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四十年来，相对于宋明儒学（理学与心学）较为充分的研究而言，乾嘉儒学的研究则显得有些沉寂，其学术成果也相对贫乏。据笔者本人有限的阅读而言，对于乾嘉儒学研究的不足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对乾嘉儒学的整体精神面貌认识不够清晰，因而对其整体精神风貌也就难以达成基本的学术共识；其二，有关乾嘉儒学学术渊源的讨论，往往是人言言殊，各有道理，但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其三，乾嘉儒学内在思想的逻辑进程及其历史转折点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其四，乾嘉儒学诸流派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乾嘉时期理学（包括心学与气学）的实际成就如何？学术界没有给出较为合理的说明。仅就此四点而言，乾嘉儒学及其自我转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并需要加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邦金君的新著《乾嘉儒学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就是一本试图超越目前此领域的不足而在诸多方面有所创获的新著。该著分上中下三编，共十七章，加上绪论与结语，有近二十章的篇幅，虽然是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结项成果，未能对此一时期的儒学内容做一个十分全面的论述，却也基本上体现了作者对于乾嘉儒学研究的框架性思考，展示了作者在此领域的宏大构思以及所蕴含的巨大学术发展潜力。就笔者个人的粗浅认知来看，该书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肯定：

第一，三编的思想结构呈现为哲学、学术与思想的三维互动，以此来立体地呈现乾嘉儒学的精神面向。第一编侧重于哲学思想，以乾嘉的新道论为代表，揭示了该时期儒学的哲学形上学。第二编侧重于学术讨论，以扬州学派、汉宋之争、经史之争、儒释之争、中西之争五组学术问题为中心，揭示了乾嘉儒学独特的时代风貌及其所面临的新问题。第三编侧重于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属于泛化的哲学史，因而可以归类到思想史的范畴。三编的内容虽非面面俱到，但通过对一些典型思想家、学者、学派思想的深入阐述，大体上呈现了乾嘉儒学的丰富内涵，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多维角度初步证成了作者提出的“乾嘉新儒学”或“新清学”的说法。

第二，作者用“乾嘉儒学”的概念来统领乾嘉时代的哲学、学术与思想，以之对接宋明儒学，进而与这一时代的佛学、道家与（西方）学术三组概念区别开来。这一概念对于研究乾嘉时代中国本土的主流学术与思想对象而言，有其方便与合理之处。儒学是体有用之学，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哲学学科，可以在儒学的形上学与制度之学中找到其相关的内容。汉唐以来的儒学也是官方的学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大多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其主流部分是儒学的，佛、道及其他思想基本上是作为一补充性的内容。而中国传统学问的分类及其次第——经史子集，也主要是儒家的，各种学术流派与学术问题，都会与儒学发生直接的关系。因此，作者使用“乾嘉儒学”的概念来代替乾嘉考据学、乾嘉哲学、乾嘉学术等概念，更能够比较真实地体现这一时期主流的学术与思想状况。

第三，一些具体的论题与论述很有新意，拓展了对乾嘉时代学术与思想的研究广度，在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上深化了对乾嘉学术的认识。现仅择其要，略述如下：

在论题方面，对乾嘉时代学人的心性之学、政治儒学、士大夫的治生问题以及这一时期儒学的护生观念和生态保护思想四个方面，有所拓新。而在这四个论题中，笔者认为，该著对乾嘉时代的心性之学的抉发尤其富有新意。该论题一方面可以对接宋明儒学，另一方面亦可以回应现代新儒家对于乾嘉儒学的批评。

在具体论述方面亦颇多新意，难以尽加罗列。例如，第四章将戴震“以情絜情”的伦理学思想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普遍正义思想联系起来，初步揭示了戴震伦理学的政治哲学意蕴与现代意义。第九章进一步揭示出焦循“能知故善”的伦理学思想与戴震“德性资于学问以至于神明”，“愚者非恶而流于恶”这种重智主义伦理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既显示了扬州学派与皖派的内在思想联系，也揭示了乾嘉儒学的伦理学的自身特点。第七章在揭示“乾嘉新道论”的三个理论节点问题时，指出明清易学的太极非理说构成了道论形上学的一个重要节点。此点笔者在论述乾嘉新道论时未能予以关注，而且邦金君从学理上分析了新道论的三个维度，思路清晰而结论可信，因此笔者认为其对新道论的阐发有补充、完善之功。第三编第十四、十五两章，有关乾嘉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论述，均有新意，对于重新认识乾嘉学者在十分艰难的历史处理境里仍然坚持儒家政治理想的抗议精神，爬梳出了新的思想史资料，值得肯定。

简而言之，作为清代学术研究的后劲，邦金君此著的出版将会深化、细化此一领域的诸问题研究，相信其后续修订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龚自珍政治思想研究》会在政治哲学思想方面进一步深化乾嘉与嘉道时期儒学思想的研究。

邦金君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经师从于我，在我完成“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的过程中，他与我合作撰写了不少文字。因此，在近十几年的清学研究，特别是乾嘉学术的研究过程中，实际上是同道者。作为此领域里因年齿而具师长身份的同道，对于该书中存在的学术与理论空间，也尝试言说一二，一者供邦金君参考，二者也是与对乾嘉学术有兴趣的其他同道者相互切磋，以期共同推进包括乾嘉儒学在内的乾嘉学术研究。

就乾嘉学术的哲学形上学思考而言，此一时期重要的儒家学者与思想家大体上提出了自己的道论思想。但他们对于道的具体内容的规定是不同的，而且其道论的思想来源亦不相同，此点不可不辩。若将戴震与章学诚看作乾嘉时代的两面思想旗帜，则戴氏的道论基本上代表了气化论的道论思想谱系；而章氏的道论思想似乎更为复杂，既有宋儒程朱一系形上之“理”的影子，又有韩愈的道德论的思想影子，但主要是《易传》的道论思想，特别是在道器关系方面，似乎更受《易传》的影响。目前作者虽然阐述了乾嘉时期的新道论思想，但对于有些思想家如钱大昕的天道论思想未能触及，对于章学诚道论思想的丰富内容及其独特性的阐发亦略显不够。对于焦循从易哲学立场出发论天道的思想的特征，阐述得也不够充分。

我们都知道，儒学是有体有用、明体达用之学。从儒学这一基本的思想特征出发，全书的整体架构应当先是道论形上学，然后是度数之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最后才是学派与其他学术问题之争。具体来说，即将目前的第二编作为第三编，第三编作为第二编，或许更能体现“乾嘉儒学”概念的内在思想逻辑。

另外，全书体现了作者对于近百年来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诸家思想成果兼收并蓄的特色，这是本书长处。但也正因为作者力图兼顾各家各派的观点，淡化了自己的立场，对于乾嘉儒学的主流发展脉络及其逻辑进程，反而没有很好地凸显出来。特别是对一些具有思想锋芒的思想家的批判精神，如戴震、钱大昕、龚自珍等的批判精神，没有充分地凸显出来。在行文方面，全书洋溢着作者博览群书的才气，但从人文著作的科学性方面说，有些引文似乎可以减少，而有些证成性的结论似乎需要更多的直接材料与相关的间接材料作支撑。

凡以上提到的种种不足，仅是对本书的精益求精而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对学术后劲的一种勉励与鞭策之辞，并不影响对本书学术质量的充分肯定。

武汉大学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在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诸先生的引领下，在明清哲学、《周易》哲学、现代新儒家诸领域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共认的成绩。邦金君虽然现在供职于温州大学，但他在明清哲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仍然可以视之为珞珈山中国哲学的新成果之一。希望邦金君继续努力，立足于珞珈山中国哲学的学术之根，然后广泛地吸纳其他各家各派的明清学术、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地深化、细化明清学术与思想研究。若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开创出新的研究范式，则将是对珞珈中国哲学最好的回馈。

是所望也，亦期于成。

吴根友

2018年2月9日于武昌，2月22日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