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我开始了第一次独立巡逻。按照安排，我和艾丁一组，还有两个当地警察——卡伦（不是之前报考警校的那个）和摩西。卡伦是巴萨族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脸上带着一道疤痕，那是他在内战时被流弹擦伤留下的；摩西是格雷博族人，个子不高，但是很结实，他的手里总是拿着一根木棍，说是用来驱赶野生动物的，“雨林里的猴子有时候会抢东西，用木棍敲敲地面，它们就不敢过来了。”
这次是驾驶破旧的皮卡车，驶出甘塔镇。皮卡车的轮胎上沾满了红土，看起来像是从泥里捞出来的；车里放着一个急救箱，装着一些基本的药品，有绷带、消毒水、止痛药，还有一些抗疟疾的药物。
车驶出甘塔镇后，路变得越来越难走，坑坑洼洼的红土路被雨水泡得泥泞不堪，车开过去，溅起的泥浆能糊满车窗。艾丁握着方向盘，眼睛紧紧盯着前方，时不时要躲避路边的弹坑——那些弹坑有的直径有一米多，里面积满了雨水，像一个个陷阱。
“这些都是内战时留下的，”比鲤指着一个弹坑，“当时泰勒的人和多伊的人在这里打了三天三夜，死了很多人，尸体就扔在这些弹坑里。后来天气热，尸体很快就腐烂了，散发出难闻的气味，附近的农民都不敢靠近。直到内战结束后，联合国的人来把尸体埋了，这里才恢复了一点生机。”
我看着那些弹坑，心里一阵发寒。弹坑里的水浑浊不堪，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杂草和垃圾，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已经腐烂的树枝，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斗。
车开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一个名叫顶尕贝的村庄。村庄里很安静，只有几只鸡在路边啄食，偶尔能看到几个村民坐在自家门口，眼神呆滞地看着我们。村庄里的房子大多是用泥土和茅草盖的，屋顶上压着一些石头，防止被风吹走。
“顶尕贝的人大多是克鲁族人，内战时很多人加入了泰勒的武装，”比鲤说，“现在虽然和平了，但他们还是很警惕，不太愿意和外人说话。主要是因为内战时，很多外人都欺骗过他们，抢走了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对陌生人都有防备心理。”
我们刚下车，一个穿着长袍的老者就走了过来，是该村的村长，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他对警察来巡逻非常高兴，说看见警察就感觉和平已经到来。
吃完饭，我们继续巡逻。下午三点，来到索科帕镇，这里是“依萨克男孩”经常出没的地方。索科帕镇更偏僻，周围都是茂密的雨林，村庄里的房子更少，大多是分散在雨林边缘的小木屋。
我们在索科帕镇的雨林边缘巡逻时，遇到了一个背着竹篓的丹族老人。他看到我们，立刻停下脚步，从竹篓里拿出几片干枯的树叶，递给比鲤：“这是‘平安叶’，放在口袋里，雨林里的蛇虫就不会靠近你。”比鲤接过树叶，恭敬地说了声“谢谢”，然后告诉我，这是丹族的习俗，老人会在雨林里采集一种叫“卡鲁”的树叶，晒干后送给路过的人，说这是祖先传下来的“护身符”。
老人听说我们在追查“依萨克男孩”，忽然凑近我们，声音压得很低：“那些孩子被‘仇恨鬼’附了身。”他说，丹族老人认为，在内战中死去的人要是带着怨气，就会变成“仇恨鬼”，附在活人的身上，让他们变得凶狠。“泰勒的童子军里，就有被‘仇恨鬼’附身的孩子，他们眼神发红，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认识。”
我看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他的眼睛里满是恐惧，却又透着一丝坚定：“你们要小心，‘仇恨鬼’怕红土和棕榈油——要是遇到他们，往他们身上撒点红土，他们就会清醒一会儿。”比鲤悄悄告诉我，老人说的“仇恨鬼”，其实是内战给年轻人留下的心理创伤，但丹族人更愿意用这种方式解释苦难，像是在给无法承受的痛苦找一个温柔的借口。
突然，比鲤低声说：“明天是‘丰收祭’的前一天，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甘塔的各个部落会聚集在雨林边缘的空地上，祭拜“丰收神”。克鲁族会带来最新收获的木薯，丹族会献上雨林里采的野蜂蜜，格雷博族则会跳“丰收舞”，男人们穿着兽皮，戴着羽毛头饰，手里拿着木鼓，女人们则围着篝火唱古老的歌谣。
“去年的丰收祭，中国农业专家也去了，还教大家怎么给木薯施肥。”比鲤笑着说，“大家都很高兴，说丰收神终于给他们送来了好收成。”
我忽然想起比鲤说的树灵，或许这些民俗不是迷信，而是利比里亚人在苦难中，给自己找的一束希望的光。
回去的路上，皮卡车爆胎了，用备用轮胎慢慢行驶。比鲤说：“‘依萨克男孩’就像附骨之疽，很难彻底清除。他们躲在丛林里，靠抢劫和走私为生，有时候还会和其他的黑帮勾结，给我们的治安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必须尽快想办法抓住他们，不然甘塔镇的治安永远不会好起来。”
看着窗外的红土，心里明白，维和任务比想象中更艰巨。但我也知道不能退缩——因为这里的人需要我，需要像比鲤这样的警察，需要每一个为和平努力的人。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红纸，想起母亲的叮嘱，心里突然有了一股力量：不管有多难，我都要在这片红土上，种下希望的种子，等到春天的时候，让它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