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次结构转型：战略调整与改革开放

（一）矫正性转型与经济快速发展

1.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在此背景下，我国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开启了新的工业化进程。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发展重点是调整农、轻、重的关系和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主要目标是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工业消费品的有效供给。

第一，大力支持农业发展。一方面在农业领域全面推行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将土地使用权永久承包给农民，以此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另一方面显著增加农业投资，连续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出售价格并逐渐放开农产品购销市场，还相应减免部分农业税，以此改变农产品贸易条件。

第二，调整工业结构，实行以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优先发展政策。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加快轻工业发展。[9]同年11月召开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确定了轻工业“六优先”的发展政策。[10]同时，对于重工业，国家要求调整发展方向，放慢发展速度，促进其更好地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为了促进工业发展，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

第三，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更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城乡发展集体经济，允许发展私营经济。[11]

第四，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鼓励外商投资中国，开办“三资企业”[12]，20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还先后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41个城市扩大为沿海开放区域，20世纪80年代末期又决定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3]由此我国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覆盖2亿多人口的开放地带。

第五，无论是支持农业发展还是调整工业结构，抑或发展集体、个体经济和招商引资，都是以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为前提，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要素方面发挥作用。

在上述战略调整和改革推动下，国民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1978～199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增长了2.82倍，年均增长9.04%，快于1952～1978年增长速度2.84个百分点。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NP到1990年达到370美元，超过低收入国家人均350美元的水平。

2.矫正性转型极大刺激了经济增长

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是在我国被长期扭曲的经济结构得到矫正过程中取得的。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积累率明显降低，消费率大幅提高，进出口结构得到改善。在1978年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我国的投资率为38.2%，1979年降为36.1%，1982年进一步降为31.9%，1979～1984年我国投资率加权平均为33.6%，比1970～1978年平均投资率低1.1个百分点。与此相反，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上升到1981年的67.1%。[14]从进出口结构分析，这一时期我国货物和服务净进口大多数年份都表现为负值，这表明该时期我国仍具有短缺型、内向型经济特征，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的净出口率已经由负转正（见表1-1）。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投资率又开始上升，消费率相应下降。此时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同1978年以前有所不同，以前投资率上升是依靠政府行政力量压低工资成本进行强制积累形成的，而80年代中后期投资率上升是居民提高收入后通过自愿性储蓄增加转换形成的。

第二，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轻型化倾向。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和第三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农产品产量连续增加，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供给，为解决城乡居民温饱和改善生活水平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表1-2可以看出，1978～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中，随着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比重不断下降，农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另一方面，在工业内部，出现了轻工业增长快、比重上升，重工业增长慢、比重下降的趋势。1978～1990年，我国轻工业年均增长13.9%，重工业年均增长10.3%，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1990年的49.4%，其中1981年比重还升至51.5%，而重工业比重相应由56.9%下降到50.6%（见表1-3）。通过用部门因素分析法计算轻重工业对这一时期工业增长贡献，结果发现1978～1990年，工业产值增长中轻工业的平均贡献达到53.6%，明显高于重工业的贡献率。[15]工业轻型化不但降低了工业化对资本的需求，有利于扩大就业，同时还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密切了同农业的关系。1978年，在全国轻工业产值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产值占68.4%，20世纪80年代初上升到71%，即使80年代末期也保持在70%的水平。[16]

第三，从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看，由于产业结构轻型化，加之适当放松了人口流动限制，这一时期就业结构转换加快，城镇化进程开始提速。表1-4是1952～1990年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比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转换极不对称，第一、二产业结构偏离度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速度快于就业比重下降速度，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速度快于就业比重上升速度。1978年以后，这种结构变化大为改善，第一、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都由上升转为不断下降，这表明被扭曲的就业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同时，由于二、三产业主要在城镇集聚发展，就业结构的改善又有利于调整城乡人口结构，推进城镇化，1978～1990年，我国城镇人口由17245万人增加到30195万人，每年增加1079万人，是1952～1978年年均城镇人口增长的2.8倍，由此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也由17.92%上升到26.41%，上升了8.49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是1952～1978年的2.54倍。

总之，1978年以后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推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有效矫正了我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这种结构矫正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1978～199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2.11倍。在收入快速增长带动下，全国居民消费水平迅速提高，1978～1990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了1.29倍，其中农民消费支出增长1.15倍，市民支出增长90.8%，由此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用于穿用行住的支出迅速增加。城乡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67.7%下降到1990年的54.2%、58.8%，到1990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25000万人减少到850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9.4%。

（二）结构深化与经济高速增长

1.20世纪90年代以来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换的重大因素

第一，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此后，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变化。这标志着资源要素配置和经济发展更加转向依靠市场经济。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为中国在较长时期内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提供了理论支撑。

第二，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进展，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批准开放了13个沿边城市、6个长江沿岸城市、18个内陆省会城市，还先后批准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3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5个保税区，还开放了一批口岸。[17]由此，我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为中国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制度平台。

第三，加入WTO，为中国走出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使得我国在更大范围、更广泛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也使得我国由过去单方面自我开放转变为与WTO成员国之间双边、多边开放。由此，中国具备了全方位走出去的国际环境条件。

第四，1994年实行了以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税体制改革，取消了实行多年的“基数比例法”财政包干体制，明晰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本次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扩大了中央财政收入来源，为中央加强宏观调控，实行公共财政政策创造了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地方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发展区域经济，培育财源增加了新的动力和压力。

第五，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前，国有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起步，先后经历了承包经营、利改税、税利分流、股份制试点等。党的十四大以后，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转向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0世纪90年代末期，对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又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国有企业由此脱困搞活。另一方面，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改革不断深化和全面对外开放形势下，我国工业化形成了由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股力量共同推进的格局。

从以上几个因素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加快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条件已经具备，有利的国际环境业已形成。1990～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增长了6.98倍，年均增长10.4%，超过1978～1990年年均增长速度1.36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我国人均GNI[18]跨越了两个台阶，2000年人均GNI提高到934美元，跨入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2010年人均GNI达到4443美元，跨入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

2.20年间，我国经济加快增长，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并连续跨越两个台阶，得益于这一时期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度转化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投资率出现了趋势性上升，消费率出现了趋势性下降。从图1-1可以看出，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1990年我国的投资率为34.9%，1995年为40.3%，2005年为41.6%，2010年达到48.6%，20年上升了13.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消费率1990年为62.5%，1995年为58.1%，2005年为52.9%，2010年进一步降低到47.4%，20年下降了15.1个百分点。在消费率下降中，政府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主要是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1990年居民消费率为48.85%，1995年为44.88%，2005年为38.82%，2010年为33.8%，这一期间居民消费率下降了15.05个百分点，就是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消费率下降有99.7%的贡献来自于居民消费率下降的贡献。随着消费率的不断降低，国民储蓄率明显上升，1990年我国储蓄率为37.5%，1995年41.9%，2005年进一步升至47.1%，2010年高达52.6%。[21]储蓄率不断大幅度上升，意味着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在增加，投资的结果是形成产能，当产能持续增加并大于国内消费时，必然会形成净出口。1978～1990年，我国是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商品普遍短缺，13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总和为负值，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0.27%。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开始由内向型转向外向型，国内产能增长大于消费增长，对外贸易依赖度不断上升，10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总和为15411.4亿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2.4%。进入21世纪，国内产能加快增长，对外贸易依赖度进一步提高，[22]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1～2010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总和达到117716.1亿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5.2%。

第二，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在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提高支持下，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度变化。在三次产业结构层次上，第一产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三产业比重各有提高。分析表1-5可发现，1978年以来，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下降，特别是1991年后，农业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更快。1978～1990年，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为16.7%，1991～2000年降为7.7%，2001～2010年进一步降到4.8%。相反，第二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最大来源部门，1978～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有47.8%来源于第二产业，1991～2000年升至56.7%，2001～2010年有所下降，但贡献率仍然高达50.5%。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源于工业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为43.3%，90年代为51.9%，21世纪头十年为43.8%。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稳定上升的，20世纪80年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率为34.4%，90年代为34.6%，21世纪头十年为43.8%，就是说到了21世纪，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与工业的贡献作用相同。

1991年以来，各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主要是由各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引起的。1990～2010年20年里，农业内部种植业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主要是由畜牧业和水产业比重持续上升替代的，1990～2010年，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64.7%下降到53.3%，而畜牧业、水产业由25.7%和5.3%分别上升到30%和13%。即使在行业内部，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的扩张也主要是由优质高效产品的增长带动的。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内部，这一时期结构转换非常迅速，出现了重化工化和高加工度化的倾向。按轻重工业划分，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结构轻型化以后，轻工业比重沿着下行通道持续下降，重工业比重顺着上行通道不断提高（见图1-2）。1990～2010年，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49.4%一直下降到28.6%，而重工业比重从50.6%一直上升到71.4%。在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过程中，工业内部结构还在向重加工、高加工产业方向转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烟草制造、纺织、服装、皮革加工、造纸业、印刷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等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1995～2010年，上述十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5年的27.39%下降到2000年的23.32%，2010年进一步下降到18.2%，相反我们所述的十一类重加工、高加工产业产值比重占工业总产值比重1995年为37.05%，2000年上升到46.65%，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52.84%。[23]二是工业结构深化还表现在工业品出口结构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20.25%下降到2000年的17.08%，2010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5.79%，而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5年的9%上升到2000年的33.15%，201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49.45%。就是说，在当前我国的货物出口中，有一半出口贡献来自于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24]

第三，从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看，这一时期就业结构加速转换，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我国的就业结构发生了以下转折性变化，一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就业数量从1991年的39098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27931万人，减少了11167万人，这部分劳动力全部转向非农产业部门就业，2003年非农产业就业量开始超过农业，成为社会最大的就业部门，1991～2010年社会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加了10614万，这部分增加额全部由非农产业吸纳；二是第三产业于1994年就业量超过第二产业后，成为非农产业中的最大就业部门，1991年到2010年第三产业就业量增加了13954万人，是第二产业就业增加量的1.78倍。表1-6是1991～2010年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化比较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对称状况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继续下降，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由1978～1990年的33%～42%下降到35.2%～26.6%，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由1978～1990年的19.9%～30.6%下降到18%～23.6%，结构偏离度呈现继续收窄的趋势。从表1-6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似乎看不出有收窄的趋势，但如果按每年的时间序列分析（见表1-7），第三产业产值与就业之间的结构偏离度收缩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21世纪初期前3年，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均为两位数，随后7年偏离度均降到一位数，这表明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也得到了改善。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结构的转折性变化有利于人口的城镇化。1991～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由31203万人增加到66978万人，每年增加1789万人，是1978～1990年年均城镇人口增长的1.66倍。这一时期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由1991年的26.94%上升到2011年的51.3%，上升了24.3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2个百分点，是1978～1990年的1.72倍。[25]

总之，1990年以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度转化，使得经济加快增长，这种增长也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不断改善。1991～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87倍，年均增长8.2%，比1978～1990年年均收入增长快2.34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3.07倍，年均增长5.76%，比1978～1990年年均收入增长慢4.16个百分点。收入较快增长带动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1991～2010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了3.63倍，年均7.97%，比1978～1990年年均增长快0.81个百分点，其中市民支出增长了3.25倍，农民消费支出增长2.02倍。居民收入的提高还使得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城乡居民用于食品支出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分别跌破50%后不断走低，用于穿用行住支出比重不断走高。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90年的54.2%、58.8%下降到2010年的35.7%、41.1%。到2010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8500万人减少到268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9.4%进一步下降到2.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