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哐当哐当的节奏像台老旧的缝纫机，把文涛的思绪缝进了回忆的布纹里。他盯着姨夫指间转着的烟卷，那烟纸泛黄的边角，忽然让他想起初中毕业那天，同桌强子塞给他的那支“红梅”——那是他人生第一口烟，呛得眼泪直流，却硬撑着说“也就那样”，现在想想，那会儿的幼稚劲儿，比车间里没拧紧的螺丝还可笑。
其实他不是没努力过。初二那年，他爸特地从安顺工地回来，带了个印着“劳动最光荣”的搪瓷缸，往他桌上一墩：“涛涛，爸不求你当状元，至少混个高中文凭，将来坐办公室吹风扇，不比在太阳底下扛钢筋强？”他当时被那搪瓷缸上的金边晃了眼，真咬牙学了仨礼拜。结果呢？数学课上盯着黑板上的抛物线，愣是看成了姥姥家晒的红薯干，口水差点流到课本上；英语单词背得滚瓜烂熟，一到考试就跟见了生人似的，个个面生。最绝的是历史课，他把“鸦片战争”记成了“鸦片炒饭”，被老师罚站在教室后墙，全班笑了整节课，从此他算是彻底死了心——这读书的料，他天生就缺。
辍学那天，他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回家，书包里没装课本，塞了半袋偷摸攒的玻璃弹珠。他妈正在灶台前烙饼，面团在鏊子上鼓起金黄的泡，她抬头瞅了瞅他，没骂也没打，就往他手里塞了张热乎乎的烙饼：“不想念就不念吧，人各有命，咱不勉强。”那饼咸得发苦，他后来才知道，他妈是边烙饼边哭，眼泪掉面团里了。
进电子厂那年他才十五，个子还没流水线高，得垫着脚才能够着传送带上的电路板。车间里的电扇转得跟抽风似的，吹不散焊锡的呛味，也吹不走十二个小时的疲惫。他旁边工位的大姐总爱扯着嗓子说家常，说她儿子在重点中学当班长，说她老公在广东工地上一天能挣五十块。文涛就闷头拧螺丝，手里的螺丝刀磨得发亮，手心的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像老树皮似的。有回加班到后半夜，他困得直点头，手里的螺丝刀“哐当”掉在地上，惊醒了旁边打盹的组长，被骂了句“死人啊”，他捡螺丝刀时，看见地上自己的影子，瘦得跟根豆芽菜似的。
从电子厂跑路那天，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揣着攒的八百块工资，买了张去县城的汽车票。车窗外的树往后退，他心里没半点不舍，就觉得那流水线像条贪吃蛇，再待下去，自己就得被嚼成零件咽了。
汽修厂的日子是另一种“煎熬”。师傅姓王，络腮胡里总卡着油污，骂人的时候能喷出唾沫星子。第一天学换轮胎，他把千斤顶顶错了位置，“哐当”一声，轮胎砸在脚背上，疼得他差点跳起来，王师傅却蹲在旁边抽烟：“疼？疼就对了，记牢了，这行当容不得半点马虎，你对车马虎，车能让你躺医院半年。”后来他才知道，王师傅年轻时候给卡车换胎，被钢圈砸断过肋骨，说话漏风都是那时候落下的。
最狼狈的是冬天修柴油车。油管冻住了，得用火烤，他蹲在寒风里，手里的喷灯像条不听话的火龙，烤得手背发烫，后背却冻得像贴了块冰。有回给一辆拖拉机换离合器，他钻到车底，后脑勺磕在变速箱上，眼前冒金星，还得硬撑着说“没事”——王师傅说过，干这行的，娇气是原罪。可他实在对那些齿轮、轴承没感觉，有次拆发动机，盯着那些零件发呆，满脑子想的却是：这大小不一的螺丝，要是串起来当挂坠，说不定挺时髦？这念头刚冒出来，就被王师傅一扳手敲在背上：“发啥愣！活塞环装反了，想让车主开着开着炸锅？”
离开汽修厂那天，王师傅塞给他个帆布包，里面是套新的扳手：“你小子手巧，就是心思不在这。去干点自己喜欢的吧，别混日子。”他背着那套扳手走在大街上，阳光把影子拉得老长，突然闻到一阵糖醋排骨的香味——隔壁饭馆的烟囱正冒着白气，那香味勾得他肚子咕咕叫，比王师傅的扳手还管用。
进饭馆打杂纯属歪打正着。王叔的小饭馆在菜市场拐角，招牌是块掉漆的木板，写着“家常菜”仨字，其中“家”字少了个点。文涛去应聘时，王叔正蹲在门口杀鱼，见他身板结实，挥挥手：“会洗碗不？能洗干净就行，管饭，月薪六百。”他当天就上了工，第一天洗的碗能从饭馆排到街口，手指头泡得发白，可晚上吃王叔炒的回锅肉，他愣是扒了三碗米饭——原来这世上还有比拧螺丝、拆零件更让人踏实的事，比如看着油腻的碗变得锃亮，比如闻着锅里的菜香冒热气。
他学炒菜的过程，堪称一部“厨房历险记”。第一次炒青菜，火开太大，菜叶子刚下锅就糊了，冒出的黑烟把王叔呛得直咳嗽：“你小子想把饭馆点了？”他吓得手里的锅铲都掉了，王叔却捡起来递给他：“别怕，火候是试出来的，不是看出来的。”后来他自己琢磨，炒土豆丝得先泡水去淀粉，炖排骨要加两勺醋才烂得快，连凉拌黄瓜都得用冰镇过的刀拍，才够脆。有回一个常客老太太总说他炒的番茄炒蛋太酸，他第二天特意少放了半勺醋，老太太吃完抹抹嘴：“这味儿对了，跟我家老头子炒的一个样。”那天他偷着乐了一下午，比拿到工资还开心。
开自己的“文记家常菜”时，他三十岁。租的是个临街的小门面，转让费花光了他所有积蓄，连李娟陪嫁的三金都当了。开业那天没放鞭炮，就请了王叔来剪彩——王叔拿把厨房剪刀，“咔嚓”剪断了红绸子，说：“好好干，人这辈子，能让别人吃得舒坦，就是本事。”饭馆生意不算火爆，但街坊邻居认他的手艺，老张头每天中午来喝二两，必点他的红烧带鱼；送快递的小年轻总在傍晚来打包一份蛋炒饭，说比家里的香。他每天系着沾油的围裙，从早忙到晚，胳膊上全是溅起的油星子烫的疤，却觉得比在电子厂、汽修厂都踏实——至少这锅里的烟火气，是他自己挣出来的。
娶李娟那天，他在饭馆后厨给自己剃了个头，推子卡了好几次，后脑勺剃得跟狗啃似的。李娟穿着红棉袄来接他，看见他的头“噗嗤”笑了：“你这是准备去演少林寺？”他挠挠头：“省钱买肉了，多给你炒俩硬菜。”婚礼简单得很，就摆了十桌，来的都是熟客和亲戚。他掌勺炒了十八个菜，最后一道是拔丝地瓜，熬糖的时候手都在抖，怕熬老了发苦——就像他当时的心情，既盼着日子甜，又怕自己没本事，熬不出那股甜劲儿。
买房那阵子，他跟李娟吵了八回架。李娟拿着房产中介发的传单，指着上面的户型图：“你看这阳台，能给儿子放个小书桌；楼下就是幼儿园，多方便。”他却盯着那串首付数字，觉得像看天书：“首付三十万，咱现在手里就十万，剩下的去哪弄？”李娟眼圈红了：“我跟我妈借，你跟你爸开口，再不行就贷！总不能让儿子一直住出租屋，墙皮掉得能砸着人。”最后钱是凑齐了，可他去银行签贷款合同时，手心里的汗把笔都浸湿了。走出银行那天，天阴沉沉的，他觉得自己背上像压了口铸铁的锅，还是烧得通红那种，想卸都卸不掉。
疫情来的时候，他正在给砂锅炖着鸡汤。电视里新闻主持人说“暂停堂食”，他还以为听错了，直到社区网格员戴着红袖章来贴通知，他才傻了眼。关店的第一天，他坐在空荡荡的大堂里，看着墙上“经济实惠，童叟无欺”的标语，觉得这字像是在嘲笑他。外卖订单少得可怜，偶尔来一单，还是备注“少盐少辣，多放菜”——都是跟他一样紧巴巴过日子的人。
最难的时候，他连买包烟都得算计。有天晚上收工，李娟抱着儿子睡着了，眉头还皱着，大概是梦见交房租了。他悄悄摸出藏在灶台下的半瓶二锅头，就着盘子里剩下的拍黄瓜，一口一口往下咽。酒是烈的，黄瓜是凉的，心里却堵得慌。他想起初中时没背会的英语单词，想起电子厂流水线的灯光，想起汽修厂地沟里的油污，想起饭馆灶台上的烟火——这辈子好像没干啥出格的事，咋就过得这么拧巴？就像他炒坏的那盘番茄炒蛋，想酸却甜了，想甜又酸了，总差那么点意思。
喝到最后，他看见墙上的日历，才想起是自己三十五岁生日。窗外的路灯昏黄，照得对面的楼房像一排排沉默的墓碑。他晃悠着站起来，想去给李娟掖掖被角，脚下却一软，脑袋磕在桌角上——也不疼，就觉得天旋地转，饭馆的灯、墙上的标语、锅里没喝完的鸡汤，都在眼前转成了一团白雾。他最后一个念头是：早知道这样，当初学炒菜时，该跟王叔多学学做寿桃，至少生日能吃口甜的……
“涛涛？涛涛？”姨夫的声音把他拽回现实，他猛地一抬头，差点撞在对面的铁架床铺上。姨夫正拿个搪瓷缸给他倒水，缸子上印着的“为人民服务”掉了半拉漆，“咋睡着了还嘟囔？一会儿说‘盐放多了’，一会儿说‘螺丝松了’，做啥梦呢？”
文涛揉了揉眼睛，看见姨夫脸上的笑，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阳光，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他接过搪瓷缸，喝了口带着铁锈味的水，咂咂嘴：“没啥，梦见我长大了，啥活儿都干不好，净添乱。”
姨夫哈哈大笑，一巴掌拍在他背上，差点把他刚喝的水喷出来：“傻小子，谁天生就啥都会？你爸刚去工地时，扛水泥都能摔个跟头，现在不照样是工地上的好手？人这辈子，就跟这火车似的，哐当哐当往前跑，磕磕绊绊难免，只要不脱轨，总能到地方。”
文涛看着姨夫被阳光晒得发亮的侧脸，突然笑了。可不是嘛，火车没脱轨，他也没脱轨——就是换了条轨道，重新往前跑而已。上辈子的锅碗瓢盆、螺丝扳手，都成了车窗外的风景，过去了就过去了。这辈子他揣着满脑子的“菜谱”和“记性”，总能把日子炒得更香点，至少，得让身边的人吃得舒坦，活得踏实。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颗没吃完的茶叶蛋，剥开剩下的一半，递到姨夫嘴边：“姨夫，你吃。”
姨夫愣了一下，张嘴咬了半口，蛋黄的油顺着嘴角流下来，他咂咂嘴：“你姥姥这手艺，比镇上饭馆的强！”
文涛啃着剩下的蛋白，听着火车哐当哐当的声音，心里那点憋屈劲儿，早被这茶叶蛋的卤香冲没了。窗外的稻田连成一片绿，远处的炊烟像条白丝带，系着1997年的夏天。他想，等会儿到了中转站，得提醒姨夫别忘了去厕所，上辈子姨夫就是憋着尿没好意思说，差点在转车时耽误了时间——改变命运这事儿，就得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