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曹”诗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三曹”诗学是“三曹”与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家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实践、审美体验以及理论阐发所呈现出来的文学理论、诗学与美学观念，这些理论与观念在经过漫长的历史检验之后，已经成为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一种范式、一个标杆，长期规范着后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范式，必定会有自己的观念创造，会有自己的理论发明，而且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意义一定是建构性的、包容开放的、具有张力的，能够切实推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深化的。“三曹”诗学以“慷慨悲凉”“志深笔长”“梗概而多气”为核心，不断地辐射、延展，深度作用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貌，具化为一种诗学精神，最终成为中国古代诗学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三曹”诗学产生于汉魏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中，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时代造就了“三曹”诗学，“三曹”诗学也赋予这个时代以独特的美学气质、美学品格。正是因为“三曹”诗学深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比较完美地继承先秦两汉的诗学传统，展现了时代的美学风貌，故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及理论衍生能力，赢得了后世的广泛推重。这本身就证明了“三曹”诗学的价值。全面开展对“三曹”诗学的研究，有利于弘扬中国古代的诗学传统和美学传统，以便引导当下乃至后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演进。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与理论批评的发展历史已经印证“三曹”诗学是一种独特的诗学形态，那么，它的独特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我们应该全面思考并做出回答的。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会细致回答这一问题。“三曹”诗学虽然提出了一系列创作和批评的理论和观念，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单纯凭靠理念和观念建构起来的空中楼阁，自始至终立足于文学创作实践这一坚实的大地。这是因为，“三曹”诗学的建构者都是身体力行的创作者，都是优秀的作家。建安、黄初作家的文学实践离不开彼时社会现实生活的熏染，离不开对彼时社会现实的体验，更离不开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借鉴。彼时社会历史环境及其相关联的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感发之源，同时也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支点，而历史传承下来的优秀的文学传统是流淌在作家作品之中的血液。传统是根基，是基因，是生命赖以延续、生长的土壤。“三曹”诗学就是在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美学传统的基础之上逐渐生成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诗学形态、美学形态。传统之于“三曹”诗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传统诗学，当然不可能产生“三曹”诗学。然而，单单具备传统基因这一条件还远远不够，并不足以化育“三曹”诗学。“三曹”诗学的生成还需要其他很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如作家修养、个性气质、审美体验、审美趣味等，外在的如社会现实、地理环境、时代思潮、审美风尚等。也就是说，“三曹”诗学的形成是诸多因素共同化育的结果，它的产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所谓“偶然”，是建安、黄初作家遭遇了这个时代，这是无法规划与预料的。正是因为有这个时代，作家们才有如此作为。所谓“必然”，是这个时代拥有了以“三曹”“七子”等为代表的优秀的作家，必定会产生建安文学、黄初文学。因此，“三曹”诗学的产生一定是必然的。“三曹”诗学之所以受到后世的广泛推崇，不仅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意义，更因为它具有普遍的意义，能够成为后世师法的诗学典范。“三曹”诗学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典范，是因为它鲜活，不仅经受住了时代的洗礼，而且还经得起历史的评判，在文学发展的大潮之中，能够不断地自我充实，自我调适，最终实现了自我完善。作为一种特立独行的诗学形态，“三曹”诗学有属于自己的相对完整的理论观念，有丰富而生动的审美旨趣。正是由于“三曹”诗学立足于现实的地面，贴近生活，贴近创作，迎合了大众的审美理想与审美趣味，活力四射，健康，真诚，内涵丰盈，故而能够引导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三曹”诗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巨大的、深远的，是值得深入钻研、发掘的。

“三曹”诗学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我们看来，应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究。

第一，“三曹”诗学非常关注社会政治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引导文学深度反映并反思社会现实，赋予文学以深刻的批判精神。

“三曹”诗学产生于汉末建安年间。从整个汉代历史来看，这是东汉社会矛盾总爆发的关键时期，也是东汉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东汉前期，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吸取西汉政治统治宽松的经验、教训，制定并推行一套严酷的法度，限制外戚、宦官干预朝政，较好地把持了皇权，天下太平。但自章帝刘炟开始，却又渐渐放松了法度，又开始给外戚、宦官以宽厚的待遇，因此，章帝也赢得了“宽厚长者”的美誉。此后，外戚、宦官势力抬头，再一次渗透到权力的核心，致使东汉中后期重蹈西汉末年覆辙，社会又一次陷入极度的血腥、混乱之中，长期笼罩着战争与恐怖的阴云。

东汉的血腥体现在政治上，而混乱则体现在社会秩序上。政治血腥是社会秩序混乱造成的，社会秩序混乱是政治血腥的根源。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假如一个时代社会失序，必然会造成混乱，必然会带来政治血腥。自汉和帝刘肇开始，社会就进入一个无序的时代。刘肇即位时年仅10岁，无力理政，窦太后把持朝政。窦氏兄弟姐妹独断专行，致使朝纲一片混乱。和帝虽然最终扫灭了窦太后，但是由于短命，只活到27岁，根本来不及实现雄图。此后的东汉历代皇帝大都皇权旁落，实际权力都掌握在外戚与宦官手中。外戚与宦官为了各自的利益长久地无休止争斗，殃及无数百姓，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自汉和帝刘肇始，到汉献帝刘协，这漫长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外戚与宦官始终是政治角力场上的主角，皇权被架空，皇帝沦为傀儡。每一次权力更迭，皆带来血腥杀戮，都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

建安文学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三曹”诗学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萌生的。按照通常的逻辑来理解，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应该与它所处的时代相适应，都应该把表现的焦点对准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和美的观照。可是，实际情形却并非如此。纵观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并不是所有时代的文学都能深入时代的精神内核，艺术而本真地表现所处的时代，因此，很多时代的文学显得浮浅，缺乏历史的厚重感。而那些青史扬名的文学，都是艺术而本真地表现了时代的，通过对社会现实的本质描写，彰显了文学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在这一点上，建安文学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完美。“三曹”“七子”以及蔡琰等人的创作，直面社会现实，不仅艺术地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现实生活图景，而且直面心灵，发现了人的内在精神气质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审美关联，深度揭示了人内在的精神气质。

“三曹”诗学倡导并践行的“经国之大业”（《典论·论文》）的观念，其中的要义就是主张文学干预社会现实，多角度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弘扬优秀的人文传统；或赞赏、讽刺社会的道德与人伦，或揭示、批判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现实的美好、残酷、公正与不公正都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人们回味、反思。这其实也是在张扬文学的歌功颂德以及鞭策、警示的功能，与《毛诗序》所倡导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82]异曲而同工。可见，干预、鞭策、警示是“经国”的题中之义。“经国”的文学意旨赋予文学以崇高的社会责任，这不是对先秦两汉儒家教化诗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带有新的诗学思考的创造性发明。这种新的诗学思考，隐含着庄严的政治理想与国家抱负，与儒家教化诗学的根本出发点乃人伦道德教化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二，“三曹”诗学倡导“慷慨悲凉”的美学风貌，其中包含着对人的生存意识和人性的深度思考，目的是推崇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积极生存的精神品格。

“慷慨悲凉”的美学风貌，积极进取的精神品格，就是后人在评价建安文学时所称道的“建安风骨”，是“三曹”诗学最有现实意义、最具精神价值、最富于审美光彩的独特的理论内容。“三曹”诗学作为一种在社会极度动乱时期产生的诗学，关注社会人生，张扬社会道义，在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同时，塑造着时代的人文精神。在这一方面，应该说，建安、黄初时期的作家做得都相对完美。他们的作品不仅真切地表达了人的思想情感，而且还表现出人的理想与追求，张扬奋发昂扬的生命精神。然而，现实毕竟是严酷的，严酷的现实决定了文学的格调，成就了诗学的风貌。因此，悲凉成为建安文学的主体风貌，成为“三曹”诗学的精神品格。“三曹”诗学的悲凉，并不是悲哀与凄凉的叠加，更不是一味的哀伤、绝望，在悲哀、凄凉的背后，传递出来的却是“哀而不伤”，是悲壮。这就是慷慨。在悲伤之中奋力抗争，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可以这样说，积极抗争的态度，无穷的追问与反思，强烈建功立业的愿望，正是悲凉背后隐含的精神意蕴。悲凉与慷慨交织、融汇，是先前不曾出现的一种创作倾向。那是一种新的诗学倾向和美学倾向。这是“建安风骨”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构成，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

通过“慷慨悲凉”,“三曹”诗学展示出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观，对现实人生进行深刻的生命反思和美学反思，一方面，充实了人生无常的生命意识，深层次地揭示生命的本质；另一方面，在人生无常的生命意识之中植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孕育了豁达通脱的审美心理。与奋发、昂扬的积极进取相比，这是另一种积极进取，只不过，这种积极进取采用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是一种更为真实的进取形式。这就是“慷慨悲凉”。试想，一个人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生活，或是人生的失意，或是战争的惨烈，或是天灾人祸，个人、家庭、亲朋遭遇了很多不幸，怎么可能不影响个人的情感、思想与认识？因此，悲哀、忧愁、伤感、叹息，都是自然而然的情感表现。人是无法抛弃这种真实的情感而装弄出另一种虚假的情感形式，比如欢乐、安逸的情感形式，但是，人可以保持一种通脱而非绝望的情感形式。这一点，建安、黄初的作家们做到了。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他们不只是悲哀、忧愁、伤感、叹息，在悲哀、忧愁、伤感、叹息之后，积聚着奋发抗争的力量，对社会、人生依然充满热情与希望，向后人昭示这是一个永不放弃、积极进取的时代。“三曹”诗学投射出来的是悲壮的色彩。“慷慨悲凉”的美学品格将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置于一种多元的视角之下，为文学深度表现社会现实确立了一个诗学的法则，一个审美的规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三曹”诗学对社会现实人生价值的评判采取的不单纯是先秦以来的“言志”标准，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这一标准，或者说，将“言志”由政治伦理道德化推向审美化，具有更为真诚的思想品格。

第三，“三曹”诗学对比兴创造性的诗学实践，充实并丰富了比兴的诗学内涵。

比兴是《诗经》的诗学创造，堪称中国古代诗学的精神之源。先秦时期，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对比兴作出相对明确、完整的意义界定，但是，却有明确的诗学实践，实践的行为本身承担着诗学传承，比兴诗学便被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屈原就是《诗经》诗学的真正继承者。他的《离骚》《九歌》等作品所开启的美人香草之喻，就是比兴诗学的创造性应用，推动了比兴意涵的进一步深化。汉代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都曾经赞赏屈原的诗歌创作才能，发掘他的诗学思想，比较明确地揭示了他的诗学特征，归纳起来，大致为文约、辞微（司马迁），如玉如莹（扬雄），弘博丽雅（班固），悠游婉顺（王逸）。[83]而这些，都可归入比兴诗学的范围。比兴诗学在先秦时期已经具化为一种诗学精神，这种诗学精神在“三曹”与建安、黄初文人的文学创作中有非常鲜明的呈现。曹操的沉雄、曹丕的婉约、曹植的雅怨、刘桢的逸气、蔡琰的凄婉等等，其内在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比兴诗学的内涵。这些都是需要经过细微分析才能揭示的。例如曹操，他的《苦寒行》如此描写行路难：“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84]诗以路途的艰险隐喻生存的艰难，言有尽而意无穷，充满象征，增强了诗歌的含蓄力量。这其实就是比兴。这种比兴，与先秦、两汉时期的比兴相比，虽然缺失了诗意的引领，即通常人们理解的狭义的“起”意，差异很大，但是，比兴诗学的精神意蕴却得到了进一步深化。比兴诗学的介入，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艺术上得到升华，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境界。

第四，“三曹”诗学引导了后世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开展，即便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历史上对“三曹”诗学的总结是从两晋南北朝开始的。也就是说，“三曹”“七子”及其所处的建安、黄初文学产生不久，人们很快便发现了它的诗学价值。在中国诗学发展史上，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诗学发现，对后世诗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建安、黄初文学遂成为文学史和诗学史的典型，成为足以彪炳千秋的特殊文学现象。从现存两晋南北朝及隋唐的史料来看，很多文学家认为汉魏是文学的辉煌时代，要求文学创作应以汉魏（尤其建安、黄初文学）为法，对那些背离汉魏文学精神而走向歧途异端的文学现象予以贬低与批判。我们有理由将这些行为都视为对“三曹”诗学的早期总结。沈约较早评价建安文学：“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披质。”[85]（《宋书·谢灵运传论》）高度赞赏建安文学的文质彬彬。他评价西晋时期的潘岳、陆机“体变曹、王”[86]（《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是赞赏潘、陆在学习建安文学优良文风的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实际上是变相赞美建安文学。此后，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高度赞美了建安诗人的创造。他指出：“晋世群才，稍入清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87]言外之意，西晋文学家和建安文学家相比，创造性就差了很多。钟嵘则更为明确，在《诗品序》中，他批判永嘉、江表时期的玄言诗风“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88]到了唐朝的陈子昂，承接刘勰、钟嵘的认识，发出了沉痛的呼喊：“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89]（《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这里的“汉魏风骨”主要是指“三曹”诗学。整个唐朝对“三曹”诗学极为推崇，随之，也将唐代诗学推到一个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由此可见，“三曹”诗学早已成为一个标准、一个典范。在经过了漫长时间的检验之后，其标准、典范的意义更加凸显，价值弥足珍贵。

建安文学为什么会受到中国古代的广泛推崇？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艺术感召力和审美感召力？这是由建安文学的特质所决定的。总体说来，建安文学贴近现实，对现实的表现实在、质朴而不空疏，在艺术上追求雅正，更加符合普罗大众的审美趣味。这种表现极为难得。建安文学与其他时代的文学如两汉、南北朝、两宋、元、明、清大部分时段相比，无论现实表现的深度、广度还是艺术的成熟度，都更胜一筹。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建安文学才显现了它的存在价值。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也同样面临着空疏与实在的二难选择。之所以说“二难”，是因为实在说起来简单，但是，确实难以做到，而空疏也很难避免，难就难在将文学的内容与艺术和美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假如文学的表现内容拥有了适应这一内容的美的形式，就实现了统一；假如文学的表现内容游离了这种美的形式，就产生了空疏。文学创作如果要摆脱空疏，必须学习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三曹”诗学作为一个优秀的传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与对待的。全面深入地开展对“三曹”诗学的研究，不仅是为了总结传统，而且是为了丰富与完善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当下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需要一个坚实的历史支点，凭借这个支点发力，向着更为健康、真诚和美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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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

[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页。

[3]（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4页。

[4]（南朝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0页。

[5]（三国魏）曹操著，夏传才注：《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

[6]（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页。

[7]（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4页。

[8]（三国魏）曹操著，夏传才注：《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5页。

[9]（宋）朱熹注：《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页。

[10]（宋）朱熹注：《诗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9—130页。

[11]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12]（三国魏）曹操著，夏传才注：《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3]（南朝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6页。

[14]（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3页。

[15]（清）陈沆撰：《诗比兴笺》，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6页。

[16]（清）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5页。

[17]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第203页。

[18]（明）许学夷：《诗源辨体》，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19]（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7页。

[20]见（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页。

[21]（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0页。

[22]（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6—1897页。

[23]（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1），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9页。

[24]（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8页。

[25]（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7页。

[26]“便娟婉约”是清沈德潜对曹丕的评价。沈云：“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语见（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7页。

[27]（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8页。

[28]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9页。

[29]（清）沈德潜选：《古诗源》，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0页。

[30]吴文治编：《明诗话全编》（5），凤凰出版社1997年版，第5471页。

[31]（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清康熙刻本。

[32]（清）王夫之：《古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33]（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1页。

[34]（南朝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35]据传，曹魏时，左校令李登曾经写作一部《声类》，可能是讨论声律问题的。此书早佚，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正史无载，仅为传说而已。

[36]（清）王夫之：《古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下引此诗见第22页，不另出注。

[37]（清）王夫之：《古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38]（清）王夫之：《古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39]（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00页。

[40]（南朝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按：鄙质，诸本作“鄙直”。

[41]（明）钟惺、谭元春：《古诗归》，明刻本。

[42]（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7页。

[43]（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清康熙刻本。

[44]建安以前的诗歌，乐府诗（民歌）占据主导。由于乐府诗大都从民间采集而来，无法确定作者。后来，文人依照乐府古题的意旨自觉创作，便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乐府诗，被冠以李陵、苏武等名，皆不可信。《古诗十九首》传为枚乘所作，李善收录《文选》时作了记述，但明确强调不可信，其真实作者无可考。最早以个人名义开始诗歌创作的，除了战国时期的屈原、东汉张衡等少数诗人之外，就是“三曹”和“七子”等人。“三曹”“七子”等人都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在这个意义上，称曹丕是文人诗歌创作的开拓者之一，似无不妥。

[45]（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2），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57页。

[4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47]（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48]（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2），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70页。

[49]（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9—460页。

[50]（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页。

[51]（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

[52]（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页。

[53]（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54]（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55]（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56]（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284页。

[57]（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6页。

[58]（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1页。

[59]（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1—412页。

[60]（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2—383页。

[61]（南朝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0页。

[62]（宋）魏庆之：《诗人玉屑》（上），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页。

[63]（清）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5，清康熙刻本。

[64]（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7页。

[65]（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9页。

[66]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新1版，第86—87页。

[67]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页。

[68]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7页。

[69]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60页。下引此诗不再出注。

[70]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5页。下引此诗不再出注。

[71]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9页。

[72]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3页。

[73]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5页。下引此诗不再出注。

[74]赋虽然是一种叙事文体，但是，它却是由诗演变而来的。关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学史的讨论较多。最为典型的当数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其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明确说赋是脱胎于楚辞的。参见（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4页。

[75]（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页。

[76]（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3—674页。

[77]（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6—67页。

[78]（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0—2271页。

[79]（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1页。

[80]（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97页。本段所引曹丕之语皆出自《与吴质书》，不另出注。

[81]（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82]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

[83]相关论说，请分别参看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扬雄《法言·吾子》、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叙》，见张少康、卢永璘编选《先秦两汉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460、585、613页。

[84]（三国魏）曹操著，夏传才注：《曹操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85]（南朝梁）沈约撰：《宋书》（6），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

[86]（南朝梁）沈约撰：《宋书》（6），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8页。按：曹、王，即曹植、王粲。

[87]（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88]（南朝梁）钟嵘著，陈延杰注：《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

[89]周祖譔编选：《隋唐五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