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序

过去三十年间，海洋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学科中一个领先的跨学科领域。海洋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说明完全跨文化、越千年的全球化。在其逐渐成形的过程中，海洋研究合并和修订了通常在国家历史框架内的涉及海洋运输、海洋战争和全球探索的早期学术成就。海洋研究领域有着各种类型的文献，主要展示海洋运输和海洋资源如何将分开的陆地连接成水基区域，重现两个从未接触过的社会在海滩的相遇如何带来棘手的统治结构，并揭示从外太空拍摄的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的单张照片的影响。今天，海洋研究的目的在于讲述那些在海上旅行的人物的故事，包括专业人士、冒险家、乘客、被迫迁移者，以及动物。

此外，这一新领域还认为，海洋是个充满想象的地方，尤其是海洋对许多人而言十分遥远，但同时对于生命的维持又非常重要，这种矛盾对立使得海洋更具想象空间。据说，诺贝尔奖得主、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写过一句令人难忘的名言：“海洋是历史。”(1)同时，对海洋的想象并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根据所处的海洋环境以及人类海洋实践而形成的想象，引导人文主义者去接触物质世界的现实。现代海洋学和海洋生物学在19世纪形成时，将海洋确立为非人类的自然领域，但此前，两者是结合了对环境的好奇以及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混合性实践知识。伴随两种学科的分离，海洋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表明，我们必须认识到海洋为人类而生、与人类共存及其本身的存在。

21世纪，第二次全球化、后殖民冲突和气候变化等使得海洋在世界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让我们不能忽视海洋的社会和文化现实。用《全球时代》（The Global Age）编者弗兰兹斯卡·托尔玛（Franziska Torma）的话说，这种发展“迫使我们一并‘思考科学和人文’，因为科学提供了数据，而人文将它们‘转化’为社会和学术解释，这就开启了对海洋从古代到现在的历史视角”（Franziska Torma，个人通讯，2020年5月）。无论是利用航海考古学来重现沉没的城市和船舶，还是利用气候变化对沿海社区影响的科学研究，海洋研究在这种令人感到迫切但又棘手的交叉的人文学科领域中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编辑“海洋文化史”的过程中，我有幸与制定21世纪海洋研究议程的各卷编者合作。总体而言，他们的专业知识涵盖了全球各大洋，特别是地中海、印度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的知识，也包括科学和环境历史方面的知识。我们的跨大西洋大学机构启动了研究项目，但我们首先就表示，我们承认以西方为导向的观点的地位并反对它。此外，读者还会看到，西方的抽象观点本身在受到水上活动和航海实践的压力时会不攻自破。因此，海上旅行涉及跨越数千公里的遥远接触区域，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西方的取向，即便西欧可能是一个出发点。这些接触区域中的社会极其复杂，会改变区域中的人，而区域中物理环境的重要性又带来了更多的思考。此外，由于船上生活的艰苦以及帝国航线的海船上都有的多元文化习惯等因素，海上生活的需求使那些在船上工作的人失去归属感，可能形成一种与陆上社会脱离的文化。

为让世人更多地了解海上相遇的历史，我们将丛书的主题进行了定义。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出版社的文化史丛书的一个特点就是为每本书都设计了贯穿古今的八个章节标题。这些标题涉及从广泛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的理解，即指定组织社会结构的不同实践领域。就海洋而言，重要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战争、技术、海上贸易、科学知识以及神话和想象。我们以一种使撰稿者能够呈现民主历史的方式定义我们的主题。例如，我们将海上的“战争与帝国”的历史定义为“冲突”，以说明海上暴力斗争的多种范围，包括国家支持的海军、非国家行为者以及船上生活的暴力等场景，从船上哗变到旅客待遇和奴隶贩运等不一而足。此外，我们将“科学与技术”的主题重新定义为“知识”，以便有机会阐述严格科学界限之外的知识。这种知识包括古典哲学思辨以及西方范式之外的海洋知识和实践等。

我们在组织章节时，也考虑到了由陆上事件形成的传统西方历史分期。同时，读者会在丛书各章节中看到有关这种历史分期是否会由于前面提到的以陆地为重点的海洋视角的压力而最终在陆上停止的问题。因此，埃及航海以及与其地中海盆地其他文化的接触的历史贯穿了这一特殊文化的陆上分期，传统上是根据该文化的统治王朝来分期，即从希腊史前到古典时期再到罗马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世纪。在现代，以单一技术为例，1769年到1989年只是航海史上的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贯穿了三卷书。1769年，英国工程师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完善了一种可以在长时间航行中保持准确时间的计时器。这种计时器能够比较船舶在航行期间的正午和在任意定义的起点处（按传统习惯，被定为格林威治子午线）的正午，使得导航员最终可以在航行时确定船的经度，这一发展大大提升了海上安全性，即使这种计时器的使用在数十年之后才扩展到海军圈之外。直到20世纪第三个25年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发明为止，天体导航一直是确定船舶位置的最佳方法，后来到1989年，美国国防部发射了一个GPS卫星系统，人们只需触摸几个按钮就可以摆脱天体导航所需的费力计算。

海上分期特殊性的另一个方面是海洋作为一种物理环境的时间尺度。千万年以来，海洋历史都是按照地质变迁的速度发展，但在“人类世”的时代，我们正在了解人类对地球领域的影响。长期以来，地球一直被认为有着用之不竭的资源和人类无法企及的巨大力量。这种人类的影响可能我们每个人在有生之年都可以见到，例如，自1979年以来，极地冰盖的融化已经使之在卫星可视化景象中大幅减少（Starr，2016）。这种影响反过来又影响着社会，影响着依赖于天气模式的北极土著居民和世界各地的农民，但天气模式已经因为全球变暖而遭到破坏。但冰盖的融化导致了穿越北极的新航线的开辟，进一步扰乱了海洋的人类和地质时间尺度，可能给北极带来更多的人类足迹。

极地冰川融化的全球性后果说明了如何从海洋视角（无论是将海洋作为一种环境还是作为人类活动的场所）重新界定地理分析的陆地单元。丛书各章节揭示了国家划定的边界对海洋文化的重要性可能不如由自然特征定义的流动空间，并说明了从陆基历史的角度来看，非中心的岛屿或海岸如何在一个国家的海洋抱负中发挥巨大的形成性作用。而且，海上运输导致了一些在同一旗帜下立即联合、但领土互不相连、具有独特和特别难解的行政特征的国家的产生。但在词汇层面上的另一个挑战是，当我们试图用陆地上的语言来表达海洋现象时，我们所采用的形象化描述会妨碍理解，难以令人满意。当今有关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太平洋上巨大的污染“垃圾带”（garbage patch）。“带”（patch）这个形象限制了污染的范围，并没有捕捉到塑料在海水中的微观扩散。

海洋浩瀚无边，对海洋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任何研究均需为零散研究并有具体定位。丛书的撰稿者包括具有既定和新兴观点的作者，他们所撰写的章节是围绕我们中心主题的原创研究，而不是二手文献的摘要。丛书编辑鼓励撰稿者以他们认为最能展示其主题原创性并最适合其专业知识的方式来阐明自己的见解。有些撰稿者采用了调查叙述的方式。另一些撰稿者则把一个典型的或异常的单独事件作为画布。但还有一些撰稿者围绕海洋环境的尺度提出问题。

这种灵活性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丛书标题中的“海洋”并非只是一个事物。相反，根据参与海洋研究的人员以及目的的不同，海洋元素的文化构建和想象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这一范围在各章节的丰富形象的描述中也很明显，这是文化史丛书的另一个特点。因此，读者将看到，在古代，人类从未直接描述海洋，而只是在壁画和花瓶上，用鱼、船或神话海洋生物的绘画来暗示海洋。相比之下，将海洋展现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剧场的宏伟海景吸引了启蒙和浪漫时代的众多观众。有一个跨越几个世纪的常用工具，即实用图表，这种图表用各种方法，根据不同的认识和环境，来寻找和标记跨越开放水域的路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安全。我希望读者在梳理本丛书中收集的各种主题和方法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与海洋之间持久而普遍的联系，并认识到海洋研究的新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将在浩瀚的、很多情况下无人涉足的水域的航行与新兴学术领域作个比较。

玛格丽特·科恩（Margaret Cohen）

(1)这是沃尔科特一首诗的标题（“The Sea Is History”，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