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混沌未开。雨幕粘连，将世界糊成一团移动的绿块。只有闪电，这天空的裂痕，能瞬间照亮下方无边的雨林——那不是绿，是绿的重叠与深渊。百年古木的冠盖是墨绿的巨浪，新生灌木的枝芽是刺眼的翠绿，所有绿色都在雨水中膨胀、流淌，仿佛要淹没一切。
2006年8月2日，蒙罗维亚的上空，积雨云如一座沉重的黑色巨峰，将整片天空渲染成压抑而深沉的灰黑色调。坐在波音747的舷窗边，手指不自觉地紧紧攥住座椅扶手。这是我首次在西非雨季的狂风暴雨中翱翔天际。机身在肆虐的气流中剧烈颠簸，每一次晃动都似有一只无形的手，将我的心脏高高提起，又狠狠抛下。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钢铁外壳，在狂暴的雨幕与汹涌的气流面前，竟透出几分脆弱，仿佛下一秒就会被揉碎，如同暴雨中泡得绵软的纸船，在混沌的云层中失去依托，摇摇欲坠。
不远处，热带雨林的边缘，隐约可见几个丹族妇女的身影。她们背着竹篓，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林子里迈进。竹篓的缝隙间，露出几只色彩斑斓的蝴蝶标本。后来得知，当地的孩子会在雨季来临前捕捉凤蝶，用松脂小心翼翼地固定住它们的翅膀，卖给偶尔路过的商人。一只品相完好的凤蝶，能换来500利比里亚元，足够买上半袋维持生计的木薯粉。但此刻，暴雨尚未停歇，她们显然不是去处理蝴蝶标本。竹篓里还装着捆扎好的草药和带着泥土的木薯根，她们是要冒雨深入雨林，为家人寻找果腹的食物。
更远处的圣保罗河，在雨幕中宛如一条浑浊的巨蟒。河水裹挟着枯枝、白色的泡沫，还有不知从上游冲来的半沉半浮的树干，在连绵的雨林间劈开一道褐黄色的伤痕。河面上，偶尔能看见几只河马的背鳍，黑沉沉的，像浮在水面的礁石，随着水流缓缓沉浮。一群群白鹭，低低地掠过水面，被雨水打湿的翅膀沉重无比，飞起来时跌跌撞撞，却仍在执着地寻找着落脚之处。
客机在蒙罗维亚上空整整盘旋了两个小时，直至雨势稍减，驾驶舱才传来准备强行降落的通知。机舱里的乘客大多屏住了呼吸，有人悄悄闭上双眼，似在祈祷；有人死死地盯着前方的座椅靠背，仿佛这样就能找到一丝安全感。空气中弥漫着紧绷的沉默，仿佛一场无形的风暴正在酝酿。
“抓稳！”突然，乘务员的喊声透过广播传来，话音未落，客机猛地往下一坠，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拽了一把。我的额头重重地撞在舷窗上，眼前瞬间一片漆黑，耳边响起乘客们压抑的惊呼声。待视线渐渐清晰，暴雨中隐约能看见下方机场空地上站着几个赤脚的孩子。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胸前“Made in China”的字样被雨水泡得皱巴巴的，却依旧高举着宽大的棕榈叶，朝着客机的方向用力挥手。孩子们的眼睛乌溜溜的，闪烁着灵动的光芒，没有丝毫对暴雨与颠簸的恐惧，只有对这个庞大金属造物最原始、最纯粹的好奇，宛如暗夜里未被惊扰的璀璨星光。
机身终于平稳下来，轮胎与跑道上的积水接触时，发出沉闷的摩擦声，伴随着一阵轻微的震动，平安降落在了利比里亚共和国罗伯茨国际机场。
出发前在维和培训中心背过的资料突然涌上来：利比里亚，1847年由美国解放黑奴建立，在1980年迎来一场血腥政变——克兰族人塞缪尔·卡尼翁·多伊，曾在总统府厨房打杂的上士班长，带着16名士兵，夤夜游过圣保罗河，闯进总统府，挟持托尔伯特总统，进行政变，结束了美国黑人后裔百余年的统治。多伊执政后，利比里亚的部落矛盾像雨林里的藤蔓，缠得人喘不过气。他纵容克兰族士兵欺压其他部落，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很多农民只能靠在雨林里挖木薯、采野芒果勉强糊口。
1989年内战爆发，曾为多伊好友的查尔斯·泰勒发动武装起义，其部队中有一支“童子军”，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他们被灌酒精和大麻，手里拿着比自己还高的AK47，有时候还会被强迫生吃猴子肉，泰勒的人说这样能“壮胆”。那些孩子后来有的死在了战场上，有的活下来，演变成了后来的黑帮“依萨克男孩”，他们躲在雨林深处，靠抢劫和走私为生。
“欢迎来到利比里亚，刘。”飞机刚停稳，维克多就递来一片橙黄色的抗疟药，指尖沾着机舱壁的冷凝水，“记住两件事：第一，雨季的蚊子比子弹更致命，它们能传播疟疾和登革热，去年有个法国维和士兵被蚊子咬了，高烧三天，差点截肢；第二，这里的时间是‘利比里亚速度’——慢慢来，急不得，你要是催当地警察办案，他们会笑着告诉你‘上帝都需要时间思考’。”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是联利团总部派来接机的人，他是塞尔维亚人，在利比里亚待了两年，负责新警的对接。我接过药片，塞进嘴里，没敢喝水——机舱里的矿泉水早就凉透了，喝下去胃里发沉。
舱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湿热的气流扑面而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气、木柴燃烧的烟火味，还有街边小摊上辣椒汤的辛辣。空气里还飘着一种奇特的香气，是雨林里的依兰花散发出来的，当地妇女会把这种花摘下来，晒干后装进布袋，挂在门口驱蚊虫，偶尔也会卖给游客做香水。
罗伯茨机场的候机厅里昏暗，只有几盏白炽灯在头顶晃悠，光线里飘着厚厚的灰尘。墙角堆着几个破损的行李箱，上面贴着联合国的标签，不知道是哪个维和人员留下的；墙上挂着一张褪色的利比里亚地图，上面用红笔圈着几个战区，宁巴省甘塔市的位置被画了一个圈，旁边写着“高危”。
“你的目的地是甘塔？”维克多一边帮我拿行李，一边问。
“对，三战区，甘塔市联合国警察局。”
“那你得做好准备，”维克多的语气沉了沉，“甘塔是内战的起始点，现在还有很多武器藏在雨林里，‘依萨克男孩’经常在那一带活动。而且那里的雨林……比蒙罗维亚这边更原始，晚上能听见老虎的吼叫声。”
在联利团总部接受为期一个星期的新警培训后，8月9日，我被分到了三战区：宁巴省甘塔市联合国警察局。8月10日，甘塔警局来车接我，是一辆破旧的皮卡车，轮胎上沾满了红土，车斗里放着两把步枪和一个急救箱。
“坐前面吧，后面颠。”开车的是联合国警察艾丁，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制服。“从蒙罗维亚到甘塔要6个小时，路不好走，雨季还没有结束，很多地方会陷车。”
皮卡车驶出蒙罗维亚后，路果然变得难走起来。红土路被雨水泡得泥泞不堪，车开过去，溅起的泥浆能糊满车窗。艾丁握着方向盘，时不时要躲避路边的弹坑——那些弹坑有的直径有一米多，里面积满了雨水，像一个个陷阱。“这些都是内战时留下的，”他指着一个弹坑，“当时泰勒的人和多伊的人在这里打了三天三夜，死了很多人，尸体就扔在这些弹坑里。后来天气热，尸体很快就腐烂了，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附近的农民都不敢靠近。直到内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人来把尸体埋了，这里才敢有人走。”
车开了大约两个小时，进入了宁巴州的雨林地带。这里的雨林比蒙罗维亚附近的更原始，树木更粗，藤蔓更密，阳光很难透进来，即使是白天，也显得阴沉沉的。偶尔能看见几个茅草屋，散落在雨林边缘，屋顶上压着石头，防止被风吹走。屋前的空地上，几个孩子在玩一种用木薯根做的球，看见皮卡车，就停下来盯着我们看，眼神里带着警惕。
“甘塔快到了，”艾丁突然说，“前面就是‘雨林入口’，过了那里，就是甘塔市区。”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雨林里突然出现一道缝隙，像是被人用刀劈开的一样。缝隙里能看见几栋低矮的砖房，还有一个小小的市集，隐约能听见叫卖声和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声。
下午19:00，我们终于到达甘塔市。市区像国内较大的乡镇街道，路面是用红土铺的，坑坑洼洼；两旁的房子大多是砖房，少数是茅草屋，墙上画着各种涂鸦，有的是部落图腾，有的是“和平”的英文单词，还有的是中国产的收音机广告。
甘塔与几内亚共和国相邻，属于边境城镇，圣约翰河绕镇而过。镇里的村民失业率达80%以上，平时也就是在圣约翰河打鱼，在原始森林中打猎和采摘芒果、芭蕉等热带水果植物为生。
甘塔市流传一首打油诗，充分反映了当地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起床一块布
出门坐出租
吃饭爬上树
平时跳跳舞
由于是热带，当地的女性习惯于用一块大布卷扎在胸前，既方便又美观。当地没有公共汽车，交通主要靠出租车，而吃饭主要是热带水果，一年四季基本上都有。闲暇时光大家聚集在一起，围着一个收音机（绝大多数是中国产），调到音乐频道，疯狂地跳舞。
尽管在维和培训中心接受过多次培训，对自己的职责已然了解，而且在国内有17年的公安工作经验，第一天上班，心里仍然忐忑不安。一者压力很大，既代表联合国警察，又是中国警察；再者责任很重，时刻想起家乡领导的关怀和群众的期待，充满使命感；还有就是害怕当地的口音，虽然是英语国家，但甘塔的英语混杂着克鲁语、丹语的词汇，像江西方言和普通话的差别，有时候一句话要听两三遍才能明白。
宁巴州是内战的起始点，甘塔是内战前期的主战场，大量武器从甘塔走私入境，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雨林深处找到当年藏起来的AK47和子弹。甘塔市是利比里亚宁巴州最大的城市，也是附近几个州最大的商业中心，有人口17万（因难民问题，无法统计准确数字），15个民族，主要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拜物教等；和几内亚接壤，有八个过境点，走私活动很频繁。
“没有甘塔的稳定，就没有利比里亚的和平。”艾丁说这句话时，我们正站在甘塔警局的门口，看着远处的雨林。雨林在暮色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不知道藏着多少秘密。
甘塔的治安形势非常严峻，每月平均发生刑事案件197起，有杀人、强奸、抢劫、拐卖人口、走私枪支弹药，贩卖毒品等重特大案件。最棘手的是“依萨克男孩”，他们是前内战士兵组成的黑帮，首领叫依萨克，以前是泰勒的“童子军”小头目，内战结束后不愿意放下枪，就躲在雨林里，靠抢劫和走私为生。
甘塔市区就坐落在利比里亚与几内亚共和国接壤的边境线上，市区人口约7000人。这里的人没有什么农活，只是在雨林边缘种点红薯、木薯、香蕉、椰子等，平时都聚集在镇上经商、聊天，露天舞会特别多——拿一个中国产的收音机，调到音乐频道，再找块空地上，就能跳起来。他们跳的是传统的“克鲁舞”，脚步沉重，手臂挥舞着，像在模仿雨林里的动物，嘴里还会哼着古老的歌谣，歌词大多是关于丰收和和平的。
甘塔有一个当地警察局，有治安警察19人、狱警8人、保护妇女儿童警察4人、刑警4人。警察的装备很简陋，只有几把手枪和木棍。有一部中国捐赠的越野吉普车，但时常被宁巴州警察局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