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编年

编年是吴先生又一项颇为自豪的成绩。他在《前言》中说：“《年谱》《编年笺注》《年谱新编》对元稹诗文的编年意见与我们《新编元稹集》对元稹诗文编年意见有很大的出入，差异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吴先生似乎在暗示，卞孝萱先生、杨军先生和笔者对元稹诗文编年的结果，绝大部分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说，你们90%以上的人都错了，或者说你们90%以上的观点都错了，笔者认为，大多数人在震惊之余，一定不会首先怀疑他否定的人或观点的正确性，而会怀疑说这话的人所说结果的可靠性。吴先生为证实自己所说的可靠性，将他自己与《年谱》《编年笺注》《年谱新编》对元稹宝历元年所作诗歌之编年进行对比，得出《年谱》与《编年笺注》编年正确率为零，《年谱新编》编年正确率为5.26%。如果真如吴先生所说，之前的三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就如乾隆皇帝讥讽钱谦益之诗时所说的那样——“真堪覆酒瓮”了。事实如何呢？其一，吴先生列出的19首作品，残诗一首，完整诗作两题三首，其余均为存目之作。其二，吴先生所谓的辑佚，也往往是不靠谱的。因为，他只要见到有人写作了有关元稹的作品，就以为元稹肯定有酬和之作，如果现存元集中没有，就断定已经散佚了，应该“辑佚”。如吴先生据徐凝《春陪相公看花宴会二首》，就认为“现存元稹诗文，未见元稹之酬篇，故据此补”。元稹观察浙东时，徐凝犹是布衣，当此之时，徐凝写一首诗歌，元稹有理由一定要酬和吗？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据酬和之作推断原唱之存在，却根本没有办法据原唱推断酬和之作的存在。且不说吴先生自豪的“辑佚”，并非真正的辑佚，只是做了一点儿“存目”的工作，更何况他对存目作品的推断存在逻辑上的严重失误，其结论绝大多数是站不住脚的。用自己往往站不住脚儿的所谓“辑佚”，指责他人编年的失误，这就不仅是方法上的失误了。其三，吴先生指责《编年笺注》没有编年《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实际上《编年笺注》编年于大和元年（827）；吴先生指责《年谱新编》未编年《修龟山鱼池示众僧》，实际上《年谱新编》编年于长庆三年至大和三年（823—829）。总之，吴先生自己往往粗心，对他人之编年视而不见，却指责他人粗心，漏编元稹作品。关于这一点儿，笔者仅以《新编元稹集》4册（左）、5册（右）为例，列表如下。

续表

在大约1/8的篇幅里，吴先生11次批评《年谱新编》没有给元稹作品编年，而事实是《年谱新编》都给元稹作品编年了，只是吴先生太粗心也太自信了，在没有细致翻检《年谱新编》的情况下，就直接判定他人的失误，这不是一个学人尤其是一个研究学问数十年的学人应该有的态度。

吴先生在很多地方自诩自己对元稹诗文的编年与《年谱》《编年笺注》《年谱新编》结论不同。其实，不同本身并不值得自诩，结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得到学界主流的认可才是值得肯定的事情。在笔者看来，吴先生在元稹作品编年上所犯的错误，远远超过他取得的成绩。吴先生所犯的错误有二：一是因为他对他人结论缺乏最基本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而对自己之研究又过于粗心和自信；二是因为学养方面存在欠缺。在此举两个例子。例一，元稹《除夜酬乐天》云：“引傩绥旆乱毵毵，戏罢人归思不堪。虚涨火尘龟浦北，无由阿（珂）伞凤城南。休官期限原同约，除夜情怀老共谙。莫道明朝始添岁，今年春在岁前三。”吴先生系此诗于长庆三年（823），“理由有二（实应为三——引者注）：一，元稹长庆三年十月下旬到越州任，而白居易长庆四年（824）五月离杭州任，他们在杭越只有长庆三年一个除夜。二，白诗云：‘明年半百又加三’。根据白居易的生平，本年白居易五十二岁，明年应该五十三岁。三，……因杭州与越州仅仅是隔江而接，白居易作于除夕早上的诗篇，元稹当天可能收到，并立即酬和。当然，寄给白居易可能已经是长庆四年的事情了”。吴先生的三条理由，第一条没有事实依据，因为从元稹诗中只能知道元稹时在浙东观察使任（“龟浦”），无论如何看不出白居易仍在杭州刺史任。第二条理由最早是由卞孝萱先生在《元稹年谱》中提出来的，但外证没有内证可靠。白居易《因继集重序》云：“去年，微之取予《长庆集》中诗未对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来，题为《因继集》之一。”此序大和二年（823—828）十月撰，《白氏长庆集》乃长庆四年（824）十二月由元稹编成。这说明，白居易长庆四年十二月前写成的诗歌，元稹大和元年（827）才追和其中部分诗作。因此，根据原唱写作时间来判定酬和写作的时间，有时并不可靠。第三条既因为第一条的不可靠而无法完全成立，而且吴先生又曲解元白诗中的“除夜”以迁就自己的结论。事实上，白居易长庆三年（823）除夜写好诗作，其一，不大可能连夜寄送元稹；其二，即使马上寄给元稹，到达浙东也已是长安四年的初一，元稹怎么可能“除夜酬乐天”呢？其实，元稹诗中末句“今年春在岁前三”是此诗写作时间最可靠的证据。长庆三年至大和二年（828），立春在春节前三天的只有大和二年。又，“凤城”指长安，而大和二年，白氏正为官长安，与诗所写亦符。元稹此诗，白氏亦有酬和，其《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除夜作》云：“君赋此诗夜，穷阴岁之余。我和此诗日，微和春之初。……君在浙江东，荣驾方伯舆。我在魏阙下，谬乘大夫车。”元诗大和二年除夜作，白诗次年春初作，时元在越州，白在长安。再者，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云“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如元稹《除夜酬乐天》作于长庆三年，距白居易大和三年酬和之时已经七年，白居易序能谓之“近作”乎？顺便说一点，吴先生说：“未见《年谱新编》编年本诗，可能是因疏忽导致的遗漏。”其实，拙著第255页有考订，只是吴先生又一次粗心大意了。

例二，元稹《送友封》云：“轻风略略柳欣欣，晴色空濛远似尘。斗柄未回犹带闰，江痕潜上已生春。兰成宅里寻枯树，宋玉亭前别故人。心断洛阳三两处，窈娘堤抱古天津。”吴先生编年于元和六年二月窦巩“前往黔州投奔兄长窦群”之时，其理由一是诗中有“江痕潜上已生春”，二是元稹《酬窦校书二十韵》《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及窦巩《江陵遇元九李六二侍御纪事书情呈十二韵》《自京师将赴黔南》诸诗。笔者不敢苟同，理由有五：其一，送别之作，例写被送行者所去之地，从元诗尾联看，窦巩所去之地应是洛阳而不是窦群所在的黔南。其二，“斗柄未回犹带闰，江痕潜上已生春”。是说旧的一年尚未结束，还是闰十二月，但由于是闰年，春天来临得比较早。考元稹在江陵期间，惟元和六年（811）闰十二月，因此，《送友封》应写作于元和六年十二月而绝不可能是“二月”。其三，宋蜀本《新刊元微之文集》总目录与清卢文弨所见宋本题作“重送友封”，非常正确，但没有引起吴先生足够的重视。元稹又有《送友封二首》，吴先生编年于元和七年（812）夏初，而实际上应写作于元和六年春末或夏初。《送友封二首》其一云：“瘴云拂地黄梅雨，明月满帆青草湖。”其二云：“若见中丞忽相问，为言腰折气冲天。”“青草湖”即今洞庭湖之一部分，在湖南境内，则窦巩元和六年春末或夏初，自江陵南下，走水路赴其兄所在之黔南。元和六年九月，其兄窦群自黔州观察使贬开州刺史，窦巩遂再次经过江陵北返洛阳，元稹在江陵再次送别窦巩。其四，若如吴先生所言，窦巩元和七年春末夏初自江陵赴开州，开州即今重庆开州区，窦巩绝不应该自江陵南下湖南，而应该自江陵沿江西上，直达开州。而且，《送友封二首》题下有元稹自注：“黔府窦巩字友封”。如果窦巩自元和六年春至元和七年春末夏初，一直在江陵待着，其兄贬开州刺史后，方从江陵赴开州，元稹此时自注“黔府窦巩”又是何意？其五，至于吴先生说：“如果作于元和六年春天，此‘三年’（马头五角已三年——引者注）从何算起？”吴先生难道不知道，元和四年三月，元稹出使东川，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等，轰动朝野，获罪于权贵，刚回长安，即被贬分务东台，所以，“马头无角”完全可以从元和四年分务东台算起。

《新编元稹集》没有设置“无法编年作品”一栏，从表面上看，吴先生为每一篇作品都编年了。而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如《蔷薇》，吴先生编年时云：“我们以为，两句虽然无法准确编年，但应该赋成于元稹生平内的春天，今暂时编列元稹武昌军节度使任内之大和五年之春天。”仅仅因为《蔷薇》“应该赋成于元稹生平内的春天”，就遽然将其编年于大和五年春天，岂不是过于勉强？这样的编年与不编年有何差别？又如《送刘秀才归江陵》，吴先生编年时云：“两句确实无法准确编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句肯定不是元稹江陵任内所作。从诗人形象生动描绘江陵景色来看，元稹应该非常熟悉江陵的草木与风景，两句似乎应该赋成于元稹江陵任之后，今暂时编列在元稹武昌军节度使任内，赋作于大和四年或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前。”吴先生“肯定不是元稹江陵任内所作”的结论似乎难以成立，因为元稹元和五年至九年（810—814）任职江陵士曹参军期间，曾北上襄阳拜谒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夷简，曾随荆南节度使严绶南下湖南讨张伯靖，当此之时，元稹均有可能“送刘秀才归江陵”。至于“从诗人形象生动描绘江陵景色来看”“两句似乎应该赋成于元稹江陵任之后”，更是一厢情愿之随意推测。因此，将《送刘秀才归江陵》编年于大和四年或大和五年，就是不能编年而强为之编年。

吴先生的思维很跳跃，有些地方根本无逻辑可循。如第1919页吴先生叙述元稹《正月十五夜呈幕中诸公》编年依据云：“《旧唐书·文宗纪》：‘（大和元年）九月庚申朔……丁丑，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浙东观察使元稹就加检校礼部尚书。’而徐凝《奉酬元相公上元》仍然称元稹为‘元相公’，此与徐凝《春陪相公看花宴会二首》相一致，因此大和二年与大和三年的‘正月十五夜’也应该排除。”元稹加“检校礼部尚书”与别人称呼元稹“相公”有什么关系，竟然据此推断该诗作于大和二年元稹加检校礼部尚书之前？笔者不知道吴先生此处是疏忽大意还是不懂“相公”与“尚书”的区别，在此笔者只想说明一点：唐人只要曾做过宰相，别人都可以呼之为“相公”。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称之曰相公。”吴先生知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