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人笔下的贵州

在文人、士大夫眼里，贵州是一个蛮荒之地，贵州的族群也被贴上“盗贼”“剽悍”“野蛮”“愚昧”等标签，在民族的称呼上加上“犭”字旁。从明代开始，这种印象就存在着，“男女跣足，以背负重，善畜牧贸易，病不服药，性尚刚勇，出入佩刀，俭陋质朴，勤于耕稼”[28]。贵州在明代才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十三个行省行列中，是最晚的一个省，开发也比其他地方都晚。早期的《贵州图经新志》在讲到贵州风俗时写道“山谷间诸夷杂处、俗尚各异”，并对这句话作了非常详尽地解释：

旧志：曰罗罗，即古乌蛮，亦有文字，类蒙古书，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挽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纳臂，佩长刀箭镞，左臂佩一方皮，腰束韦索。性好洁，数人共饭，一盘中植一匕，复置杯水于旁，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抄饭一哺许，搏之，盘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食也。食已，必漱口刷齿，故齿常皓然。坐皆席地，器用如俎豆，犷黠，喜斗狠。然甚重信，人不敢示以妄。曰宋家者，其始亦中州裔，久居边徼，而衣冠俗尚少同华人，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其于亲长，亦知孝友。曰蔡家，与宋家杂处，风俗亦少相类，故二氏为世婚。曰仲家，皆楼居，好衣青衣，男子戴汉人冠帽，妇女以青布一方裹头，肩细折青裙，多至二十余幅，腹下系五彩挑绣方幅，如绶，仍以青衣袭之。其语言嗢咿，居丧食鱼虾而禁鸟兽之肉，婚嫁则男女聚饮，歌唱相悦者，然后论姿色妍媸，索牛马多寡为聘礼，疾病不服药，惟祭鬼而已，卜用茅或铜钱鸡骨，通汉人文字，以十一月为岁首。曰龙家，绾髻白布束之，妇人亦绾髻，皆以白布为衣，亦用汉人文字，以七月七日祭先祖，甚敬。曰曾竹龙家，其俗与龙家同，但妇人以布作冠，形如马镫，加于髻上，以金木或骨角为长簪焉。曰红仡佬，男子旧不着冠，今渐作汉人之服饰，语言侏离，妇人以毛布染红作裙，无辟积谓之梅裙。曰花仡佬，俗同红仡佬，但裙用五色，故云花仡佬。曰东苗，男椎髻，着短衣，色尚浅蓝，首以织花布条束发。妇着花裳无袖，惟遮覆前后而已，裙亦浅蓝色，细折仅蔽其膝。其俗婚娶，男女相聚，歌舞名为跳月，情意相悦者为婚，初不较其财，逮至一年，方遣人责之，虽死亦不置。曰西苗者，俗同东苗。曰紫江苗者，性犷恶好杀，饮食粗秽，余俗与东西苗同。[29]

该文共对罗罗、宋家、蔡家、仲家、龙家、仡佬、西苗、东苗等族群进行了详细描写。尤其对他们在衣食住行、语言、性格、习俗、思想观念等进行了细致描述，并进行了适当的对比。事实上，贵州族群不仅仅只有上述几种，关于“苗”的种类，多至五六十种，但在明人笔下，贵州诸苗都是未开化的，比较愚昧的。比如文中提到他们的语言时用了“侏离”一词，旨在形容少数民族地方方言、语言文字怪异，难以理解。“苗蛮之地”的形象自此成了贵州的重要标签。

明代对贵州形象的认识一直延续至清代。清前期，“苗蛮”标签被固化，康熙年间游击张得功评价红苗“狡悍，罔遵教化”[30]。清人陆玉甚至说：

苗猺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人不足与教风俗，岂能更移？诛之难胜，抚之不就，惟于边界严加防守关隘，谨其出入。既不与通往来，尤不与之共财利，彼既无望，劫掠无由。[31]

陆玉的观点是清前期知识精英们对贵州的普遍印象，甚至很多人把苗比作动物、比作猛兽。贡监龚起贤称之：“苗本犬羊，野性难驯，仇雠报复，积世不休，旋抚旋叛，历代如兹。”[32]我们以康熙俞益谟[33]《办苗纪略》卷二《采议》为例，《采议》主要收录了一些游击、守备、生员等对抚剿红苗的认识、建议等，共有23篇，23位清朝的精英皆对苗族评价不好，有不少直接在标题上就表明了自己对苗族的态度，如参将桂自锦《苗猺蠖屈》、游击史赞《苗性顽梗》、游击张得功《红苗狡悍》、游击陆玉《苗猺一种》、守备常国柱《苗性犬羊》、守备赵连玉《红苗狡悍》、贡监龚启贤《红苗为患》、生员李丰《红苗为害》等8篇。在贵州少数民族称呼上加犬字旁，反映出早期知识阶层主要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少数民族，一切“化外”之民，其所作所为和一言一行都会被丑化、妖魔化，因而，在士人笔下或画中，经常描绘苗人的野蛮性、愚昧性。如打架斗殴成了这一时期的主题，见图1.2。

图1.2 蛮人凶殴图[34]

至清中期，“苗蛮”的印象丝毫没有改变。时任贵州布政使爱必达曰：“夷人性皆强悍，向多仇杀之事。”[35]云贵总督鄂尔泰描述仲苗：“出入必负强弩，带利刃，睚眦之仇必报，以椎埋伐冢，劫掠无辜人口，谓之捉白放黑。”[36]在云贵仕宦多年的赵翼在日记中记道：“苗、倮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则妻其嫂，弟死则妻其妇，比比而然。”[37]乾隆《南笼府志》形容狆家：“为苗中最黠者，性本贪残情多狡诈，在昔佩刀挟弩，伏莽抢窃是其长技。”[38]乾隆《贵州通志》将清水江流域的苗族分为“生苗”“熟苗”两大类，两者的差异在于“中有土司者为熟苗，无管者为生苗”[39]。在这些清人笔下，贵州的少数民族被视为应予以征伐、教化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化外之民”，因此与之相关的苗人习俗也是丑陋的。清人提及贵州民俗，常有恶评。徐嘉炎提到贵州苗夷时说：“其真黔产者则皆苗獞仡佬之种，劫掠仇杀犷悍难驯，易于负固。”[40]类似评论，不绝于书。例如道光《永宁州志》记曰：“白猡猡，募役司有之，一曰白蛮，与黑猡猡同，而为下姓。饮食无盘盂，以三足釜灼毛齰血，无论鼠、雀、蚳、蝝、蠕动之物，攫而燔之，攒食若彘。不通文字，结绳刻木为信。死以牛马革裹而焚之。”[41]李宗昉记载杨保苗：“性多狡犷，抗官司差拘。”[42]生苗“多野性，所食喜生物，即鱼肉亦以微熟为鲜美”[43]。鄂尔泰称：“窃查黔省各属边界，多有生苗。不纳粮赋，不受管辖，身不到城市，心不通王化，随其自便，无所不为，由来已久。”[44]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是以“文化”的思维，“非我族类”来认识自己的边缘。中国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间是从中心向边缘弥漫开来的[45]。或者可理解为一种“汉化”模式，通过王朝的教化，完成边缘地区的中华“同化”。无论是同心圆理论还是“汉化”模式，都是一种单向式流动[46]。在这样的逻辑之下，知识阶层笔下的贵州少数民族就成了带“犭”的族群。对贵州族群很有研究的余上泗，贵州镇宁人，他才华横溢，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其所著《蛮峒竹枝词》一百首有相当部分内容是描写贵州族群，比如对杨保苗的形象描述，其诗云：

衣冠端是有禽心，

犷悍流风迥至今，

听说官家公役到，

后门移出上山林。[47]

余上泗认为杨保苗性格狡诈且犷悍，不服管教，遇到官府差役往往抗拒不出。总之，无论是到过贵州还是未到过贵州的，无论是外省还是本省的，无论是非常了解贵州还是了解不多的，“苗蛮”的印记始终徘徊在他们的心底。

直到清末，在外人眼里贵州的“苗蛮之地”形象依然没有太多变化。晚清徐珂描写黑生苗，“性悍甚，长镖短剑，常结党访富户，夜执火行”[48]。以及“倮倮亦曰黑罗罗，又曰乌蛮，本名卢鹿，讹为今名，在贵州之平远、大定、黔西、威宁。俗尚鬼，故又曰罗鬼。性愚而恋主”[49]。可以看出，清代文人之所以对“苗蛮之地”的衣食住行、性格、风俗等方面极尽丑化或矮化，主要还是以“汉文化”为中心，从教化的视角去认识贵州的族群形象。

在知识阶层中，并非都是如此，也有较为客观认识贵州的士人。如贵州巡抚贺长龄在其论著《贵州舆图说》记曰：

田多石而草易宅，民屡屠而户久凋。城郭虽在，百堵犹未尽兴；学校虽修，弦诵犹未尽溥。备多则兵防难撤，道衢则驿递难驰。喜则人而怒则兽，官司之法有时不得行；春苦旱而秋苦霖，补助之术有所不及济。是以延袤虽千有余里，实不及中州一大县。[50]

与众不同的是，贺长龄从贵州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了贵州形象，他认为恶劣的地理环境造成了贵州民众生活困难，并塑造了未开化之民形象。这与贺长龄长期在贵州任职，以及深刻观察贵州地方社会有密切关系。宣统《贵州地理志》也是从地理与人文相结合来认识贵州，在描述“贵州”时记载道：

贵州古称鬼方，盖亦三苗之地，其民与中土异族，岩居谷处，绝不相通，往往言语、衣服、饮食、居处、礼节，各为风气，终古不变，故种族最多。[51]

多元地理的隔绝使得各族群间缺乏交往，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特色。有清一代，中央王朝就非常关注贵州族群种类，不仅仅有文字的描述，而且有对诸夷进行彩绘和白描的记录本，留下了丰富的民族图志资料[52]。《贵州全省苗图》中的20幅“诸苗图”都是以山为背景而创作，可见，绘画者认识到诸苗与地理环境的紧密关系。比如图1.3所绘箐苗图。

图1.3 箐苗图[53]

图1.3配有文字记曰：“箐苗居依山箐，即青苗类也，在平远州属，不喜耕田，只种山树，男女衣服率皆自织。”山是贵州各族群的生活场所，也是人们分辨各族群的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