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重要性

世界文坛上总有一些作家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处于众声喧哗的争议中，他们的文学生命力却也因此在争议中历久弥新。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就是如此。梳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史，我们发现国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巅峰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研究相对滞后，尤其是对其小说时空艺术与创作主体情感体验的关联少有论及。本书意图辨析《卡拉马佐夫兄弟》存有的时空布局特征及其所含有的文化意蕴，发掘小说时空艺术的深远意义，力求觅得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迷宫的“阿里阿得涅之线”。

（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俄罗斯著名批评家维·格·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每一个非凡的才能的出现都在读书界和著作界引起冲突和争论。假使这种有才能的人是在文学还没有站定脚跟的早期出现的，他一方面会遭遇到狂热的呼喊，漫无节制的赞美，而另一方面也会遭遇无条件的责难，无条件的否定。”[1]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史呈现出的正是各色观点对立又互补的批评共唱。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代的批评家与文学家如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或多或少对作家的文学先锋性报以惊诧或误解的态度，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则有一大批俄罗斯宗教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如弗·索洛维约夫、瓦·瓦·罗赞诺夫、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尼·别尔嘉耶夫高声将这个名字颂扬。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普希金演讲”获得众人敬献的先知桂冠时，他大概也未曾料到自己将在下一个世纪给欧美文学界刮去席卷灵魂深处的强烈旋风，并长久地影响着未来文学的走向。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英文译作由加尼特夫人完成后，这些译作掀起了欧美读者的评论热潮。富有文学鉴赏力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尽管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犯的本能，是受虐狂、施虐狂和无法分析的艺术天才之结合，但仍然高度评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低于莎士比亚。《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小说；它所描写的有关宗教法庭庭长的故事情节，达到了世界文学的巅峰，再溢美的评价似乎也不过分。”[2]对作家创作原先并不抱好感的英国作家劳伦斯看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宗教大法官”一节后，也心折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深度。德国哲学家尼采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师，被誉为“西方现代派鼻祖”的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对作家的崇拜，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作家萨特和加缪则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看成存在主义的起点。可以说，他所引发的思考和模仿、赞誉和惊叹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19世纪晚期以来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史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史就占有很大篇幅。评论史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既曾被加冕过“精神领袖”“时代先知”“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的鲜花之冠，也负载着“残酷的天才”“恶毒的天才”“受虐狂和施虐狂”等贬抑暗影。

但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所有的批评家中，最伟大、最有天才、最不会犯错误的就是时间。”[3]历经百多年的时光淘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现今世界文坛的一流地位已成定论。他在小说中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度探索，对俄罗斯文化在世界文化谱系中的理想定位，对人类社会精神发展史的敏锐洞察，对时代风气的辩证反思，以及对小说艺术形式的独特创造，如启明星般照亮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浩瀚夜空。同时，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精神宇宙的洞察之深刻、小说艺术形式之独特难解，也造成其作品如代达罗斯的迷宫般费解难猜，引发着世界范围内的探讨争辩和持久不衰的研究热情。

（二）《卡拉马佐夫兄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六十年生命中写作了8部长篇小说、20余部中短篇小说、难以计数的时事评论和书信。然而，最受国际学界关注并为他迎来世界性文学声誉的则主要是：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和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目前国际学界对这六部中长篇小说的价值高低排序虽然未达成一致，但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六部小说中的巅峰之定论却少有异议。

从1846年第一部小说《穷人》问世到1880年终结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成稿，历阅风霜的作家将自己的创作经验和生命意绪熔刻于垂暮之年的文学纪念碑——《卡拉马佐夫兄弟》，成就了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处光辉胜景。苏联文学批评家、理论家列昂尼德·格罗斯曼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对他的艺术道路的真正总结，对他的艺术创作经验的完整概括，是把长篇叙事小说扩展为长篇史诗的尝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垂暮之年，以极其旺盛的精力和意志创作了一部类似悲剧大合唱的纪念碑式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成了他整个朝气蓬勃的创作活动集大成的多声部的尾声”[4]。因此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巅峰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是各国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它既凝聚着作家创作经验的精华，也最凝练地表达出作家最成熟的思想。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将终极性的精神向度和神性的启悟感受传承后世，其丰富深刻的思想意蕴跨越了文学的疆界，辐射到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达到难以企及的经典高度。作家的诸多桂冠都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实至名归。

但时至今日，我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仅有一部研究此作的专著[5]，由于该著论者主要着重分析作家在小说主人公阿辽沙和伊万之间的倾向立场，研究角度和观点都有可进一步推敲、斟酌与商榷之处，因此这部作品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的潜在开拓空间，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一开拓将充满艰难和挑战。

（三）国内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专题研究的相对缺失

从20世纪初到2014年，国内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进展，形成了社会学研究、文化批评、主题研究和形式研究等几个相对集中的研究板块。

在中国知网以全文检索《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期刊论文数目是677篇（1955年1月—2014年9月）；以主题检索《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数目为78篇（1983—2014），其中4篇不涉及小说论述，即实为74篇；以篇名检索《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数目为66条（1887—2014），实为65篇，其中一篇是同名歌唱家不属于此范围。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74篇研究论文中只有7篇涉及叙事或结构分析，其他基本集中于思想阐释和宗教批评。其中与本论题较为有关的有王钦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时间的革新》[6]，傅星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奏鸣曲式结构初探》[7]，另有王志耕的《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8]。目前博士学位论文无人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题做专项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虽有若干，但论析相对浮于表层，并主要集中于四个议题：主题阐释、形象分析、宗教意蕴、艺术形式。其中艺术形式方面的硕士学位论文多是运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进行具体文本阐释，很少有越出复调藩篱的新见。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题的学术专著只有上文提到的一部，另外，国内还有几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著与本论题有一定的关联度，这在国内研究综述中再行论析，此处略之。

相对而言，国外学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既有全面总体的论著，也有单部作品的专著研究，尤其是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研究专著仅在2004年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专家W.J.莱瑟巴罗（W.J.Leatherbarrow）编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剑桥指南》[9]（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stoevskii，2004）参考书目中就列有13部，但实际数目远不止于此。

因此，对《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专题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研究。笔者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时空艺术兼具形式与内容的意义，架设了文学形式与精神意蕴、此岸现实与彼岸理想之间的艺术津梁。研究时空艺术如同握住进入小说迷宫的“阿里阿得涅线团”，既可以体察小说的艺术形式之独特，也可以由此关联论证其形式与作家渊深的思想之间交错复杂的融合关系，凸显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先锋性和现代性，辨析作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持久的影响缘由。这将是我们多角度理解和阐发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艺术价值的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