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秦王政神交韩非：“见《孤愤》、《五蠹》之书”

韩非是战国法家重要人物。他的学说对秦政有显著的影响。《史记》六三《老子韩非列传》写道：“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试图影响韩国政治，未能成功。“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张守节《正义》：“韩非见王安不用忠良，今国消弱，故观往古有国之君，则得失之变异，而作《韩子》二十卷。”

韩非“著书”有“《说难》”。他终生未能显达，最后走向悲剧结局，可能也和韩非言语表达能力方面的欠缺有关：“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司马贞《索隐》：“说难者，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故其书有《说难》篇。”然而韩非自己写道：“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张守节《正义》：“凡说难识情理，不当人主之心，恐犯逆鳞。说之难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乃为难。”“能分明吾意以说之，亦又未为难也，尚非甚难。”[18]

据说“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因而韩非文化影响的形成，在于其“著书”的传播。

秦王政欣赏韩非的论著，“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19]

而《韩非子》中的这两篇，是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结合的杰作。《韩非子·孤愤》说到越国历史，说到伯夷事迹。又回顾“齐亡”在于“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晋亡”在于“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警告执政者，“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韩非子·五蠹》开篇就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后来“有圣人作”，出现“燧人氏”、“有巢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又说到“古者文王”“王天下”，以及“徐偃王”、“荆文王”，甚至“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等故事。

“秦王”读“《孤愤》、《五蠹》之书”，是要具备一定的史学基础的。而韩非的学说能够征服“秦王”，也在于其中表现的卓越的历史识见。

读《史记》卷六三《老子韩非列传》载录《韩非子·说难》，也有引史事论说的内容。如：“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又如：“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除了“此二说者”之外，又有另一例：“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之矣。”[20]涉及“伊尹”、“百里奚”，“郑武公”、“关其思”，“卫君”、“弥子瑕”的故事，是可以看作历史寓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