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由我来写这本几内亚列国志，我感到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20世纪60年代我青年时期，我曾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接受关于非洲的启蒙学习和研究非洲的基本训练。那时我的习作之一就是编写几内亚列国志，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70年代初我从西亚非洲研究所走上外交岗位，并到了非洲。在这以后将近1/4的世纪里，我从中部非洲的刚果河畔，经萨赫勒草原到西部非洲的大西洋边，先后在刚果（布）、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三个国家工作和生活了将近12年。90年代中期我从几内亚回国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编写《列国志》，著名非洲问题学者徐济明同志约我编写《几内亚》一书，我欣然接受，我愿以写好《几内亚》一书来作为我一生有很大部分时间从事非洲工作的句号。从2001年中至2002年底整整一半年的时间里，我放弃了其他一切计划与交往，闭门潜心于此书的编写工作。我是怀着对勇敢的几内亚人民敬佩与同情的激情在写的。正当我准备动笔写的时候，我的良师益友徐济明同志去世，不辜负徐济明同志对我的信任与重托的意念始终在鞭策我要努力写好这本书。

尽管我主观上想使这本书尽量完美，但我毕竟不是专门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不足之处，恳请学者和读者指正指教。我在非洲，尤其在几内亚的经历，以及长期在我国驻外使馆研究室从事调研所经历的磨炼，使我有勇气想为“西亚非洲列国志”这个繁荣的大花园增添一朵小花，但愿能献给读者新鲜的芬芳。

我在编写过程中，资料上得到了外交部非洲司、外交部前驻几内亚的孔明辉大使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工作人员的很多帮助。我国著名非洲问题专家、西亚非洲研究所前所长葛佶同志对本书重要章节的结构和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了指导与修改。书稿完成后，葛佶同志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非洲局前局长朱俊发同志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在此我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我从青年时期就对几内亚产生了兴趣，几内亚是一个颇具特色的非洲国家。它的地形地势奇特多样，景色绮丽，资源丰富，人民富有倔强的民族个性。

几内亚位于西部非洲的大西洋边，西部是富饶美丽的大西洋沿海平原，西北与中西部是著名的富塔—贾隆高原，东部是属西非内陆的萨赫勒草原，东南部是覆盖着热带森林的几内亚高原。富塔—贾隆高原和几内亚高原是西非众多河流的源头与分水岭，几内亚因此而有“西非水塔”之称。

几内亚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被称为“地质奇迹”，尤其是铝矾土，其储藏量与矿砂质量均居世界第一，几内亚因此而有“铝土之国”的称号。除铝矾土还有丰富的优质铁矿，以及黄金、钻石、钴、铬、石墨等多种稀有金属。水力资源在西非更是首屈一指。

几内亚是一个富有鲜明民族个性的国家。几内亚人民在非洲历史的各个时期，都谱写了令人瞩目的历史篇章。在古代，几内亚是中世纪西非著名的马里帝国的发祥地。在近代，几内亚有民族英雄萨摩里·杜尔领导人民反抗法国入侵的英勇斗争史。在现代，有20世纪50年代勇敢冲破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殖民统治体系，在法属黑非洲率先宣告独立的光荣历史。在当代，几内亚在非洲几经大动荡的年代，始终保持政局的基本稳定。长期保持政局基本稳定，这在当代动荡和灾难多端的非洲更是难能可贵。几内亚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也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种族之间也存在差异和矛盾，但几内亚与多数非洲国家不同的是，不同种族之间基本上都能保持和平共处。在历史上和在当代，都没有发生过大的种族冲突。独立以来，无论在20世纪冷战时期美苏激烈争夺非洲的60年代和70年代，还是在冷战后多党民主浪潮席卷非洲的90年代，几内亚都没有出现大的动乱。独立40多年来政权仅更迭一次，而且是没有流血的和平交替，这在非洲是罕见的。

法国在几内亚长期的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给独立后的几内亚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畸形的殖民地经济（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出口）使得它在独立后长期在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中挣扎。而独立后在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又一再遇到不利的国际时机。独立后的前20年几内亚经历了非洲社会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与失败。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受了世界高科技发展、西方工业转型和经济全球化等一系列冲击，在世界面临边缘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日益缩小的国际环境中，勇敢的几内亚人民一如既往地显示出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倔强民族性格，克服各种困难坚持进行经济调整改革和民主政权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在政治上完成了由军政权到民主选出的文职政权的转变。

几内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59年10月4日），几内亚的第一任总统塞古·杜尔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位到中国访问的国家元首。中几两国建交以来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40多年风雨同舟，友好合作关系一直保持积极平稳发展。

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