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推荐序

《海洋文化史》丛书六卷的出版是一项重大的学术成果，该套丛书的中译本亦是如此。

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文明是陆地文明而非海洋文明，用“黄土地”来比喻中国就体现了这一观点，而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则被视为一个例外。事实上，海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了寻求商机、获得政治避难或出于其他原因而远涉重洋，他们在东南亚的主要贸易口岸建立了社区，世界各地的商人纷纷通过海路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宋朝时的泉州可能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当时这里到处都是来自南亚、东南亚和阿拉伯的商人。为了让世人感受到这种密切的互动和交流，一些学者建议把中国南部的海洋区域称为“亚洲地中海”。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历史上，海洋虽然在经济方面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在更广泛的文化方面也很重要，显然这是个错误的观点。纵观全球科技史，海洋在造船和制图技术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纵观全球宗教史，我们都知道，元朝之后的伊斯兰教、明朝及以后的中国民间宗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经由海洋在东南亚进行传播的。所以，即便我们把文化史定义到更小的范畴，海洋在中国文化史上也从未被边缘化，而是如同在欧洲一样，是信息、传说和隐喻的丰富来源，早在秦始皇时期，中国就有了徐福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

因此，虽然我十分赞赏英文版编者和撰稿者的工作，但我对这个项目的感受仍颇为复杂。丛书的标题稍有误导性：实际上，标题不应该是海洋文化史，因为丛书的前几卷描述的是欧洲海洋文化史，而后几卷则是西方海洋文化史，丛书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尽管丛书的编者认可了这一缺点，但遗憾的是，后续内容并未见到更多的改进。

本套丛书虽存在这一问题，但必须承认，从狭义上讲，它是关于海洋文化史最好的英文著作之一，也将是中国读者的宝贵参考工具，或许还能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海洋史研究的引擎。需强调的是，这并非是说中国的海洋研究缺乏丰富悠久的传统，由此，不得不提起我的一位老朋友兼老师王连茂，多年来他一直担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在中国航海史的学术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今，王老师已经退休，他的工作由新馆长丁毓玲继续，而他们也只是国内外无数从中国人的角度为海洋文化史作出贡献的学者中的两位。

本套丛书所展示的文化史方法或许会给海洋文化史领域带来富有见地的思想，这也是本套丛书的一大优点。丛书中的文章并没有遵循严格的时间顺序，而是从知识、实践、表现等八个不同的主题来审视海洋文化史，这八大主题都经过仔细考量、跨越古今，契合丛书的全部六卷。书中的每种观点都有一个中国故事的类比。事实上，在阅读这些书籍时，我常想如果将每个主题都用中国例子的重要证据来阐述，那这些观点又会有何不同？这些观点的内容十分广泛，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可以考虑引用，而无需担心被指责成将国外类别和术语无知地引入不同的历史背景。因此，我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的海洋文化史领域产生积极的影响。

上文中，我提到了在全球海洋文化史研究中本套丛书忽视了中国的影响，当然，世界其他地区被忽视的问题也同样可能出现。从积极的一面来说，本套丛书或许能让世界各地从事海洋文化史研究的学者之间进行更多的对话和交流。最终，这些对话可能促成真正的世界海洋文化史的诞生。丛书的第六卷告诉我们，如今我们生活在人类世（Anthropocene）时代，人类的行为正给我们的持续生存造成威胁。在这种背景下，深入了解导致持续忽视环境的所有不同文化遗产，以及最终可能会让我们改变自身行为并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找到综合解决方案的所有文化资源，则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应同事金海博士（本丛书第一、三、六卷的译者）之邀，我为该书作序，但恐难达到他的预期，希望此序不会使他或中文版的出版商感到不妥，无论如何，希望我的序言能够如同英语谚语所说，“to call a spade a spade”（抛砖引玉）。

宋怡明（Michael Szonyi）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哈佛大学东方语言与文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