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长安大道到青楼狭斜：六朝乐府中的“公子”之侠

六朝时期的任侠主题主要表现于乐府诗中，相对于汉魏，其发展主要体现在道德意义的淡化，同时强调诗歌的娱乐性及审美性。长安侠少形象成为诗歌审美对象，而游侠行为则从最初的扶危济困、杀人报仇，转化为一种京城流行风尚。

1.欲望的彰显

《名都篇》书写侠客形象的目的，在于言志。身世之痛的引入，使得咏侠诗有了更加深沉的情感，呈现出寄托深遥的特点。然而遗憾的是，六朝时期的咏侠诗，并未沿着这个轨迹继续前行。他们大多舍弃了寄托与隐喻，而纯粹地关注于少年的服饰容貌之美。归根到底，这也是时代风气的反映。六朝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仍，士人朝不保夕。建功立业的昂扬开始低落，而对长安少年所代表的生活美学的向往开始占据主流。表现手法上也呈现出辞藻化的倾向，有向宫体诗靠近的趋势。

以何逊的《长安少年行》为例。诗中有大量对边塞生活的描述：“阵云横塞起，赤日下城圆。追兵待都护，烽火望祁连。”[22]该诗已属六朝乐府中少有的刚健者，可诗中少年在面对战事时，发出的并非“捐躯赴国难，扬声沙漠垂”的慷慨之音，而是“平生不可定，空信苍浪天”的无常之叹。功名不可期，强敌不可胜，报国建功，不再有坚定的信念支撑，而伴随着巨大的茫然与宿命感。《白马篇》中的少年主动从军，高超的武艺有用武之地，可在战场上蹈匈奴、凌鲜卑，哪怕捐躯国难也在所不惜；而何诗中的少年虽然也从军杀敌，最终却陷入世事无常的悲怆中，风貌由刚健转颓。这种转变与六朝诗风整体由建安风骨转为绮丽有关。随着衣冠南渡，南方朝廷偏安一隅，对于北方雄强渐渐转为防守，已无克复旧业之心；门阀士族之间的争斗也日趋激烈，祸福在旦夕之间即可转换，也时常让人备感人生无常，不如及时行乐。

作者另有《拟轻薄篇》，诗中辞藻化、审美化的倾向更加明显，该诗不涉及从军的情节，着重表现侠少在长安城中的活动，塑造出一位六朝乐府中典型的长安侠少。开篇即渲染其用度豪阔，金弹白马，驰行于长安城中的林荫大道。从宫阙殿宇至于市井百戏，从清晨而至黄昏，赏玩不休。以少年一日的活动为中心，勾勒出繁华的都市图景。到了晚间，视野则从九逵大道转入青楼狭斜，侠少化身为“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浪子，在“象床杳绣被，玉盘传绮食。倡女掩扇歌，小妇开帘织”[23]的世界，尽情享受声色之乐。此时，夜色中的长安也展现出与白日迥异的面貌，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魏晋六朝时期，人们对男子的审美越来越倾向于白皙阴柔。《世说新语》中说玄学家何晏：“美姿仪，面至白。”[24]“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25]王恭体态纤细优雅：“濯濯如春月柳”[26]；卫玠身体羸弱：“若不堪罗绮”[27]。王羲之评价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28]。《陈书》里记载，韩子高出生微贱，但“容貌美丽，状似妇人”[29]；又记载陈后主六弟宜都王陈叔明说：“仪容美丽，举止和弱，状似妇人。”[30]《颜氏家训》对这一类美男子形象做了个总结：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31]

梁朝士大夫，都穿宽大的袍子，系着长长的带子，戴着高帽，穿着厚底靴。走路都需要人扶持，更不要说骑马了。有一个叫周弘正的人，被宣城王宠幸，赐给他一匹果下马。所谓果下马，是一种原产于朝鲜的矮马。大概只有三尺高，能在果树下行走，所以叫果下马。史书记载，周弘正经常骑着小马出行，整个朝廷的人都觉得他豪放旷达，有名士风度。到了侯景之乱中，这些纨绔子弟几乎没有自保的能力，遑论保护国家了。当时的建康令王复，性格儒雅，从没有骑过马。他见到马嘶鸣跳跃，大惊失色，竟对旁人说，这哪里是马，简直是猛虎。一时社会风气如此。

在这样的审美风气下，即便保留了最多阳刚之气的咏侠类乐府诗，也难免受世风波及。这些诗作多强调游侠的器用、人物之美，呈现出辞藻化的倾向。人物之美的重点，也在富丽俊秀，而非英武豪健。除何逊诗作外，随手撷举还有：

吴均《行路难》：青骊白驳的卢马，金羁绿控紫丝鞶。[32]

《古意二首》其二：中有恶少年，伎能专自得。玉鞭莲花剑，金苣流星勒。[33]

徐悱《白马篇》：少年本上郡，遨游入露寒。剑琢荆山玉，弹把随珠丸。[34]

萧绎《紫骝马》：长安美少年，金络铁连钱。宛转青丝鞚，照耀珊瑚鞭。[35]

沈炯《长安少年行》：长安好少年，骢马铁连钱。陈王装脑勒，晋后铸金鞭。步摇如飞燕，宝剑似舒莲。[36]

沈约《白马篇》：白马紫金鞍，停镳过上兰。[37]

王僧孺《古诗意》：青丝控燕马，紫艾饰吴刀。朝风吹锦带，落日映珠袍。[38]

张正见《刘生》：刘生绝名价，豪侠恣游陪。金门四姓聚，绣毂五香来。尘飞玛瑙勒，酒映砗磲杯。[39]

这些作品里，少年侠客们无须如朱家、郭解那样“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也不必像曹植诗中所写的那样为国家效力。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华服名马，高调地行走都城。诗人并不想通过这些行为来展示其德行才能，而只是单纯地记录下他们一天中的娱乐和游玩。对于六朝诗人而言，这就已经足够了，足以为之挥洒笔墨，倾心咏叹。毕竟对于魏晋六朝人而言，人和山水、器物一样，是美的载体，值得欣赏与追求。《世说新语》中记载，潘岳出游时，被妇女围绕，掷果盈车。卫玠至下都时，“观者如堵墙”，导致他“体不堪劳，遂成病而死”[40]。同欣赏潘岳、卫玠一样，侠客的独特个性和行为方式本身就具备审美价值。因此，在六朝诗人眼中，游侠的行为究竟是以武乱法还是扶危济困已不那么重要。汉儒在这个问题上反复争论，其实是不解风情。正如陈叔宝诗中所言：“长安游侠无数伴，白马骊珂路中满。”[41]英俊潇洒、肆意驰骋的侠客们，已成为文学化的审美对象。而“侠”则成为一种可以模仿、践行的都城风尚。

此外，这一时期对侠客形象的赞美中，还包含着人们对豪奢生活的渴望。秦汉以来，中央数次将豪强家族迁至长安附近，使得京郊聚集了众多权贵之家。不少王公贵族成为侠客领袖，一呼百诺、一掷千金，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艳羡。即便“布衣之侠”，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俗话说“文贫武富”，侠客的必要装备如马匹、宝剑、弓箭等都价值不菲。而想要习得一身精良武艺，还要自幼聘请良师，这些都是可观的花销。实际上，能够在京城中游冶的侠少们，通常来自富裕家庭。乐府诗中游侠的形象，常常与豪门公子重合。他们出身显贵，器用奢华，擅长骑射，武艺高强。这些人往往秉持着“重义轻财”的理念，慷慨解囊，轻易散尽千金，出行时则前呼后拥，声势浩大。这样优渥、煊赫的生活方式，鲜衣怒马的形象，自然会成为诗歌中颂美的对象。

文人眼中的侠少年既是理想自我的投影，也是一种客观的欣赏对象。他们在塑造侠客形象时，有意抽离了前代侠文学理想化、崇高化的元素，逐渐转向世俗的部分——豪阔不羁、任性而为的生活方式。

韩云波在《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中有过这样一段论述：

侠的自由理想和追求，也从理想的天国回到世俗生活，主要表现为对自我权利及生活方式的追求。换句话说，侠已通过“肆意陈欲”，而充分生活化了。[42]

“肆意陈欲”即对世俗欲望的肆意展现。这是此时期游侠文化中世俗化、去崇高化的一面。但同时，对个体欲求的关注与书写，也具备相当的积极意义。在那个声色大开的时代，人们逐渐摆脱了汉代儒家思想的束缚，更加直接地面对和追求个人欲望。这一时期，咏侠乐府诗中，少年侠客和贵胄公子的形象合二为一，游冶于名都大邑，肆意展现自己的豪阔、英武、自由。六朝文人不仅认同这种行为方式，还将之写入诗歌，这正是此时期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总之，在六朝乐府中，侠客踪迹从边塞再度回归到都城，侠少主题往往与《公子行》《轻薄篇》等吟咏贵胄公子行径的题材相结合。与六朝宫体诗中的美人类似，风流倜傥、意气纵横的侠少本身也具备了美学价值，成为诗歌的审美对象。文人对于游侠的赞扬也由赞美其道义和助人为乐的品质，逐渐转变为对他们放荡不羁、随心所欲生活方式的认同。

2.从艳羡到批判

与此同时，亦有部分诗歌对侠客游手好闲，轻易获取名利的现象表达了讽刺，如吴均《结客少年场》：

结客少年归，翩翩骏马肥。报恩杀人竟，贤君赐锦衣。握兰登建礼，拖玉入舍晖。顾看草玄者，功名终自微。[43]

游侠少年杀人报恩，获得了君上赏识，顷刻间已至富贵。儒生十年一赋，皓首穷经，功名却仍旧微茫。两者境遇的对比，表达了作者的自嘲以及对社会风气的委婉讽刺。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另一篇歌行作品《行路难》中，又反过来以侠客自比，感叹时风浮靡，真正的人才不得重用。诗中邯郸侠客，夜骑汗血宝马来到长安，希望能为国效力，建立功业。却恰逢长安贵臣们重文轻武，推崇雕虫之技的文人，而视身怀绝技的侠客如尘埃。诗作以“大才大辩尚如此，何况我辈轻薄人”作结，讽刺了“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44]的浮华世风。

《梁书》本传云，吴均“好学有俊才”，却“家世寒贱”，[45]终生不得意，他的一些作品中也往往表现出寒士的雄心和骨气。同时诗人萧子云《赠吴均》诗中有“欲知健少年，本来最轻黠。绿沈弓项纵，紫艾刀横拔”[46]，似乎吴均本就有任侠尚武的一面，可谓兼通文武。当他自视为皓首穷经的儒生时，锦衣肥马、轻易获取君恩的侠客便成为对立面，因而作诗予以嘲讽。而当他自比为披肝沥胆却报国无门的侠客时，权贵们“席上珍”的儒生又成为反面例子，被他讥笑为舌绽莲花、笔擅雕虫却无治国之能之辈。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从文还是习武，最终都是期待得到朝廷的赏识，实现自我价值。而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六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7]，寒庶人才想借与“明君”的遇合改变命运又谈何容易？在怀才不遇这一点上，文人与侠士找到了相同之处。吴均这两首作品，可以看出六朝文人对侠客的复杂心态。

3.反叛的消解

六朝时期亦有一部分作品延续了曹植的爱国主题，并从理论上将司马迁笔下侠客的“重诺、报恩”的信条与忠君爱国建立了联系。如徐悱《白马篇》，言长安侠少从军“然诺窃自许，捐躯谅不难”[48]，延续了《史记》中“重然诺”的侠客信条，并将之“言必信、行必果”的个体德行，转化为勇于捐躯的家国情怀。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49]吴均《入关》：“君恩未得报，何论身命倾。”[50]沈约《白马篇》：“唯见恩义重，岂觉衣裳单。本持躯命答，幸遇身名完。”[51]王僧孺《白马篇》：“此心亦何已，君恩良未塞。不许跨天山，何由报皇德。”[52]都将《史记》中报答知己知遇之恩，变成报答国家及君主的恩德。王胄《白马篇》：“志勇期功立，宁惮微躯捐。不羡山河赏，谁希竹素传？”[53]则将个体对“声名”的追求，与儒家“建功不朽”的理想结合了起来。

然而，这种结合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司马迁笔下侠客的“信”“报恩”是有条件的，是一种建立在相对平等基础上的“知遇之恩”，即基于主君对侠客的人格尊重及对其才能的信任与欣赏，因而主君也能获得侠客的舍身相报，即所谓“国士遇我，国士报之”。先秦时期诸侯并起，侠客也可以择木而栖，选择自己的主君。但在统一的封建王朝，国家与君主是唯一的，也是不可选择的。六朝乐府中报国家之恩的侠客们，也并未真正得到君主的知遇之恩，这种“恩”从实际的信任、欣赏化为了一种抽象的忠诚，一种无条件的遵守。侠客与君主的关系，从相对平等的“知遇”，转化为单方面的忠君爱国。人格高度独立的侠客，转变为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侠”的魅力。

总之，随着六朝时期都城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竞尚奢靡，原本以刚健武勇为特征的侠少年们，也渐渐融入了都城十丈软红。他们打马纵歌、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正是南朝都城繁华绮丽、无边声色的投影。这从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侠士赴士之阸困的道德意义，也消解了任侠主题诗歌刚健昂扬的美学特征。宋至于陈，任侠主题名作寥落，且与吟咏贵胄公子的“公子行”渐有合流趋势，失去了原本的独特性，趋向衰落。直到唐代，长安再一次成为帝国都城，关陇子弟以刚健风气一扫六朝绮靡，任侠主题才得到重振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