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垦草”动员与秦国经济进步
《垦草令》的颁布和推行，促成了秦国显著的经济进步。
大规模“垦草”促成的田土面积的空前扩大，可能超过了周人原来的经营范围，使得农产品富足一时，秦国于是成为实力强盛的农业大国。周天子以及东方列国都已经不能再无视这一以成功的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实体的存在了。相应的国家行政管理重心的转移，体现在从雍迁都到咸阳。[14]
这一历史变化，同时使得秦文化的面貌出现了明显转折。
秦终于摆脱牧业传统的限制而成为农耕大国。通过从牧人和牧农兼营者到真正的农人的身份转变，其文化风格稳重务实的特色愈益显著。
《商君书·垦令》说：“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不利于社会安定的民风的纠正，可以为“垦草”准备条件。而农耕的发展，也必然使得民俗、民风、民族精神都出现相应的变化。
所谓“褊急”、“很刚”、“怠惰之民”，和同篇说到的“轻惰之民”，“辟淫游惰之民”，“诛愚乱农之民”，“愚心躁欲之民”，“恶农慢惰倍欲之民”，“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涵义是相近的。其中，“乱农”、“恶农”、“疑农之民”的说法值得我们注意。这些人看来有可能是以非农耕的经营方式为生的体力劳动者。“疑农之民”，高亨解释为“迷惑农民的人”[15]，似有未妥。有谓“疑农”为“不安心农业生产”者[16]，或许更为接近原义。[17]
经历“垦草”以来长期的农耕发展，秦人方才可能积累和贡献《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所体现的农学成就。
《汉书》卷三○《艺文志》中著录的“六国时”农学作品可以说已经一无所存，我们所看到的专论农业的先秦文献，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一篇，讲的是农业政策；《任地》《辩土》《审时》三篇，讲的是农业技术。[18]《吕氏春秋》还在《十二纪》中强调，施政要依照十二月令行事。而十二月令，实际上是长期农耕生活经验的总结。《吕氏春秋·上农》强调治国应当以农业为重，指出，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够领导民众，首先在于对农耕经济的特殊重视。民众务农不仅在于可以收获地利，而更值得重视的，还在于有益于端正民心民志。《吕氏春秋》提出了后世长期遵循的重农原则，特别强调其意义不仅限于经济方面，又可以“贵其志”，即发生精神文化方面的作用。同篇又从这样三个方面说到推行重农政策的目的：
1.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2.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
3.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就是说，民众致力于农耕，则朴实而易于驱使，谨慎而遵从国法，积累私产而不愿意流徙。很显然，特别是其中前两条，“民农则朴，朴则易用”以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的内涵，其实都可以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思想，对于后来历代统治者有长久的影响。《吕氏春秋》有关农业的内容，不仅体现了一种重视农耕的政策倾向，还体现了一种讲究实用的文化传统。
就学术史的地位而言，秦人在这一方面的文化积累，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优势。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秦之学术的作用多在形而下的实用方面”[19]，后来秦始皇焚书，不禁绝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说明对有实用价值的医学、农学、历算之学的重视。兵学在秦代得以流传，也有史例可以说明。[20]
《史记》卷七九《范雎蔡泽列传》中可见蔡泽语：“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雠，卒擒劲吴。令越成霸。”[21]
这段文字，虽然是蔡泽说文种、勾践故事，其中“垦草入邑，辟地殖谷”，则似乎又采用了秦人语汇。
所谓“入邑”，司马贞《索隐》：“刘氏云：‘入犹充也。谓招携离散，充满城邑也。’”其涵义看起来似乎和《商君书·徕民》中所说招致来自邻国的移民的意思相近。有的学者因此指出，商鞅倡行垦草、徕民，是主要针对关中东部的政策。“关中东部作为秦新占领的地区之一，土地垦殖率相对低于关中西部，有‘垦草’之余地；人口密度相对小于三晋诸邻，有‘徕民’之空间。”[22]其实，“垦草入邑”，未必是说“垦草、徕民”。钱穆曾经论证“徕民”事在战国晚期，“若在孝公变法时，方务开阡陌，尽地力，内力之未充，其出而战也，亦窥机抵隙，因便乘势，非能亟战而操必胜之权也。无论秦之声威未震，关东之民不肯襁负而至；即至矣，亦祇以扰秦而亡之；欲求国内一日之安不可得，又何论于亡三晋而一天下哉？《史公序》商鞅变法，条理悉备，其一民于耕战则有之矣，徕三晋民耕于内，而驱秦民战于外，史公无此说也。后世言商君变法者往往以开阡陌与徕民并称，失之远矣”。蒋礼鸿以为“其说甚辨”。[23]
“入邑”，可能有促使民众定居的意义。这在由畜牧经济转轨为农耕经济的过程中，是显著的变化。
《商君书·垦令》中所见排斥“游惰之民”、“逆旅之民”[24]，以及“废逆旅”，“使民无得擅徙”的主张，也是与这种转轨过程相一致的。
《商君书·算地》说，“田荒”是和“国贫”联系在一起的，又说“田荒则民诈生”。这一观点，和《吕氏春秋·上农》所谓“民农则朴”，“民农则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其文化意义是十分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