章的“中国切音新字”的方案称之为“切音字运动”。

清末10年的切音字运动以王照和劳乃宣为代表。百日维新失败后，礼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模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国书（满文）十二字头之法，创制官话合音字母为北京话注音，出版了《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王照的京师拼音官话书报社，定官话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韵四声，辗转相拼，得二千余音。包括京师语言，其取音用和声之法，与国书字头相表里；而字体则取汉字笔画，相合而成。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有字母62个，也属于汉字笔画（偏旁）式。但王照的方案比卢戆章的幸运得多。因为王照方案的内容比卢戆章优越。前期的卢戆章的切音字只拼写闽粤等方言，而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尽是京城声口”，有利于“使天下语言一律”[8]。总之，官话字母对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都有好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语言、文学及教育的要求。黎锦熙说：

官话字母和现在的注音符号，其用处是一样的，不过它的用途和目的，比较更明了些：用途——绝对言文一致（拼白话，不管“读音”）；绝对国语统一（一依北平音，反对地方音）；可代汉字，也可对汉字。目的——专为大多数无力读书的贫人，妇女，愚民，“下等人”而设（“上等人”仍用汉文），只求简易迅速地达到教育普及的目的。故官话字母是一种直标北平语音的新文字，是普及教育而带有维持原来阶级意味的新工具。[9]

王照的官话字母在用途上主张“绝对言文一致”“绝对国语统一”“一依北平音，反对地方音”“直标北平语音”等，为后来国语统一运动确立北京音为国语标准音，为“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言文一致打了头站；同时，可看出王照的改革方案是不彻底的，比如拼白话，不管“读音”“上等人”仍用汉文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国语运动阶段得到解决。

其次，王照跟卢戆章等前期的切音字倡导者相比，有个重大的变化，就是他们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极力得到当时朝廷大员的支持。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回国，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主张以京城声口统一天下，以一统国民。吴汝纶称道王照的注音字母“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言一律”[10]，而得到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史称《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朝制定的《新定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动多扞格，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11]《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学部制定的《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有关规定也强调了与宣讲《圣谕广训》的衔接，内容要求与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属地方一律设立宣讲所，遵照从前宣讲《圣谕广训》章程，延聘专员，随时宣讲。……宣讲应首重《圣谕广训》，凡遇宣讲圣谕之时，应肃立起敬，不得懈怠。……其学部颁行宣讲各书，及国民教育、修身、历史、地理、格致等浅近事理，以迄白话新闻，概在应行宣讲之列。”[12]由此可见，《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正因为政府要员为了各种目的而出面，故可以为王照的官话字母的推行、传播和普及保驾护航。这个经验当然被后来的国语运动的先驱者牢牢记取了。

劳乃宣对王照在北方普及官话字母很看重，所以他着手促进南方各省实现拼音化。在王照的官话字母基础上，略加增改，做成很多字谱，较有名的是1907年编制的《简字全谱》，它用简字代替官话，把京音、宁音、吴音和闽广音等汇编于一书。简字和官话实则一物，换名不换实。简字是简易汉字，也是笔画式拼音文字。但官话字母仅适于北京音，而简字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方音。《简字全谱》有116个声母，20个韵母。劳氏设计了多种方音拼音字母，但他主张语言统一。他的办法是先做到方言区的言文一致，然后谋求全国语言的统一。他用清代古音大家顾炎武离析俗韵回到唐韵，离析唐韵回到古韵的办法实现国语的统一，在当时还是有意义的。劳乃宣在1908年被慈禧召见，呈《简字谱录》，后成立“简字研究会”，这是20世纪民间最早的研究汉语拼音的组织。这都为后来的国语运动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教训。

清末切音字运动基本上没有挂靠政府，大都以个人的力量出书、讲学、宣传，多数方案没什么大的社会反响。它们大抵以拼写南方方言语音为主，后来渐渐拼写官话。这些切音方案的字母形体主要是汉字笔画式，这一点与后来的注音字母“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基本一致，它照顾了传统文化和国人的心理，易于接受，事实上成了注音字母的先驱。

二 注音字母是国语语音统一运动的物质准备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和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拼音不过两母，故较东西各国拼法为易学易记；四等不分于韵母，故较中国韵学旧法为直截了当。”[13]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准备编定国语音韵标准，广告多次发布。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二、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三、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14]次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议长，王照任副议长，网罗全国文字学、音韵学、语言学之权威专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最终参与表决的共44人。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的争吵打架，是明清南北两派正音传统的最后一次冲突。王照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大战。会议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结果是制定了39个字母，称为“注音字母”。

1913年读音统一会通过的39个注音字母，至1918年正式公布时增加一个“儿”韵，1922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时再从“ㄛ”里分出一个“ㄜ”，是为40个。1932年钱玄同又增加一个舌尖元音“帀”，取之于“师”之古体“帀”，专拼汉语的翘舌音和平舌音。1913年设计的注音字母其实仍然是清末切音字运动在新时代的延续，清末以汉字笔画式为主流的切音形式在读音统一会里占据主流。民国二年（1913）去清帝逊位仅仅2年，读音统一会会员卢戆章、王照、吴稚晖等都曾在清末搞过汉字笔画式切音方案。注音字母是由章太炎的弟子马裕藻、许寿裳及周树人等提案的，章太炎云：“余谓切音之字，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故尝定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以代旧谱。”[15]注音字母基本上遵循了章炳麟的原则，39个字母里就有15个采用章太炎的。章炳麟的原则代表了传统的语言文字观，维护了汉语汉字的尊严，有典有则，比向壁虚构强多了。而且，注音字母在“旧派的人看来，很适合双声叠韵的原理，可以用来改良反切的弊病。……注音符号的应用，只在声母和韵母上的分析，没有把元音和辅音的音素一一显示出来，所以我们认定注音符号只是从反切中演化出来的东西”[16]。

现在看来，虽然注音字母给汉字标音，不如后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等一步到位，但在有几千年汉字应用传统、字本位的语境下，在以双声叠韵为原理，汉字给汉字注音的反切注音时代，这只能是一个较为妥当的折中办法，否则很难有较好的结果，读音统一会上的激烈争论以至于恶语相向、大打出手是一个明证，所以它是符合汉语言文字发展规律的，也符合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周恩来总理对注音字母的历史地位有一段极公正的评价：

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的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现在这个汉语拼音方案，它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为汉字注音，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拼音方案正是继承了直音、反切和注音字母的传统，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7]

我们在这里较为详尽地梳理评介民国以来注音字母的文化特征，是因为注音字母与我们的论题息息相关。一是注音字母较为科学地记录着国语语音所取得的每一步成绩，成为国语统一运动的重要一支。注音字母40年来服务于汉语汉字，特别是对“五四”文学书面语言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年代的汉语拼音方案实行。二是注音字母与民国韵书的编制有关。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和官韵《中华新韵》就是以国语统一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国音的北平语音为语音标准的，而标示这种国音标准的工具就是读音统一会通过、由政府颁布的注音字母。国音的统一是国语统一的基础，国音的统一就包括注音工具的统一，这是一体两面的不可分割的事情。

注音字母后，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五次大会，会员钱玄同提议“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事后成立钱玄同、黎锦煕、赵元任、林语堂和汪怡组成的“数人会”。1926年制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由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注音之用，简称“国罗”。“国罗”没有认真推广，影响远非注音字母可比，但意义重大，它说明汉语也可以用罗马字来拼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准备了条件。

拉丁化新文字是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等在苏联汉学家协助下制定的。这个方案拼写以山东话为标准的北方方言，简称“北拉”。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肖三、龙果夫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于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北拉”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并反对用象形文字的笔画来拼音或注音。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认为不能以某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标准音。鲁迅先生也主张拼读方言化：“现在正在给中国实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得。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18]关键是中国的方言太复杂，九州共一字，十里不同音，方言文字是行不通的。另外，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国语运动无所谓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20世纪30年代，新国音的标准已经确立，北拉仍然主张“不能以某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标准音”，是很不妥当的。因为标准音的确立，是汉语言研究重心向语音本位转向所致，是北京700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不是人为的认定。今天来看，北拉的主张有些过激，废除汉字是不客观的，是违背汉语内部规律的。但是，“国罗”和“北拉”都设计了较好文字改革方案，都为汉语拼音化作了积极的探索。

三 国语运动最终确立了国语语音的“金标准”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从前叫“官话” “国语”。国语有老国音和新国音之分。

国语运动对于汉民族共同语语音标准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过了辩证否定的发展过程。大致说来，清末以京音（北京话语音）为标准，20世纪30年代以前是南北杂糅的双重标准，30年代以后又规定以漂亮的北京话为标准。标准话基础方言的争论，反映了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

国语语音标准的提出、论争和确立是国语运动诸君的最大贡献。国语运动要比白话文运动晚几年，其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初。赵元任先生说：“上个世纪我在中国上学的时候，还没有标准国语这个东西。”[19]如前所说，1902年吴汝纶从日本考察学政，日本人伊泽修二对他说：“欲养成国民爱国心，必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查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为急急者。”[20]强调了宣传国语的重大意义。当时日本很多学校设有“普通语研究会”，研究普通语（即国都东京语）。吴汝纶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上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21]要以北京音为标准实现国语统一，并想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作为统一国语的工具。吴汝纶得到当时管学大臣张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光绪二十八年（1902），张百熙奏陈所拟学堂章程，奉准颁行，确立了汉语的国语地位：“各国语言，全国皆归一致……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22]《圣谕广训》的宣讲使北京官话在全国通行。通行本《圣谕广训直解》在官办新学课堂“中国文学”学科中，已被指定为“习官话”的教材，因“其文皆系京师语”，每星期应学习一次。这是北京官话和白话文得以推广的前提。光绪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学部制定的《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已明确将“宣讲所”纳入各厅、州、县必须设立的劝学所建制中。如前所说，《圣谕广训》的白话解读本是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一条线索。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书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从此以后，拼音运动和国语运动互为表里，步调一致，互相促进。北方王照云：“语言必归画一，宜取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余谓官者公也，官话者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23]南方卢戆章本主张以宁音（南京话）为标准，此时也赞同“颁定京音官话，以一统天下之语言也”。[24]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1910年因《拼音官话报》触犯摄政王，官话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传习。从1900年王照创制官话字母到1910年清朝摄政王查禁官话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编印书籍6万余部。

1910年，资政院议员满人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窃维官话简字，旧名官声字母，本国书和声之制，取首善京音为准，发现于天津，实验于各处。”[25]资政院议员江谦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了“用和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26]。此案通过提交学部。1911年清政府灭亡前，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了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主张语音以京音为主，而调整四声，不废入声；词汇以官话为主，而择其正当雅训者[27]。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调查。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标准语的基础方言争议最大。

为了团结各民族，提倡国语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多次发布广告。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并计划成立读音统一委员会。12月，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及任务，即“一、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审定所有音素总数；二、采定字母，每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28]1913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北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南方会员坚持在注音字母里保存浊音和入声，江苏代表汪荣宝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29]北方会员坚决反对浊音字母。后来王照建议，每个省会员不论到会多少，只有一票表决权，于是浊音无法通过，但是入声还是作为第五声进入国音里。这个会开了三个月，争论很激烈。读音统一会决定以每省区为一表决权，以最多数为会中审定之读音；从清人李光地、王兰生的官韵《音韵阐微》中选出6500多个常用字，编成《国音汇编草》，并拟定了三十九个注音字母，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赵元任先生曾为这个人工的普通音灌制唱片，“不管有没有唱片，教一种没有人说的语言，总是难事。在13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30]。尽管如此，用北京话来统一全国语言的主张是当时的主流[31]。庆福等的《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凡京师所在，人皆趋之。千百年荟萃磨炼，而成此一种京话，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与京语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甘肃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十一省，及江苏安徽之两半省矣。此外各语，无两省相同者。为高因陵，为下因泽，岂有舍京语而别事矫揉之理哉！京语非北京人私有之语，乃全国人共有之语。”[32]

1913年通过的老国音及注音字母，受到了各种不同标准的人的批评，教育部怵于众议，直到民国七年（1918）11月才公布，此时距离注音字母制定之日已经5年。1919年，老国音的《国音字典》出版，1920年旋即发生了“京国”之争，南京高师的张士一首先向老国音发难，要求以至少受过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重新制定字母。他的要求得到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赞同。1920年12月，教育部发布训令：

查读音统一会审定字典，本以普通音为根据。普通音即旧日所谓官音，此种官音，即数百年来全国共同遵用之读书正音，亦即官话所用之音，实具有该案所称通行全国之资格，取作标准，允为合宜。北京音中所含官音比较最多，故北京音在国音中适占极重要之地位；《国音字典》中所注之音，什九以上与北京音不期而暗合者，即以此故。惟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与普通音不合，且与北京人读书之正音不合，此类土音，当然舍弃，自不待言。本会此次修订《国音字典》，凡遇原来注音有生僻不习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的北京音之合于普通音者，当然在采取之列。至北京一隅之土音，无论行于何地，均为不便者，则断难曲从。该会所欲定为国音之北京音，当即指北京之官音而言，决非强全国人人共奉北京之土音为国音也。《国音字典》中对于北京官音，既已尽量采用，是该会所请求者，实际上业已办到，似可毋庸赘议。至于声调问题，公布注音字母之部分中，仅列阴阳平上去入五声，并未指定应以何地之五声为标准。诚以五声读法，因各地风土之异，与语词语气之别，而千差万殊，绝难强令一致。入声为全国多数区域所具有，未便因北京等处偶然缺乏，遂尔取消，正犹阳平亦为全国多数区域所具有，未便因浙江等处偶然缺乏，遂尔取消也。盖语音统一，要在使人人咸能发此公共之国音，但求其能通词达意，彼此共喻而已；至于绝对无殊，则非惟在事势上有所不能，抑亦在实用上为非必要也。

这个训令看似有理，实际上行不通。汉语里并不存在折中南北的普通音，声调更是没有确定，南方的入声掺入进去。

1921年，黎锦煕“主张径把很爽快干脆的北京声调为标准”。1923年黎锦煕在《北京入声字谱》“序言”里提出了国音废除入声的宣言：

自从提倡国语以来，国音算是确定了，对于四声，却只有纸面上的“圆点儿”，没有口头上的“准调子”，大家各用乡调读国音，闹成许多不南不北、亦南亦北的蓝青官话。现在大家都感着事实上的困难，自然而然地要认定一处地方的方言中的声调为国语的标准，于是北京话中的“四声”当然取得这种资格。

1926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推举王璞、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煕、白涤洲等人修订旧国音，凡字音，概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取消了尖音和入声等。1932年教育部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才真正体现了新国音的语音系统。1934年，黎锦煕和白涤洲编《佩文新韵》，即依此新国音标准。1941年10月10日，魏建功先生著《中华新韵》由国民政府颁布，这是汉语韵书史上的高峰，完全依照北京音为语音标准分韵。从清末的官话到民初的老国音，再到20年代的新国音，现代汉语标准音的确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可见，标准语的确立也不是发一道命令、开几次会议就能成功的。而且，在新国音确立之后，并不是大家都赞成以北京话作为标准话了，持反对意见的人大有人在。真是‘诸家取舍，亦复不同’”[33]。

为什么北京话作为语音标准就有人反对呢？胡以鲁在《国语学草创》里说：“吾国向所称为北京官话者官吏用语，非公共语也。……且地处北偏，交通机关向未发达……实际说所谓京片子者，殆惟直隶南满之一部，直隶方言间杂以满语者耳。”[34]胡氏作为读音统一会会员，对京片子很反感，认为湖北话可做理想的语音标准。后来的王古鲁和马宗霍还十分赞成胡以鲁的主张。章炳麟也是反对北京话为语音标准的。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里说：“今虏虽建宅宛平，宛平之语，未可为万方准则。”[35]“中国正音……既以江汉间为正音，复取四方典则之声，用相合会，则声韵其无谬矣。”[36]由于他的复古主义立场，他的“中国正音”注定是实现不了的。

清末民初的学者，受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影响很深，所以不同意“北杂夷狄”的京片子为标准音。赵元任先生不反对北京话为标准，他在《什么是真正的汉语？》里对北京话评价不高做了精到的分析：首先是北京话没有入声，“但至今爱做古诗的北方人还必须掌握古代的声调，南方人在这方面就很占便宜”[37]。其次是北京话没有分尖团的优越性。现代皮黄戏里保持着尖团的区分。再次是传统的音类区分在北京话里消失了，文人们对此不满。很显然，赵先生是从继承文化传统、保存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谈的，但都无法动摇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地位。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北京话语音标准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提出，但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议。胡适在1921年著的《国语文法概论》里说：“严格说来，现在所谓‘国语’，还是一种尽先补用的候补国语，并不是现任的国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一种方言已有了做中国国语的资格，但此时还不曾完全成为正式的国语。”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种候补的现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在这里较为详尽地讨论国语运动对国语语音标准的最终确立，是因为只有语音标准统一了，国语才有可能实现统一。

从上面的讨论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国语统一问题仅仅是国语语音的统一问题。对这一点，国语运动诸君是深谙其道的。如上所述，民国初年章太炎和胡以鲁师徒都主张以湖北话作为国音标准，胡以鲁只说在语音上应有所损益，没有谈到要在词汇和语法上也要有所损益。傅斯年认识到国音的统一是国语统一的前提条件，他在《文言合一草议》中说：“制定国语之先，制定音读，尤为重要。音读一经统一，自有统一之国语发生，初不劳大费精神。”他意识到词汇和语法的差异最小，语音差异最大，“殊方言语之殊，殊在质料者极少，殊在音读者转多。又音读划一，稍事取舍，便成统一之国语”[38]。傅斯年认为较易统一的是“国语之质料”（词汇、语法等），而由语音所反映的“声气”则是很难统一的，这是很有见地的。

老国音曾在会议室里举手表决的是六千多个汉字的读音，没有人举手表决语法和词汇。北方王照和江苏王荣宝的武斗，其实焦点还在于国音对浊音和入声的存废。国语语音有新旧之分，国语语法和词汇却无此分别。可见，国语运动诸君都认为各方言的主要差别在于语音方面，而不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当然，并不是说汉语各方言之间没有一些词汇和语法上的差异，只是这些差异相对于语音来说是微小的。王力先生说：“各地的语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各地的基本词汇，差别也不大；各地的语音，差别较大，但是有语音对应规律。”[39]

明清以来的很多优秀文学作品都是以北方话或以北京话写成的，很多非北方话地区的人们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学会了写白话文，看白话文，但是说不出口（这种情况现在还很普遍）。胡适说自己是通过阅读《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近代北方的白话小说而做起白话文的，但是，为什么他还认为国语统一万年也实现不了呢？还是因为语音不统一，人们还是各操土音来“说”用汉字所表示的由国语词汇和语法所组成的句章篇。有一个事实需要注意：任何一个方言区的儿童，一到小学毕业，“顶多是进入初中，语法、词汇上的细微差异在他的日常说话中就少得多了，至于在严肃说话如演说时，这些细微的差异几乎不存在”[40]。所以，国语统一问题，实际上只是国音标准的问题。如果国音标准确立并且国音完全统一了，国语统一基本上也就实现了。

民国时期的国音标准是确立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国音的统一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新政府的肩上）。其实，一直到40年代末，这种候补的现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我国地广人稠，南北方言差异巨大，加上当时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政局动荡；解放区鼓励方言文艺创作，以鼓舞军民抗敌救国，等等。所以，推行已经统一的国语困难很大。这个艰巨的任务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50年代的现代汉语规范化，特别是1958年国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宪法规定推广普通话后才有所改观。迄今为止，这个工作尚未彻底完成，看来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国语语音标准的确立为“五四”文学书面语言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民国韵书就是以国音统一运动所确立的北京话为语音标准，巩固、推广了国语统一运动所取得的新国音标准之成果，为汉语白话诗的创作提供了丰赡的音韵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