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次结构转型：迈向高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与战略选择

毫无疑问，我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迈进是成功的。目前，中国已经顺利跨过上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根据国际经验，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与中等收入国家是完全不同的。从需求结构看，高收入国家是以消费为主导的需求结构。从表1-8可以看出，2008年，高收入国家消费率即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0%，其中家庭消费率62%，投资率即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只有21%。美国消费率最高，达到86%，净出口为-6%。即使在发达国家排名靠后的韩国，其消费率也高达70%，其中家庭消费率为55%。从产业结构看，高收入国家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同样是2008年，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3%，工业只占26%。服务业占比最高的美国和法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均达到77%，工业比重分别只有22%和21%。韩国服务业占比最低，2008年为60%，工业比重为37%。即使经济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德国和日本，服务业比重也分别是67%和68%，工业比重也只有30%。从社会结构看，高收入国家是以市民为主的城市社会。2008年，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77.77%，美英德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都超过了80%。另外，从社会阶层结构看，高收入国家是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在金融危机前，大多数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人口占社会人口比重都在2/3以上。1970年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比例为65%，1972年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的人占到73%，1992年韩国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比重高达75.2%，1992年德国中产阶级比重为62%。可见，要想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必须实现两个70%和两个60%的结构转换目标，即消费率和城市化率需达到70%以上，服务业比重和中产阶层人口比重达到60%以上。

（一）迈向高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

很显然，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关键在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等方面能否实现再次转型。就目前来看，我国无论是从体制层面还是从政策层面分析，都不支持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再次转型。

1.从需求结构分析

目前我国的体制以及政策安排都是向有利于增加储蓄进而刺激投资的方向倾斜，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机制还没有形成。

（1）在宏观收入分配结构上，国民收入在不断向政府、企业两大主体倾斜，形成了有利于投资的增长格局。从表1-9可以看出，1992年以来，无论是在初次分配、再分配格局，还是在调整后的再分配格局中，都是政府、企业两大主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1992～2010年，考虑到政府的制度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和农村非税收入等因素，在经过调整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两大主体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33.69%上升到46.66%，居民收入比重从66.31%下降到53.35%。一般而言，在经济运行中投资主体是企业和政府，消费主体是居民，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必然有利于投资的扩张，居民收入比重下降必然不利于消费。多年来，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政府、企业利用较多的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获得的国民收入增长远远快于居民的增长速度，当他们获得高增长的国民收入后，并没有及时、科学地对居民群体实行转移支付，而是大力实施投资扩张，由此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受到不断挤压，收入的挤压最终表现在需求结构上便是投资率的大幅度提高和消费率的急剧下降。

（2）在微观收入分配结构上，居民收入不断向高收入群体倾斜，形成了有利于储蓄、不利于消费的增长格局。表1-10、表1-11是按五等份分组的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2000年以来收入等级越高的家庭，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越快，2000～2010年，城乡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1.43倍、1.33倍，而20%的高收入户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2.64倍、1.71倍，由此城乡低收入户人均收入水平与高收入户的绝对差距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1∶2.8扩大到1∶5.4和1∶4.1。第二，收入等级越高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占调查户收入比重越高，收入等级越低的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占调查户收入比重越低，而且前者收入比重明显提高，后者比重明显降低。2000～2010年，城乡20%的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占调查户收入比重分别由11.12%、6.58%下降到7.46%、5.81%，而高收入户人均收入比重分别由31.86%、42.53%上升到40.4%、43.63%。微观收入结构向高收入等级家庭倾斜，明显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不利于消费的增加。因为，在经济生活中，中低收入户居民的消费倾向高，高收入户居民储蓄倾向高，表1-12显示的数据表明，在2011年城乡居民消费倾向中，城镇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85.1%、75%，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90.3%、68.1%，而高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只有62.6%、53.1%；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差别更大，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为265.6%、93.1%，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456.5%、117.8%，而高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分别只有54.5%、35.1%。这说明，当前中低收入人群获得收入后将更多的份额用于消费，甚至出现赤字消费，而高收入人群获得收入后拿出比中低收入人群更多的份额用于储蓄。显然，微观收入分配结构向高收入人群倾斜，推动了社会将越来越的资金用于储蓄进而带动了投资的增长，而庞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增长不足，消费增长受到极大的抑制。

（3）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上，由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和高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程度都高，获得公共服务环境相对要好，而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和中低收入人群社会保障程度都低，获得公共服务的环境相对较差，由此造成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地区、人群中的差别，造成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和高收入人群消费成本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和中低收入人群消费成本高，这也从总体上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

2.从产业结构分析

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是在以下经济条件和体制背景下形成的：一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支撑和推动；二是城乡二元结构条件下土地等资源价格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等比较优势的利用；三是现行财税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刺激；四是国企、民企、外资三股力量不断扩张国内外市场的冲动。在上述四大因素作用下，我国产业结构以做大产业增加值为目标，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形成了一种为生产型社会服务的产业结构，产业生产长期超过国内需求，产业结构严重偏向制造业，在此情况下，我国产业结构被长期扭曲了。从表1-13可以看出，虽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产业结构仍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比经济发展整整相差两个时段。

分产业看，第一，我国农业现代化滞后，工农业发展差距大。在土地、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大量快速非农化的同时，农业发展缺乏现代物质要素的投入，农民没有能力对农业现代化进行投入，地方政府不愿过多承担本地农业现代化责任，中央政府又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由此使得我国农业难以实现现代化。第二，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大”而不“强”，产业无“芯”，缺乏支撑“核心制造”的三大体系。一是缺乏以原始创新为核心的自主创新体系，二是缺乏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全球生产技术体系，三是缺乏以世界市场为目标的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在此情况下，我国的制造业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科技含量少，附加价值低，耗能高，污染大。第三，第三产业发展既有总量不足问题，又有结构性矛盾。在总量上，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阻碍人口在空间上向城镇有效集聚，导致服务业需求总量上不去。在结构上，由于制造业以出口为导向，两头在外，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大量延伸到世界市场，又造成国内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物流、法律、会计、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

3.从社会结构分析

目前我国的体制和政策安排也不利于社会结构向高收入国家转换。主要表现在城乡人口结构难以转换，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难以形成。

（1）从城乡人口结构分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已达到51.3%，距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70%的低线似乎不远。但仔细分析发现，我国实际城镇化率远没有达到51.3%。按照国家统计局口径，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69079万人，[27]但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的人口要远远低于该数据。在现有体制下，我国25278万农民工中，有15863万人在城镇打工，[28]由于户籍限制，他们无法真正享受城镇化成果，却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如果扣掉进城务工农民人口数，我国城市化率就会下降到39.5%，这明显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我国城镇化难以向70%以上推进，关键在于体制和政策安排。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先支持工业化的体制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全国各地唯GDP论将发展资源过多地用于工业化，导致城镇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另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排斥农民工进城落户，抑制城镇化的正常推进。假如人口自由流动和要素完全按市场原则配置，农民市民化是不受非市场因素干扰的。但是，中国的非市场因素严重干扰了农民向城市正常转移。在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下，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直接交易，土地收益的绝大部分被各级政府以各种名义侵蚀掉，使得失地农民缺乏足够的进城资本；还有，由于进城农民工在户籍、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以及社会救助等方面难以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即使他们已经进城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市民身份。阻碍城乡人口结构转换、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各级地方政府都想利用城乡二元制度在要素转移和流动中获取最大红利，但谁都不想承担要素转移和流动带来的成本。这就在体制上决定了农民一开始就失去了本应归属自己的那部分发展资本，却承担了本应归属政府的那部分进城落户成本，无形中削弱了农民市民化的能力。

（2）从阶层结构分析。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中产阶层的迅速成长，社会阶层依然是“上端小，底部大”的金字塔形结构，底部是占人口比重很高的低收入人群，他们收入不高，消费能力低；上端是占社会财富比重很大的高收入人群，他们收入极高，储蓄能力很强；中间则是占人口比重不大的中等收入人群，他们成熟理性，收入居中，消费能力强，但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群体。我们以2010年为基期，选取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2000～65000元之间作为中等收入人群，利用对数正态分布函数测算了1995～2010年我国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情况，从表1-14可以看出，我国中等收入人群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很低，到2010年也只有21.25%。显然，如此之低的中等收入人群比重是无法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的。衡量中产阶层除了收入指标之外，还有教育、职业、资产、消费和主观认同等指标。用这些指标衡量，我国的中产阶层比重也不高。李培林在2008年发表的“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一文中，提出以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教育资本衡量中国的中产阶级，目前我国的中产阶级（核心中产阶级、半核心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29]占人口比重只有25.8%。李培林所确认的三类中产阶级的主观认同普遍不高，分别只有61.7%、53.5%、46.8%，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25.8%的中产阶级中只有13.14%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即使完全按照自我认同一项指标来衡量我国的中产阶级，其主观认同度也仅为41.78%。[30]阻碍我国中产阶层发育、成长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城乡、地区之间的户籍及其社会保障制度抑制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和变迁，不利于社会底部阶层向上流动变为中产阶层。二是收入分配政策不合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三是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创业就业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不公平，形成优质公共资源向城市、精英群体倾斜，不利于“草根”群体改变身份向中产阶层迈进。四是成功上升的机会不均等。高收入阶层、精英群体等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占据有利地位，使得底部社会阶层上升之路变窄、变难。[31]

（二）第三次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

未来，中国要想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选择新的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综合性的对策思路，促进经济社会结构实现新的转型。

1.应下决心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

长期以来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我国过多地挤占了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带来了一系列矛盾问题。今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应当是：改变过度依赖投资、出口，过度依赖工业增长，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培养结构性增长动力，支持需求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消费领域，实现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发展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由以工业为主向以服务业为主转变；支持资源要素结构重新配置和再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技术创新，降低物耗、能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转化；支持社会结构调整，将发展资源更多地用于城镇化和社会阶层结构转换方面，实现社会结构向市民社会转型，向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转型。

2.通过多途径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构建消费型社会

当前和今后，拓展和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构建消费型社会，有三条途径：

（1）要将发育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作为战略重点，为构建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加快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断减少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要让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增长既快于政府和企业所得增长，又快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应充分利用公共权利和公共资源，给人民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不断减少穷人群体，增加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成为扩大内需、拉动社会消费的主要力量和稳定社会的中坚群体。另外，还要从教育、卫生、科技以及创业就业等方面加快改革，为城乡居民创造均等机会，打通和拓宽底部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促进他们向中产阶层转变。

（2）加快推进城镇化，积极促进农民市民化。当前，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适度降低工业化的资源要素投入，以增加对城镇化的投入。城镇化不但可消化过多的工业产能，还能通过农民进城集聚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同创造供给的工业化相比，城镇化能创造需求。今后，要加快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及社会保障制度，尽快促进农民进城落户。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对扩大内需会产生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农民转市民能带来巨量消费，另一方面会对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带来巨大需求。今后五到十年，我国城镇化不但要重点发展城市群，还应着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不断强化大中城市与小城市（镇）之间的关联，加强城市（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城镇的人口承载能力，增加对农民的吸引力。

（3）应千方百计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要扩大内需、增加消费，仅仅依靠城市居民和发达地区是不够的，还必须培养和不断提高落后地区和农民的消费能力。可通过以下渠道来实现，一是政府要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增加大量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取消自筹配套资金，改善那里的生产生活条件，降低消费成本；二是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帮助他们发展致富产业；另一方面还要继续对落后地区和农村增加转移支付。三是健全落后地区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就学、就医、养老、救助等方面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3.加快改造传统产业，支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中国经济实现高端化、低碳化发展

（1）调整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服务业快速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能为适应建立消费型社会创造供给条件。促进服务业发展除了要推进城镇化之外，还应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快速发展的环境，既促进服务业不断扩大规模，又支持服务业调整和优化内部结构。要从政策和体制改革上支持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高技术服务业、高端商务服务业更快发展。要放宽垄断性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电信、铁路、航空、金融、教育、医疗以及文化等行业，尽快形成多元化的市场发展主体。今后，为了顺应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趋势，应统筹协调城乡服务业发展关系，实现城乡服务业一体化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拿出像发展制造业那样的积极性，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支持面向城乡居民生活的商贸服务、旅游服务、家政服务以及文化服务业的发展。

（2）改变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不断降低低端领域和环节的产出比重，增加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含量的产出比重。在农业发展方面，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低残留、优质的农产品生产，不断提高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精深加工比重。在发展消费品工业方面，应利用信息、生物、节能降耗、新材料等先进适用技术工艺改造现有工业，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发展自主品牌。在装备制造业方面，要以高端化、精细化、低碳化、信息化为方向，组织国家重大科技研究，实现关键核心部件和基础制造工艺的本土化，支持发展高档数控机床、高端大型集成电路、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节能高效农业机械等。

（3）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从重化工业化向高附加值化、高加工度化进而向知识技术密集化方向发展的关键所在，是实现产业发展高端化、低碳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重要支撑。今后，应充分利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32]革新产业结构，调集社会力量，集中优势科技资源，积极推进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制定财税、金融以及市场准入等支持政策，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组织实施重大产业应用示范工程，向关键产业领域投资，向研究开发领域投资，向科技成果推广投资。用5～10年时间，争取在上述产业的重点行业和核心技术、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取得新突破。

（4）积极推动能源供求结构调整。要放弃高碳发展道路，必须进行一场新的能源革命，着手研究、推广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低碳技术，为低碳式增长提供资金、技术和制度援助。积极改变能源供给结构，不断降低化石能源的供给比重，鼓励向高效可持续能源领域投资，支持绿色能源技术革命，不断扩大生物质能源、风能、太阳能以及地热等的供给总量。引导需求结构变革，支持节能降耗，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充分利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包括税收政策、碳排放标准、用电门槛、市场准入等，抬高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发展成本，将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重点行业的落后产能挤出市场。

4.改变贸易结构方式，促进中国从出口导向向对外投资转变，从出口低端产品向出口高端产品转变

在我国产业走高端化、细分化之路的过程中，应该逐渐减少低端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增加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高端产品出口比重。在进口方面，应优化进口结构，扩大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稀缺资源和节能环保产品进口，并降低关税门槛适当增加消费品的进口。同时，利用我国多年积累起来的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身的产业生产技术体系和国际商业销售网络体系。因此，要加快资本流出的市场化进程，取消对私人资本流出的限制，允许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围绕资本流出的市场化，政府应提供便利化服务，并进行必要的管理。

5.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创造制度条件

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意味着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获取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迁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由“三少型社会”转变为“三多型社会”，即城镇人口占全社会人口比重由少变多、中产阶层占全社会人口比重由少变多、国内消费占GDP比重由少变多。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体制更多的是适应“三少型”社会，为了实现向“三多型”社会转型，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以及文化体制等方面，清理和消除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社会结构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加快干部选拔考核制度、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乡二元体制、国有企业体制、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要素市场、人才培育和引进机制等方面的改革，鼓励社会创新，支持企业技术进步，引导经济增长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扩张实现，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实现，依靠城镇化推进和社会阶层结构转换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