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境志的概念界定

要定义环境志并非易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学术领域，环境志是一个新的学术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志毫无前人经验可循，因为只要稍微扩大考察范围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都存在着将口述与环境相关要素结合运用的研究尝试。比如，一些口述史（Oral History）和公共史（Public History）研究做了采访农场农民对农业活动和自然保护的调查^[2]，或者访问当地居民了解历史环境教育情况^[3]；也有不少环境史研究用了口述历史的调查方法，或是采访土著居民以了解环境变迁^[4]，或是调查当地居民以重现当地的环境历史^[5]；有的研究利用口述史对个人环境经验加以整理^[6]，也有的强调口述史可以分析环境要素在交流中的作用^[7]。这些研究也都可以看作各种环境人文研究试图与口述史方法融合的实践。

我们可以认为，环境志是环境史与口述史的结合。事实上，口述历史与环境历史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都与对方研究的因素产生过联系，这种联系也刺激了彼此的学科扩展。口述史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显然很早就融入了对环境问题的考察。除了调查历史上与环境相关的话题外，口述史也在记录突发性环境灾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口述调查中，研究者常发现在访问一些过去发生的重大创伤性事件时，受访者会出现记忆缺失的现象，现代心理学理论将其解释为创伤后的一种正常心理防御和自我保护^[8]，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却是一种损失。群体对重大灾难性事件的选择性遗忘，也被唐纳德·里奇称为“集体记忆遭受集体失忆症的发作”^[9]，他举出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家族对大流感记忆的案例，说明灾难亲历者似乎存在将“最恐怖的经历从家族记忆中抹去”^[10]的倾向。为及时记录灾难记忆，口述史学家们开始像新闻记者一样奔波在突发灾难的第一线，在“悲伤的十字路口”收集第一手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许多大型灾难都与自然环境相关，有的直接由洪水、林火、地震、重大疾病等因素导致，因而产生了一批关注自然的口述调查。这类口述历史不仅为灾害亲历者提供了一个发泄渠道，还保留了亲历者最真实的回忆和观点，拓展了口述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刺激研究者在“历史间隔、历史客观性、历史反思和情绪创伤等问题”中进行思考和讨论。

从环境史的角度看，与口述史研究结合也是一种趋势。20世纪70年代后，环境史在全球范围内茁壮成长，其倡导的跨学科跨界域的研究理念，鼓励研究者利用多种方式对各种与环境相关的现象进行探寻，口述史自然也逐渐进入环境史学者的视野中。口述史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方法，尤其在资料收集、工具利用角度逐渐发展成一套成熟系统，可以为各学科研究提供素材。正如学者总结的那样：“在实践工作中，现代口述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逐渐成为了一种研究工具，被广泛使用在收集和保存未被文献记载下来的信息，可以用于补偿历史声音的缺失部分。”^[11]环境史与口述史结合，自然能够获得更多新角度的素材，并有希望在新材料的引领下打开新的研究视角。

当然，环境志并非两个学科以扩展材料为基础的机械连接，它也将在思维的高度进行拓展，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2015年11月，一群学者来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以口述与环境史结合为主题的研究工作坊活动，并共同进行了一场田野调查。他们从斯蒂尔斯谷（Steels Creek）的森林大火遗址出发，进入周边的自然世界，穿越了半径二十公里的区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看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最显著的“生态破坏”现象——人类曾经用火烧、斧砍、犁耕等方式改变的自然，也收集了许多“故事”，并随后着手探讨那些“记忆和故事讲述方式如何改变了我们对地点与事件，聚落及其维持，环境和变化之间关系的理解”^[12]。这场调查的最大收获不是收集了多少第一手资料，而是尝试将重点落在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上，此种新思路也拓展了口述史能够带给我们的福利，即获得最新且仍然存在的人类应对自然挑战的办法。

总体来看，环境志应该同样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研究。它结合环境史与口述史方法，可以围绕环境史相关事件和内容设计问题进行访谈，也可以用于设计环境史研究人物的专访，但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口述史对个人历史的整理能力，了解独立个人对环境和环境事件的观点和看法。进而可以通过口述史了解个人或群体记忆对聚居点与自然关系的影响，以便更准确和直接地探讨自然与人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