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近代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它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这个论断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到世间的第一幕：圈地运动和“羊吃人”。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在英国全面确立。在漫长的历史中，偏僻的英伦三岛并不被人们所关注。由于率先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位于地球一隅的蕞尔小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的工厂，成为“日不落帝国”，成为世界的中心。

英伦三岛属于典型的海洋性气候，雨量充沛，阳光充足，但岛上没有大块平原，全境50%以上为海拔100米以上的山地或高原，不适合农业的发展，但倒是一个天然的大牧场，畜牧业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5世纪以前，英国就是欧洲最大的羊毛输出国。进入16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逐渐兴起和世界贸易的扩大，英国开始向西欧各国输出附加值更高的呢绒。到16世纪中期，英国的呢绒出口额占了英国全部出口额的80%以上。毛纺业逐步发展成为英国的民族工业，而毛纺业最终不仅成为英国，甚至是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摇篮。

随着毛纺业的发展，羊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羊毛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动了养羊业的发展，以至于英国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现象：耕地的价格最便宜，牧场的价格是耕地的两倍，草地的价格是耕地的三倍。这就导致了从15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臭名昭著的“圈地运动”。英国的贵族和豪绅们最先是把世世代代本属于农民们公用的公地、荒地、沼泽等圈占起来，变成牧场，随后又把圈占的范围扩大到农民的耕地，甚至包括农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房屋。当时曾经担任过英国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英国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曾这样抨击圈地运动，他说：“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城市要蹂躏完了。凡是出产贵重羊毛的地区，那儿的贵族豪绅，乃至主教圣人之流，觉得祖传地产上的惯例年租不能满足他们了，也觉得他们对社会无益有害的闲适生活还不够过瘾。他们不让任何人在庄园上耕种，把整片地化做牧场，房屋和城镇都给毁掉了，只留下教堂当羊圈。他们把可以居住可以耕种的每个角落都弄成荒地，仿佛他们的鸟囿兽园还不够大。”[3]在这个过程中，英国被圈占起来的土地占了英国土地总面积的大约50%。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使整个英国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虽然这对摧毁封建庄园经济体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评述这一运动时仍然持坚定的批评态度。他指出：“圈地运动已被正确地称之为一场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地主和贵族搅乱了社会原有的秩序，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有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当然，惯用的还是威胁和压力。他们不折不扣地抢夺了穷人在公共利益中所占的份额，拆毁了穷人们世代居住的房屋，而依据牢不可破的传统习俗，这些房屋应该是属于穷人和他们的后代的。社会的组织机构被破坏了，乡村的荒凉、居民住所的破败不堪证明了这场战争的猖獗程度。它破坏了农村的自我防护体系，废弃了城镇建筑，大量削减了人口，将那些过度垦殖的土地变成沙地。它骚扰居民，将他们由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4]

虽然在时间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从传统自然经济向近代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西欧各国大都发生过类似于英国这样的“圈地运动”，它对西欧各国都造成了类似的严重后果。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第二个严重社会问题是制造了大量的过剩人口。

把耕地变成草地、把粮田变成牧场、把小块土地连接成大片农场、由过去的完全靠人力和畜力耕作改为机器耕作，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解放大批大批的农村劳动力。然而，对于西欧广大农民来说，这种解放绝不是福音。他们中的很少一部分能够被新兴的资本主义工厂、农场所吸收，成为现代工人和新型农业工人。还有一少部分具有一定财力和特殊机遇的人，选择迁居美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一下子变成了无业游民，变成居无定所、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流浪汉。他们从已经没有立锥之地的乡村汇集到城市，希望找到生路。在19世纪新兴的每一个西欧城市，如英国的曼彻斯特、伯明翰，法国的巴黎、里昂，德国的科伦、西里西亚，都充斥着大量的无业游民和流动人口。每座城市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人露宿街头。例如到1844年，在所谓“日不落帝国”的中心伦敦，每天露宿街头的人就超过五万。这些白天沿街乞讨的人，晚上就睡在路旁、涵洞、桥梁下面，住一晚算一晚，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明天是什么样子，只是牲畜一样地活着。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不惜铤而走险：诈骗、行窃、拐骗、抢劫、害命。这就直接导致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贝弗里奇所说的“五大恶魔”，即贫困、疾病、愚昧、肮脏、懒散。而这五大恶魔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几乎如影随形。它们的泛滥使得早期西欧各国社会都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近代资本主义引发的第三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制造了阶级对立。

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机器的广泛运用，现代工厂逐渐取代了手工业作坊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机器虽然成百倍、上千倍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然而，广大工人群众的社会经济地位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因为，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得工人日益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他们世代相传的技艺变得一钱不值。不仅如此，机器的采用使得大量的童工和女工的使用成为可能，这又进一步排挤了成年男性劳动力。于是，早期的工人就把自己受排挤、受剥削的原因归因于机器。他们想到的对策就是捣毁机器。在最先普遍采用机器的英国，形成了著名的捣毁机器运动。为了镇压这一运动，英国曾专门颁布了一项法律——《捣毁机器法》。在1831年1月9日的《泰晤士报》就有这样的报道：

23名囚犯因捣毁造纸机器在伯明翰被判处死刑；11日在多塞特有3名囚犯因敲诈勒索钱钞和两名囚犯因抢劫被判处死刑；在诺里季，55名囚犯因捣毁机器和骚动被判罪；在伊普斯威奇有3人因勒索钱钞，在佩特沃斯有26人因捣毁机器和骚动，在格拉斯特有30多人，在牛津有29人被定罪；在温彻斯特，有40多人被定罪，6人将处死刑……，在索尔兹伯里有44名罪犯被定罪……[5]

从上述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到，在英国，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对立已经达到了何等普遍、何等尖锐的程度！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欧洲其他国家。一位法国记者在法国《辩论报》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每一个工厂主，就像殖民地种植园主生活在他们的奴隶中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工厂里。他一个人要面对成百个工人，而里昂的破坏活动，就像是圣多明各的那种暴动……威胁社会的野蛮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蒙古草原，而是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区……中产阶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局势的性质；他应当知道他的处境。[6]

当时在法国里昂纺织工人中流传的歌谣，把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描述得更为形象：

想要做官掌权，

总得披大氅，挂绶带。

我们为你们大人物纺纱织布，

死后却不包裹尸布就草草掩埋。

我们是织布工，

却赤身裸体，无遮无盖。

你们的统治行将结束，

我们掌权的日子就要到来。

我们为旧世界织好了裹尸布，

造反的吼声已响彻天外。

我们是织工，

从此衣冠整齐，有穿有戴。[7]

长期的阶级对立，势必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第四个社会问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例如，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在苏格兰管理着一家纺纱厂的罗伯特·欧文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由于机器的采用和效率的提高，1800年时他的2500名工人每天所创造的财富，在1750年时至少需要60万人才能创造出来。这2500人与60万人之间的消费差额，被作为利润，完全装进了资本家的腰包。因为，1800年时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状况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由于机器的采用，使得资本家可以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而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比成年男性工人的工资要低得多。而在当时的英国纺织业中，18岁以下的雇佣工人，占了雇佣工人总数的一半还要多。由于许多儿童是从七八岁就开始工作，而且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以上，因此，他们的成长发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一位名叫特纳·撒拉克的医生对当时的利兹地区的纺织工人的健康状况做过详细的调查。他在写给议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在纺织厂工作的大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几乎全是满面病容；瘦小、羸弱、赤脚、衣衫褴褛，许多人看上去还不到7岁。男人们一般都在16—24岁，还有未成年人，他们都像儿童一样苍白和消瘦”。他接着写道：“我看到了，我觉得看到了，一个退化的人种——受压而发育不全，被弄得衰弱的，被糟蹋的人类——男的和女的不会活到老，儿童永远不会长成健康的成人”，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这些当时工业发达地区，劳工们死亡时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8]

这时候，人们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最大量、最贫困、最悲惨的人口不在最贫困、最荒凉、最落后、最不发达的国度，而在率先实现了产业革命、率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因此而变成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最文明的英国！曾经在1868年和1874—1880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iamin Disraeli,1804—1881）曾经指出：英国的穷人和富人已经分化为格格不入的两类人，“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9]这种状况显然不可能持久。因为广大工人群众逐渐认识到：他们的悲惨生活既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所造成，也不能归咎于他们老板的贪婪或机器的采用，而应当归因于新兴资本主义制度。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仅靠捣毁几台机器或者焚烧几间厂房，而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1800年9月，伦敦街头就出现了这样一份广为流传的传单：

同胞们！

对被收买后的奴才和政府的佣工强加给你们的半饥饿状态，你们还将默默地怯懦地忍受多久？你们还能容忍他们继续进行扩大他们的垄断范围而你们的孩子却正在哭着要面包吗？不，不能让他们再存在一天了！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从沉睡中醒来吧。星期一在谷物市场上见！[10]

也就是说，进入19世纪之后，在英国、在整个西欧，最初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分化已经演变成全面的社会分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冲突，已经演化成全面的社会冲突。工人群众捣毁机器的单个行动已经演变成有组织地反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行动。在英国，除了像这份传单所鼓动哄抢米市、面包的事件之外，连续发生了几次谋杀国王的事件。随后更是爆发了以工人群众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直接冲击到当时英国的政治体制。

在法国，1831年11月21日，里昂的工人群众向政府提出的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后，举行了公开的武装起义。工人提出的口号是：“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斗争而死！”经过三天的激战，起义的工人一度控制了整个里昂市。起义虽然最后被镇压，但社会矛盾毕竟显现出来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力量也显现出来了。1831年的起义事后两年多，为了保卫结社的权利，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又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并且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张。

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进一步压低工资的举动也揭竿而起，3000多名起义工人仅靠简陋的武器与前来镇压的包括炮兵、骑兵在内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对峙了3天，周围其他地区的工人也纷纷以罢工和局部起义表示响应。起义最后虽然被镇压，但深刻的社会矛盾却暴露无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第五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周期性经济危机。

正如凯恩斯曾经正确地指出的：“一切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费者。”[11]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全部为私人所占有，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完全由资本所有者来决定。虽然亚当·斯密认为，由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整个社会生产秩序会井井有条。但在现实中，竞争的压力迫使所有的资本家都必须拼命地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拼命地赚钱、拼命地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赚钱和资本增值事实上就成为几乎所有资本家组织社会生产的唯一目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单个企业的严密组织纪律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个基本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生产规模的盲目扩大。由于大量资本已经投入到了生产过程之中，而大量产品找不到销路，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导致银根奇缺、物价飞涨、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这就是经济危机。这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自1825年首次在英国爆发后，在西欧每隔七八年就会出现一次，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常态。

而所谓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过剩。因为就在经济危机期间，一方面是大量的产品找不到销路，另一方面则是大量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失业工人和他们的子女在挨饿受冻。为了摆脱危机，资本家通常的做法是把大量的过剩产品销毁掉，把大量的棉花烧在地里，把大批的生猪赶进大海，把大批的高炉推倒。这些举动显然有悖于人类的基本理性。马克思据此把这种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称之为“社会瘟疫”。特别是1836年和1847年的经济危机，波及了整个西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上述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整个西欧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定、危机四伏的状态。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事实上使人们陷入了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野蛮状态。著名法国思想家傅立叶甚至把这个新兴的社会称为“人吃人”的社会。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欧社会确实出现了医生希望病人多、卖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粮食投机商希望发生旱灾和饥荒等一系列反常现象。这使得当时西欧所有进步的思想家都不得不深思：怎样才能破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魔咒？怎样才能挽救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