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并取得了突出成绩。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直接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史研究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及其与现代化、近代以来的中国新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90年代“国学热”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并向纵深发展。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国近代社会风俗风尚、中西文化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等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化，并出版了众多有特点的研究成果。从文化现代化视角重新评价中国近代文化人物，成为学术界的趋向，社会风俗、宗教、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过去比较被忽视的领域，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伴随着传统文化史研究的复兴，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机构及学科建设加快推进。继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立文化史研究室之后，全国各高校陆续创建了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术机构，如清华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黑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山东大学传统文化研究所、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等。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刊物也相继创办，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文化》、北京语言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化研究》、南京博物馆主办的《东南文化》、四川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华文化论坛》等；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有关中国文化史的新课程，或称中国传统文化，或称中国文化传统，或称中国文化概论，或称中国文化史导论，精彩纷呈，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教材，形成了专业课教材与公选课教材相辅相成的局面。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刘志琴于1988年发表的《复兴社会史三议》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并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概念。此后，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使这个新学科得到迅猛发展。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新词语与观念变迁、历史记忆、身体性别史、社会风俗等，均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在中国社会文化史兴起之际，国际学术界出现了所谓“文化转向”，新文化史在西方学界悄然兴起。意义、话语、叙述、表象、文本、语境等，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工具。新文化史家强调的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可以作文化分析的核心理念，导致文化史研究范围的空前扩大。新文化史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与文化相互重合、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领域，如社会生活、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民众意识、社会心理、集体记忆、公共话语、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域、休闲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文化等。

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和新文化史的引入并日趋活跃，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基本格局，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同时也带来了文化史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的困扰。文化史研究出现了学科属性差异而导致的方法困惑，出现了传统文化史重学科属性而忽视方法属性、新文化史重方法属性而否认学科属性的两难问题。传统文化史研究范式与新文化史范式在对于文化史的学科属性和方法属性上存在的根本分歧，困扰着21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21世纪以来，学界同人在已有研究实践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作了大胆探索，创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社会文化史理论体系的条件逐渐成熟。

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学术界有责任全面回顾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曲折历程，系统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深刻总结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经验，认真分析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现状，发现并正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存在的诸多问题，才能进而探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方向。这是编纂这部著作的主旨所在。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内容包罗万象，学术成果格外丰硕，难以短期内面面俱到地加以阐述。故这部著作按照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采取了抓住重点领域、兼顾创新领域的书写策略，集中关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历程、理论方法、近代文化论争、近代文化思潮、近代文学艺术史、近代教育史、西学东渐与近代学术科技史、近代报刊史、近代体育卫生与文化设施、近代区域文化史10个方面，最后殿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突围之路》作为结语，在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历程及其突出成就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国近代文化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突围之路，为未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初步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