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曹”与“三曹”诗学

曹操、曹丕、曹植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无论是从乐府、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辞赋等文体创作的角度来评判，还是从诗学、美学等理论批评的角度来评判，取得的成就都是非常突出的，堪称中国文学、诗学、美学的重大收获。也因此，他们才有资格进入中国古代经典文学家和批评家的行列，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诗学、美学发展的重要表征。表面看来，“三曹”是家族文学现象，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其特殊性体现在血缘上。或许因为家族血缘遗传因素的作用，“三曹”的文学才能都很突出，于是，便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再加之“三曹”家族的社会地位显赫，使得他们的言行具有极强的示范性与号召力，故而影响巨大。实际上，这又是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现象，其时代的特殊性是政治混乱，战争频仍，民不聊生。战乱的时代往往是文学艺术的土壤，很多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和文学艺术作品就是在战乱中产生的，这是因为，战乱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给人带来痛苦，促使人不平则鸣，发愤著书。血缘与时代相遇，造就了“三曹”，促成了邺下文人集团的产生，涵养了邺下风流。“三曹”作为邺下文人集团的一分子并非普通一员，而是集团领袖，引领着这一文学团体的创作方向。这当然是他们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力造就的。文学影响力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然家族、地位可能会起着一定的作用，但绝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文学成就，即作品的艺术性与审美价值。因此，艺术性与审美价值才是衡量文学成就的标准。“三曹”及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典范的艺术与审美意义。然而，问题似乎还不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三曹”？为什么“三曹”能对后世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产生持续久远的影响力，并在整体上超越西晋的“二陆”（陆机、陆云）兄弟、南朝的谢氏家族（从谢灵运、谢惠连一直到谢朓）、北宋的“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明代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中道、袁宏道）等家族文学的代表？其中有颇多问题值得思索。这里涉及“三曹”的创作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与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语境关系，尤其是与建安、黄初作家的关系。这是我们要给予充分揭示的。

“三曹”是曹魏政治集团的领袖，同时，也是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坚。汉献帝建安年间，邺是曹魏的政治文化中心，实际上也是东汉末年的政治文化中心。所谓“邺下文人集团”是指在艰苦征战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文人团体，因其成员围绕曹魏政权、都是“三曹”幕僚、建安中后期主要活动于邺而得名。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于许昌，从此，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之旅。建安十五年（210），随着曹操《求贤令》的发布，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之士聚集于曹魏，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据《三国志》记载，这一集团的成员多达一百余人，且多人成就卓著。邺下文人集团的代表是“建安七子”、吴质、杨修、路粹、繁钦、蔡琰等人，他们与“三曹”有共同的创作旨趣和审美追求。他们以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深切体验，与“三曹”一道，共同开创了一条崭新的文学创作之路，深度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且在整体格调上，慷慨悲凉，“梗概多气”，形成了具有时代标志的文学风貌。因此，我们所说的“三曹”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狭义的曹操、曹丕、曹植三人，二是指广义的“三曹”作家群，即围绕曹操、曹丕、曹植且以他们为核心的建安、黄初作家。这是因为，“三曹”与建安、黄初作家的文学创作旨趣和审美趣味大致相同，且共同造就了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文学风貌。

曹操、曹丕、曹植的文学实绩上文已经做了简要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再讨论一下“建安七子”，至于其他人如吴质、杨修、繁钦等，因其作品流传更少，可以说出来的东西不多，故而省略。而文学成就较高的蔡琰，因为人生经历主要在匈奴，且回归后与“三曹”“七子”交往不多，也一并省略。

王粲（177—217）“长于辞赋”（曹丕《典论·论文》），是“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他出身名门，祖父王畅曾位至三公，父亲王谦为何进长史。他的文学天分很高，才气卓越。少年时即享有盛名，赢得汉末大学者、左中郎将蔡邕的赞赏。据《三国志》记载，有一次少年王粲造访蔡邕。听说王粲到了门口，蔡邕“倒屣迎之”。王粲进来之后，在座的达官显贵见是一位弱冠少年，且身材矮小，其貌不扬，都很吃惊，不明白这个少年为何令“才学显著”“贵重朝廷”的左中郎将如此敬重。蔡邕向众人热诚推荐王粲：“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64]（《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所谓“异才”，是指非常渊博的学识和非常独特的才能。这些，史书均有明确的记载。据《魏书》载，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记忆力超常，过目成诵，而且，有谋略，通礼法，精算术，这大概就是蔡邕所说的王粲的“异才”。这些才能让蔡邕钦服。17岁时，被辟为黄门侍郎，因西京战乱没有到任，后来，依附荆州刘表，不受重用。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之子刘琮归顺曹操，他的才能才得以发挥。史书载，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65]。

王粲创作了大量的诗赋，涉及众多的题材，尤其描写战乱的诗歌，思想性与艺术性堪比曹操之作。如《七哀诗》（之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66]

像曹操的《蒿里行》一样，这首诗也是反映董卓作乱的社会现实的。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西京长安，致使长安处于战争的阴云之下，异常混乱。那时，王粲17岁，已经被朝廷委任为黄门侍郎，因战乱，没有到职，只好去荆州依附刘表。诗歌描写的就是王粲去荆州路途中的所见所闻。出了长安城，路边到处是累累白骨，景象惨不忍睹。途中，他看见一个妇人亲手抛弃自己亲生孩子的悲惨场景。因为饥饿，妇人实在无力养活这个襁褓中的婴儿，迫于无奈，她只能将孩子抛弃在路边的草丛之中，希望被好心人捡去，或许还能给孩子一个活命的机会。孩子似乎知道母亲的意图，在草丛中大声哭号。妇人回头再听一听孩子的哭号声，肝肠寸断，挥泪毅然决然地离去。此情此景，令人刻骨铭心！王粲以极其沉痛的笔触记录下这一现实，展现出慷慨悲凉的情感意绪。

孔融（153—208）是“建安七子”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也是“七子”中最为孤傲的一位。从文体方面来说，孔融的长处不在诗，而在论。曹丕说：“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典论·论文》）就评说的是他在论这种文体方面的写作才能。孔融也创作过一些诗，大部分已经散佚。现存诗歌已经不能展示他的诗歌创作全貌，更无法准确衡量他的诗歌创作成就。然而，从他现存的诗作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出他的诗歌风格，觉察到他的文章才气。他的语言驾驭水平很高，诗歌创作倾向与曹操、曹丕、曹植等人紧密关联，相互呼应，呈现出来的依然是慷慨悲凉的审美特征。如《杂诗》（之二）：

远送新行客，岁暮乃来归。入门望爱子，妻妾向人悲。闻子不可见，日已潜光辉。孤坟在西北，常念君来迟。褰裳上墟丘，但见蒿与薇。白骨归黄泉，肌体乘尘飞。生时不识父，死后知我谁。孤魂游穷暮，飘摇安所依？人生图嗣息，尔死我念追。俯仰内伤心，不觉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67]

这是孔融悼念他夭折的幼子的诗，诗歌的沉痛忧伤令人窒息。由于常年在外奔波，很少与儿子会面，以致儿子“生时不识父”。好不容易辗转回到家里，本想父子团聚，共享天伦，可是，日思夜想的儿子已经病亡，再也看不到儿子那稚嫩可爱的脸蛋，看到的只是一座生满野草的孤坟。那种情感的哀痛无法用语言表达！儿子活着的时候尚不相识，死后的儿子还能知道“我”是谁吗？从这首语言平实、近乎白描的诗中，我们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无限悲伤，感受到了那种对骨肉死别的无边怨叹。诗的最后，诗人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哀，仰天长叹：“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除了王粲、孔融之外，“建安七子”中的其他人也都写过类似的诗，或以战乱为题材，描写战争、思念；或表现一种人伦现象，揭示人间的美丑等；皆反思现实，哀叹生命，慷慨悲凉。阮瑀（165? —212）的《驾出北郭门行》描写一个孩子惨遭后母虐待的情形，展现了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侧影。亲母亡故，后母歹毒。“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室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68]诗歌充满着对社会、人性的反思，情感极其沉痛。在现存阮瑀的诗中，我们还发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不仅活着的人反思生命，哀叹生命，甚至死去的人也在反思生命，哀叹生命。这说明阮瑀的想象力异常丰富。《七哀诗二首》中的第一首就是这样的诗。诗歌想象一个死去之人对生命的反思与忧虑：“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69]人还没成年（丁年），转瞬之间就化为土灰，生命何其短暂！尽管生命已经在现实世界中消失，可是，那进入九泉之下的灵魂对生命的忧虑并没有停歇：“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七哀诗二首》之一）九泉之下，那不屈的灵魂仍在饱受煎熬，一天一天度过的都仿佛是漫漫长夜。生命如此艰难，令人生死记挂！死去之人何以还在哀叹生命？何以能够哀叹生命？除了诗人的虚构与想象之外，还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汉末建安时期，对生命极为重视，极为珍爱。在时人的观念中，没有比生命再宝贵的了，应珍惜生命！那时，黄老思想虽然不像汉初那样风行，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退，游仙及吃药、喝酒、追求长生的行为依然盛行。在经历一番不切实际的游仙努力之后，人们大都抛弃了追求长生的幻想，开始认真思索生命，并且真诚地关爱生命、尊重生命。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它标志着人的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这一觉醒对推动思想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从“三曹”和“七子”的诗中随处都能看到生命意识觉醒，体悟生命意识觉醒的思想魅力，而阮瑀只是其中的一员，无疑他以自己的独特思考又将这种思想推进了一步。

陈琳（? —217）曾经创作一首著名的诗《饮马长城窟行》，后来被收录在徐陵编订的《玉台新咏》和郭茂倩编订的《乐府诗集》中。诗歌描写了一位筑长城士兵的悲哀。由于长年累月在边地筑城，害苦了自己，也害苦了留守在家中的妻子。他为自己悲伤，更为妻子悲伤。男人的刚强与柔情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战争造成无数家庭妻离子散，虽然惨烈，倒也果断，一战之后，战士战死，死则死了，再也没有忧愁，没有挂念。而筑长城却不同。筑城的艰苦虽不惨烈、不果断，那是一种漫无边际的煎熬生活，由于工程浩大，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士兵早已厌倦了这种筑城的生活，宁愿在战场上厮杀而死。“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70]无聊的筑城生活折磨着士兵的身心，枯燥而繁重的劳动使士兵的心情无比抑郁。边境线漫长，长城也没有边际，士兵已经没有信心能够活着回去。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给留守在家的妻子写一封令人伤心欲绝的信。信中，他劝妻子改嫁，嘱咐妻子在侍奉新公婆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儿子：“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章，时时念我故夫子。”这种无奈和沉痛是常人难以体验的。这同样是对生命的反思。战争对生命的摧残是形形色色的，从任何一个方面都能揭示战争的残酷。

刘桢（? —217）的《赠从弟》三首以萍藻、山上松、凤凰为隐喻，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在展示人的屈辱与郁郁不得志的同时，表达了自己不甘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和道德品格。《赠五官中郎将》（秋日多悲怀）以代拟的手法抒发了女子的思念情感。由于战争，丈夫远征在外，留下了独守空房的妻子。妻子忧心、思念在外征战的丈夫，常常以泪洗面。“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涕泣洒衣裳，能不怀所欢？”[71]应玚（? —217）的《别诗》以一个士兵的口吻描写了行役的艰苦，表达对故土的依恋。“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远适万里道，归来未有由。”[72]故乡已经远隔了千山万水，却挡不住士兵日夜对家乡的思念，没有办法回归故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父老乡亲。诗的字里行间尽是浓浓的乡情，尽是说不尽的思念。徐干（171—218）的《室思》是一首篇幅较长的诗，共由六章组成。全诗运用代拟的手法，代妇人立言，描写了离别的忧愁。“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不聊忧餐食，慊慊常饥空。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73]（其一）因为离别已久，思念过度，饮食难安，精神恍惚，随之产生人生无常的慨叹。“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其二）“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其三）忧愁和烦扰时时萦绕在心间，绵绵无期，挥之不去，就像流水一样，无穷无尽。“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其六）因为思念，内心承载着巨大的精神困惑。诗歌虽然描写的是男女忧思，但是，那种忧思不单单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是时代的忧愁、时代的困惑。这种忧思充满哲学意味，表面上是因离别而忧愁、伤感，其实质是慨叹生命！这是“三曹”“七子”诗歌的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三曹”“七子”的笔下，大都表现得悲哀而激昂。这正是慷慨悲凉的核心之所在。

综上所述，“三曹”“七子”等人的作品，由于深深植根于时代与现实的土壤之中，创造出属于那个时代的经典的文学艺术，折射出时代文学的整体风貌，完全能够代表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实绩和艺术成就。“三曹”“七子”等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创作经验与审美体验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而且是时代的，是整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经验与审美体验的凝聚。这些经验与体验，最终升华为能够彰显中国古代诗学精神且具有典型意义的诗学。这种诗学，我们姑且称之为“三曹诗学”。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补充解释一下“诗学”这一概念。应该提醒的是，使用“诗学”这一概念，必须顾及这一概念的使用对象，即面对的是中国古代、现当代还是西方。语境不同，意义便有差异。由于“诗学”是中西方都有的一个概念，西方古今一直在使用，且意义没有太多的变化；而中国古代有，现当代也有，古代的意义和现当代的意义差别很大，现当代的意义基本等同于西方。具体地说，“诗学”可能与诗有关，可能关联的不仅仅是诗。因此，“诗学”充满歧义。由于“诗学”在中西方不同的知识谱系中具有不同的理论内涵，有必要对之进行清理，给出一个知识论的界定，进而，做出意义的界定，以便确立我们的研究视角。目前，文学理论界、艺术理论界和美学界对“诗学”的认识视角主要有两种。一是西方的诗学观念。在西方，“诗学”不单纯以诗这种文体为研究对象，其涵括的是广义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和美学。这是在古希腊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家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一种观念。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一书是这一观念的源头，奠定了西方诗学的理论基础。《诗学》讨论的问题便是广义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悲剧与喜剧）以及美学问题，它是西方诗学的肇始。后来，中西方出现的许多以“诗学”命名的研究论著，研究的对象大都是文学理论、艺术理论以及美学。这说明，其采用的是西方诗学的观念。二是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中国是诗的国度，诗这一文体产生很早，几乎同时，也产生了关于诗的论说。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诗学”的范围并不像西方那样广大无边，它是关于诗、赋、词、曲的理论。尽管古人把诗、赋、词、曲这几种文体区分得非常清楚，其实，它们同宗同祖，关系极为密切。毫无疑问，它们都属于诗的范畴。[74]在中国古代，“诗”是最古老的名称，其形式是不断变化的，赋、词、曲就是形式变化的结果，它们都是诗衍生出来的。中国古代也有“诗学”这一概念，它最迟出现在元代。这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诗的形式在元代已经完备。那时，作为一种新的诗歌类型的曲也业已成熟，诗、赋、词、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诗的文体链。第二，关于诗的理论也渐成体系。先秦两汉时期的那种服务于政治、伦理、道德教化的经典诗论，到南朝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论诗的观念指向了艺术与审美，论诗的形式也变成随笔式的理论言说，此后，赋论、诗话、词话、曲话等长盛不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理论的大发展。第三，产生了一大批专门研究诗艺的诗人、辞赋家、理论家、诗评家，如刘勰、钟嵘、司空图、张戒、严羽、谢榛、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人。在此基础之上，人们已经有条件从我们今天所说的学科的高度去研究与总结，因此，诗学的产生实属必然。在“诗学”的命名上，元代的杨载功不可没，他的《诗法家数》非常规范地使用了“诗学”这一概念。那是在评价风、雅、颂、赋、比、兴时所运用的。他说：“凡诗中有赋起，有比起，有兴起，然风之中有赋、比、兴，雅、颂之中亦有赋、比、兴，此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75]显然，这里的“诗学”就是诗的理论，包括诗的美学。我们研究“三曹”诗学，其“诗学”一语，采取的并非杨载的那种狭义的“诗学”之意，而是比较宽泛的诗学意义，但是，意义并没有宽泛到西方“诗学”的水平，即“诗学”可以囊括所有的文学及艺术理论。具体一点说，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诗学”包括诗歌理论、词论、赋论及其在诗、词、赋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再具体到我们的研究对象——“三曹”诗学，是对以“三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诗歌理论、辞赋理论及其在诗歌、辞赋创作中所蕴含的文学观念和美学观念进行分析与论证。这是因为，以“三曹”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也仅限于诗歌、辞赋，尚没有涉及其他的文学形式——那个时代真正意义的小说和戏曲还没有出现，文学形式不像后来丰富多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三曹”诗学，并不仅仅限定于曹操、曹丕、曹植三人的诗歌、辞赋理论、观念以及他们的诗歌、辞赋创作体验，而是指整个建安、黄初时期的诗歌、辞赋理论和观念及审美创作体验。之所以采取如此做法，是因为曹操、曹丕、曹植三人在这一时期处于核心地位，他们完全能够代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选取“三曹”诗学指称整个时代的诗学，意谓我们的研究视界并不局限于“三曹”这三个优秀的个体，而是放眼于“三曹”所生活的建安、黄初时期，力争较为全面涉猎这个时代整体的诗学观念和美学观念，科学地发掘“三曹”诗学的理论内涵，进而准确揭示“三曹”及其所处时代对中国古代诗学的贡献。

我们的“三曹”诗学研究，内容和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三曹”提出的具体的文学理论和美学主张。曹操、曹丕、曹植的文学成就虽然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但是，他们在理论上也有非常突出的建树。他们都曾经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念，留下了一些价值很高的关于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文字，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等。这是“三曹”诗学最直接、最宝贵的理论资料，是我们研究“三曹”诗学最重要的依凭。对这些资料进行理论的梳理与分析论证，发掘其中的理论内涵，是确证“三曹”诗学的理论基础。

第二，“三曹”的文学创作倾向及其美学风貌。“三曹”诗学不仅表现在理论论述上，还表现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作家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呈现，这些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是通过实践印证的，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归纳。从具体的文学创作出发考察文学家的文学思想和美学观念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难度虽然很大，但是，说服力很强。由于“三曹”留下的理论文字较少，况且，理论文字的涉及面也不会太广，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局限。相反，“三曹”文学创作的数量相对较多，涉及面更为广泛，因此，从“三曹”的文学创作出发进行理论的抽绎，揭示他们的文学倾向与美学追求，是确证“三曹”诗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七子”及其相关作家的理论论述与创作倾向。上文我们说过，“三曹”诗学并不仅仅是曹操、曹丕、曹植三人的个体诗学，而是指“三曹”生活的建安、黄初时期的诗学，这是一个时代的诗学。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典范，是后世争相学习与效法的楷模。建安、黄初时期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属于曹操、曹丕、曹植三人的功劳，而是“三曹”与“七子”等人的合力创造，是众人之功。在创作实践与创作观念上，“七子”和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家与“三曹”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也是“三曹”诗学的开拓者与实践者。“七子”等人提出了一些相应的理论主张能够与曹操、曹丕、曹植相互呼应，同时，“七子”等人的作品展示出来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观念也能够与曹操、曹丕、曹植相互呼应，是“三曹”诗学必要的延展与补充。因此，“七子”与建安、黄初时期其他作家的文学创作倾向与理论表述，也是“三曹”诗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研究“三曹”诗学不可忽视的内容。

我们研究“三曹”诗学，主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切入。建安、黄初时期的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其文学实践中所包含的文学（诗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相应地也成为文学理论（诗学）和美学的典范，这些思想和观念是必须发掘和总结的。作为文学经典时代的诗学（文学理论）,“三曹”诗学自然具有典范的意义。其典范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正是我们要探讨的。通过我们的发掘与分析，整理、归纳出“三曹”诗学的理论精义，发现其理论的独特性，彰显其理论的价值，进而在纵向的历史中检验它在中国诗学精神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公正考量它在中国文学理论（诗学）和美学史上的贡献。这是我们的研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