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与讨论

环境史的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历史文本的记载恰好残缺，甚至是错讹，时空界限不明，光凭文本资料完成不了研究使命。口述资料优势在于，其可靠性和可行性较高，内容丰富准确周详。但严重的不足却在于，对时间和空间的定位极其艰难。考古资料在时间和空间定位上相对准确可靠，人为干扰因素容易排除。但考古获得的是死资料，内容相对贫乏，对于支持历史文献资料、口述资料的时空定位而言，它却大有裨益。如果能够立足于三者的得失利弊，扬长避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口述史的研究将步入一个新的台阶。为此，今后的环境志研究最好坚持文献、口述和考古三结合方法。希望以此推动环境史研究的深化，以服务于当代的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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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杨庭硕（1942— ），男，苗族，贵州贵阳人，吉首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民族学、历史民族学。

[2]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3]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4] 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 罗康智、罗康隆：《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6] 婵娜：《张骞得安石国榴种入汉考辨》，《学理论》2010年第21期。

[7] 资料来源于调查对象口述资料。

[8] 李国栋：《对稻作文化起源前沿的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年第1期。

[9] （南朝）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

[10] （明）宋濂等：《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

[11] 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明实录贵州资料录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 胡振兴、杨洋、袁经权、赵芬芬、叶琴：《桄榔本草考证》，《中药材》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