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

北宋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在修撰《历代君臣事迹》（后易名为《册府元龟》）之余，互相唱酬，酬唱的作品由杨亿编为《西昆酬唱集》。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予景德中，忝佐修书之任，得接群公之游。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凡五七言律诗二百五十章，其属而和者，计十有五人。析为二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1]其诗歌体式亦因此得名“西昆体”，也有人将后来产生的一些风格与之近似的作品称为西昆体诗。然而，自《西昆酬唱集》结集第二年正月，真宗就下诏禁止浮艳文风，自此，西昆体诗歌开始了其多舛的命运，人们对其评论不休，这甚至贯穿了自宋以后的中国文学史。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西昆体在宋（金）元明清时期的接受，包括对西昆体在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两方面的接受（明清侧重于诗学理论）。另外，对于杨、刘、钱等人来讲，《西昆酬唱集》的影响比他们别集的影响要大得多，后人提起这几人的诗歌作品时，通常指他们在《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故本书在写作过程中也将这种情况考虑在内。经过对与西昆体接受有关的历史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宋（金）元明清对西昆体的接受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对西昆体概念的理解

谈到“西昆”，需要厘清三个概念：“西昆体”“西昆派”和“西昆三十六体”。

先看“西昆体”和“西昆派”的区别。张明华在其《西昆体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说：“西昆体”指北宋初年兴起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因杨亿所编《西昆酬唱集》而得名。西昆体出现后，迅速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了五代诗风，稳稳占据了当时文坛的中心，盛行四五十年之久。伴随着“西昆体”的出现，出现了一个以写作“西昆体”为基本特征的文学流派——“西昆派”，该派不但拥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有众多作品见于《西昆酬唱集》的作家，而且拥有大量的“后进学者”，构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创作群体。[2]张明华这段话简要阐述了“西昆体”和“西昆派”的各自所指。“西昆体”指的是由杨亿、刘筠等人开创的，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一种新诗体，这种诗体和此前盛行的白体差别很大，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多用故事”，多丽语和富贵语。周益忠先生在其《西昆研究论集》中对西昆体的诗歌特点作了更加详细和全面的总结：用事博奥，对仗工妙，且所用的文字浓丽奇艳，一反当时白体的平浅宣露，再加以浓丽奇艳的形式，更包蕴密致别有寄托。这正足以道出士子之所欲道而不敢道或不能道者。[3]在使用过程中，“西昆体”的含义被进一步扩大。这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是由诗而及文。杨、刘等人的诗歌被称为“西昆体”，于是他们创作的那些与其诗歌特点相近的四六文，也被称为“西昆体”。其二是由杨、刘而上及李商隐。由于杨、刘等人的诗歌学习李商隐，所以连带李的诗歌也被称为“西昆体”。这种说法始见于北宋石延年。详见后。这一说法亦见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4]这些说法混淆了杨、刘等人开创的“西昆体”与其效法对象李商隐诗歌之间的关系，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种错误却被延续了下来，南宋严羽、金代元好问、明代胡震亨、清代王士禛等，都是这一说法的承袭者。

前面说了，“西昆体”指的是诗歌，而“西昆派”是指作者群体，指那些写作“西昆体”的诗人。“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办法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5]张明华一方面以杨、刘、钱三人诗歌为例，指出：“西昆派”一定写作“西昆体”，但却不一定只写“西昆体”；另一方面，写作“西昆体”的诗人并不都属于“西昆派”。张明华在这里又将其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些诗人本来是学习西昆体的，但后来摆脱西昆体自成一家，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梅尧臣、欧阳修等人；二是有些诗人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受到西昆体的影响，和西昆派更没有关系，但是出于对西昆体的喜爱或者好奇，偶尔也会写出一些西昆体诗歌，如宋代刘跂《七夕戏效西昆体》、明代杨慎《戏效西昆体无题十六韵》等（并且他们所言的“西昆体”更多的是指李商隐诗歌）。以上这两种人虽出于西昆派或者偶作西昆体，但是毕竟不应将他们视作西昆派中人。[6]《西昆体接受史研究》主要指因《西昆酬唱集》得名的西昆体诗歌的接受史，不包括李商隐诗歌和西昆体文。在西昆体接受史上，这两种混淆的情况非常常见，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区别材料中“西昆”或“昆体”的具体含义。实际上，《西昆酬唱集》中的作品在题材、风格、创作手法等方面都非常独特，题材以咏物和咏史为主，在风格上讲究辞藻、对偶和用典，用典方式为多典连用，与其他被称为西昆体的诗有区别，故本书所称西昆体仅针对《西昆酬唱集》中诗而言，不包括参加西昆唱酬的诗人的其他作品和《西昆酬唱集》结集之后产生的被归入西昆体的作品。

我们再看看“西昆体”和“西昆三十六体”。目前所知，“西昆三十六体”之说最早见于明代。明代姚希孟《响玉集》中首次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响玉集》中说：“唐自李、杜、元、白以还，而欲镂混沌之须眉，盗渊岳之鐍钥者，必称温、李诸子。会昌中，李义山与温飞卿、段柯古，以藻丽相夸，号西昆三十六体。”[7]舒位《题陈云伯大令碧城仙馆诗钞》中有“肠断西昆三十六，丝丝杨柳又添声”[8]。冯武《清康熙戊子苏州重刻西昆酬唱集序》云：“元和、太和之代，李义山杰起中原，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皆以格韵清拔，才藻优裕，为西昆三十六，以三人俱行十六也。”[9]不一而足。可喜的是，将“西昆体”和“西昆三十六体”混为一谈的虽时有人在，但辨误之说也很多。如清代冯班就说：“李义山在唐与温飞卿、段少卿号三十六体，三人皆行第十六也，于时无西昆之名。”[10]钱曾亦曰：“ 《西昆》之名，并自杨、刘诸君及吾远祖思公，大年序之甚明。”[11]此后，亦时有辨误之人，将二者混淆的情况逐渐减少[12]。关于“西昆体”和“西昆三十六体”的辨误，笔者在拙著《后期西昆派研究》中亦有详细分析，可参见。

2.宋（金）元明清人对西昆体的学习和拟作

西昆体影响到了哪些诗人的诗歌创作？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探讨宋（金）元明清人在创作实践方面对西昆体的接受。对西昆体的学习和拟作，在宋代文学史上颇不少见，其中有两个高潮。一是《西昆酬唱集》甫一出现，便有“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13]；二是黄庭坚对西昆体的学习，朱弁谓黄庭坚“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14]，方回也说：“山谷之奇，有‘昆体’之变，而不袭其组织。”[15]可见黄庭坚诗与西昆体之间有联系。

明清两代也有人在创作上学习西昆体，但明清对西昆体接受的表现形式多样，如诗话中对西昆体的评点接受，诗选集中对《西昆酬唱集》中诗歌的关注和选录，诸多《西昆酬唱集》刊本的出现等，都反映出明清对西昆体接受的丰富性。然由于篇幅有限，本书所论述的明清对西昆体的接受仍是以明清学者诗话中对西昆体的评点接受为主，间或涉及从选集和刊本中反映出的对西昆体的接受。至于西昆体对明清的影响，也即明清诗人对西昆体诗歌创作手法和技巧的模拟，对西昆体诗歌意境风格的模拟，对西昆体诗歌中所涉及的艺术原型或意象的承续，对《西昆酬唱集》同题的咏和等，由于头绪纷繁、资料庞杂，精力有限，唯待来日再进一步完善。

3.对西昆体风格的认识

对西昆体的认识，一般以用典致密、辞藻华丽、对偶切当为主，甚者如无名氏《黄鲁直传赞》云：“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16]这似乎也成为现在人们对西昆体风格的普遍认识。但在西昆体接受史上，多有别的声音存在。前有欧阳修说：“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迭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17]后来有朱熹认为：“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之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18]值得注意者，他们一个是宋诗开山之一，另一个是理学宗师，看起来似乎同是西昆体的死对头，却都有赞许西昆体的言论。另外如刘克庄曰：“文公亦咏《汉武》云：‘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却教索米向长安。'《明皇》云：‘河朔叛臣惊舞马，渭桥遗老识真龙。蓬山钿合空传信，回首风涛百万重。’比之钱、刘，尤老健。”[19]这样看来，宋金元人对西昆体的认识并不众口一词、简单粗暴，而是对西昆体诗人各自的风格也有比较，其中很有值得厘清之处。

明清两代也有对西昆体进行肯定的言论，胡应麟在其《诗薮》中，从多个角度对西昆体给予了比较公正的评点，指出西昆体虽用事僻涩，但亦是材力富健，诗作格调雄整、字句精工，此外，胡应麟还以诗歌发展史的观点将西昆体的产生和特点的形成置于诗歌发展和时代气运的背景下，解读其形成的必然性，体现了其诗学接受的大视野。另外，还有张綖、王士禛、翁方纲等人对西昆体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评价。

4.西昆体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西昆体作为宋初影响最大的诗体，其在诗史中有一定地位，但具体定位如何，则众说纷纭。《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20]认为西昆体之作，是对“沿袭五代之余”的白体的改变。而张元幹曰：“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21]又以为西昆体正是“沿袭五代衰陋”。这种矛盾的产生，一方面缘于论者对五代和宋初诗风的认识有差异，另一方面缘于西昆体本身的复杂性。至元代方回提出“宋初三体”之说，认为西昆体“组织华丽，盖一变晚唐诗体、香山诗体，而效李义山，自杨文公、刘子仪始”[22]，又以为西昆体同时革除了白体和晚唐体两种诗风，与上述两种观点皆有异。这种对西昆体在文学史中的定位的复杂性，需要细加区别和考究。而清代则以翁方纲为代表，翁方纲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将西昆体置于宋诗发展历程中去观照其诗史地位。他在《石洲诗话》中云：“宋初之西昆，犹唐初之齐、梁；宋初之馆阁，犹唐初之沈、宋也。开启大路，正要如此，然后笃生欧、苏诸公耳。但较唐初，则少陈射洪一辈人，此后来所以渐薄也。”[23]翁方纲从诗歌发展的角度，对西昆体在宋诗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过渡作用，有着清楚客观的认识。他将西昆体比作唐初之齐梁，将杨刘诸人比作沈宋。

5.对西昆体发展史的认识

这一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方回在《恢大山西山小稿序》中所云“别有一派曰‘昆体’，始于李义山，至杨、刘，及陆佃绝矣”[24]，这是现在可见的对西昆体发展史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概括，这个发展史范围不仅包括现在所谓的“西昆派”和“后期西昆派”，还一直延伸到北宋中后期，是方回在总览有宋一代诗歌之后得出的结论，应予以重视。另外如欧阳修云：“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老先生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25]这也是对西昆体发展史的一段叙述，即从杨、刘、钱等人到后之“学者”，西昆体发展而为“语僻难晓”。周必大《跋宋待制暎宁轩自适诗》云：“迨杨文公、钱文僖、刘中山诸贤继出，一变而为昆体。未几宋元宪、景文公兄弟又以学问文章别成一家，藻丽而归之雅正，学者宗之，号为二宋。”[26]这又是对二宋变昆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