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丝绸之路是中外关系史最基本的视角之一，也是中外关系史最重要的内容。丝绸之路以中国为起点，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一部明代丝绸之路史，是一部明代中外关系史，是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开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世界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或并行，或碰撞，汇聚了大量共同的人类文化遗产。本书致力于将中外关系——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做综合考察，了解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史与世界史，一个全球史。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我们找不到“丝绸之路”的名称。一个多世纪以前，德国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1877—1912年出版的《中国亲历》中，将从中国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北非的西域商贸道路称为 Seidenstraseno，即“丝绸之路”，彰显了以中国丝绸为媒介的古代中西交往通路的重大学术意涵。重要的是，其首当其冲的学术价值，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在古代连绵不断的文明交往互鉴关系。

中外关系史学科诞生于改革开放的学术发展大潮之中，伴随海外汉学大规模译介到中国，中国传统学术范式发生转换，作为中外交往符号的丝绸之路，形象地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其研究成为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通性议题，也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永恒的主题之一。

20世纪初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源于法国汉学家沙畹（ÉmmannuelÉdouard Chavannes），他在《西突厥史料》中据唐朝贾耽著称有“陆、海两道”。此后法国学者让·菲利奥扎（Jean Filliozat）首次使用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由此，陆路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的通道，被称为“陆上丝绸之路”。从海上交通连接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和世界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中国是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丝带、丝线和残绢等物，印证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从事养蚕和织丝等生产活动。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通道，古代中国和西方诸文明之间的交通与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这个著名的文明古国，拥有广袤的国土和漫长的海岸线，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中华文明是大陆和海洋共同孕育出的世界最古老的伟大文明之一。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境内，汉武帝派遣张骞从陆上通西域，并遣使开辟南海航线，开始与海外国家与地区的交往，正式开创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迄今为止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丝绸之路的畅达，在古代促成了中国与沿线各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也促成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经济贸易与文化艺术的发展机遇，正是中外文明的交融，有如生生不息的河流，推进了商贸与文化交流，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

迄今为止，古代丝绸之路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指中国古代经西域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为丝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则早已超出了字面含义，成为后世对中国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外部世界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东西方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所知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互动的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道路之意，而且是四通八达、辐射广泛的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不仅是丝绸西传，外物东来，而且也沉淀了东西方相互交往几千年的文明底蕴；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已扩展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象征符号。自这一学术概念提出后，迄今中外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0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中国，从中西交通史至中外关系史，形成了诸多专门研究领域，诸如“陆上丝绸之路”（也称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也称西南丝绸之路）等。此外，还有不少是没有带“丝绸”二字的中外交往通道的研究，如“陶瓷之路”“茶叶之路”“茶马古道”“瓷银之路”“玉石之路”“贝币之路”“皮毛之路”等等，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丝绸之路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凸显了古代诸文明之交流对人类的巨大贡献。

我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走向世界，也是世界走向中国之路。丝绸之路在原有基本概念下，具有四个层次：①历史的，特指历史上中国对外交往的通道；②政治的，特指以汉代张骞通西域为开端的王朝经略之路；③贸易的，特指与中国特产丝绸相联系，形成中外贸易的通路；④文明交流的，特指以丝绸为载体，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伴随时代的演进，丝绸之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

全球化将人类带入一个整体发展的新时代。世界历史并不是自始就是世界性的，经历过一个发展的历程。随着社会发展，世界各地区、民族打破彼此间的闭塞状态，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相互交往、接触，紧密联系，于是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这就是全球化的时代。15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由郑和下西洋拉开帷幕；到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探险，沟通了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大陆间的海上联系。通过海洋，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那时起，各大陆间建立起直接的海上联系，把历史舞台扩大到以往与世隔绝或鲜少联系的地区，“而且导致向欧亚大陆各个文明之间自古以来就保持的大陆中心平衡进行挑战”[1]。这一历史巨变，正是发生在明朝的历史时间段。

历史上以中国特产命名的丝绸之路，是中外互联互动之路，因此，丝绸之路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的基础研究，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核，是与这一领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相联系。古代丝绸之路是一部人类文明交往互鉴的漫长历史，不仅在历史上促进了中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沿线国家和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播与融合，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发展潜力令世界瞩目。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丝绸之路综合研究——对话之路”项目，旨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改善欧亚大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多次组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极具推动人类文明共同体发展的意义。2001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组织召开了“西南、西北与海上三条丝绸之路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倡导并推进丝绸之路的比较研究与全面发展。[2]21世纪“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提出，更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研究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外关系史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成果丰硕，不仅超越了西方的丝绸之路研究，而且独树一帜，充分体现了中国风格与气派。但是，研究仍存在发展不平衡，原创性研究开发不足，和忽视整体丝绸之路研究的问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汉唐时期陆路，对明代丝绸之路，特别是整体性考察明显不足，至今没有一部明代丝绸之路研究的专著出版。

自20世纪90年初开始，我发表关于明代陆海丝绸之路的论文《明初中西交通使者傅安出使略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第2期）,《郑和下西洋与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兼论郑和远航目的及终止原因》（《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傅安西使与明初中西陆路交通的畅达》（《明史研究》第2辑，黄山书院1992年版），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丝绸之路研究，至今已经30年有余。这本小书正是学术探索的足迹。

丝绸之路是一种文明发展史观，符合马克思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之论说。人类总是在追求满足自身需求和社会发展需要中创造着自身的历史，在多元文明互动中形成整体世界文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汉学理论与方法大量译介引进，丝绸之路研究开始在中国学界广泛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学科布局，推动了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形成了全新的中国史研究范式。一般说来，丝绸之路研究以往聚焦在汉唐，丝绸之路研究作为明代中外关系“大转折时期”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更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加强探讨。正是出于这一原初的动机，使我投入明代丝绸之路的研究之中，不知不觉已过了30年。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这一研究课题，不仅促使我不断在探讨明代中外关系过程是如何展开，如何发展，如何演变，更是走向了何方？并促使我不断产生新的认识，双重视域与双重主线的新的研究方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 双重视域：整体—全球的视域

（一）整体史视域。首先，人类整体世界文明体系在多元文明互动中形成，中华文明是在与外部世界多元文明互动中发展进步，我们的研究也需要融合到一个全球整体文明体系中做整合考察。其次，西方初始的丝绸之路概念，并非完整的丝绸之路概念，一开始就形成了重陆轻海的学术不平衡状态。陆上丝绸之路无疑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古代并非仅有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联系无缘，在明代历史时间段，海上丝绸之路曾发展到巅峰时期，全球化自海上诞生；再次，我们需要避免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其他丝绸之路各说各话的孤立研究，形成整体体系的研究；（二）全球史视域。明代丝绸之路既承前启后又极富特色，是全球化开端的一大转折点。内在的发展逻辑与外在的发展逻辑相结合，中外凭借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交往而展开广泛对话。我们需要避免将明代丝绸之路限定在中国断代史范围，将之置于全球史内，在全球视域下展现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全貌，是超越以往丝绸之路研究的必由之路。

二 双重主线

丝绸之路由内外驱动形成，国家与社会为主线。尊重历史事实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是民间早期活动开辟的交往道路，中外互动关系必经之路的起源，不是仅靠王朝政策经略而独力形成。国家与社会在一定范畴内的张力才是丝绸之路中外关系源源不息生命力的源泉，因此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研究范式对官方主体性的过分关注，重新认识民间社会主体性的推动作用。由此实现对明代丝绸之路研究的拓展，提出对明代丝绸之路的完整解说。

依据时间和空间的特点，我将明代丝绸之路分期划分如下：[3]

第一阶段 洪武至永乐时期（1368—1404）：海陆并举阶段；

第二阶段 永宣时期（1405—1435）：西洋—印度洋凸显阶段，为全球化诞生于海上拉开序幕；

第三阶段 嘉靖初期（1521—）：东洋—全球化凸显阶段，丝绸之路新样态——白银之路（或者说瓷银之路）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态，中国为全球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本书汇集我30年来对明代丝绸之路史的思考与探索。从内容上，分为整体篇、海上篇、文化篇三部分，从明代整体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三个维度进行探讨，力图在前贤研究的薄弱之处着力，以专题研究形成整体性综合研究。

全书以三篇三十八章以及部分附录组成。

第一篇整体篇，下列十五章，提出“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研究概念，关注以整体史观论述明代丝绸之路的源起和发展历程，认为明代初期丝绸之路发展的基础是海陆并举，以1990年发表的傅安出使西域论文作为开篇。[4]通过各章，整体全方位地阐述了明初中国的对外交往，指出时代特征是不同于历朝历代的“不征”外交模式，展现了对外“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与追求。并论述了直至明末，西方沿着寻找契丹的脉络来到中国，陆海丝绸之路持续发展的状况。由此提炼历史经验与教训，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传统的深厚底蕴。附录包括：《变化中的明代中国与世界》《亲历者的足迹：勾勒明代陆上丝路之路线》。

第二篇海上篇，下列十章，论述15—16世纪的时代特征是全球转向海洋，聚焦明代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提出明代中国与海洋三部曲：明初陆海并举，丝绸之路全面发展；丝绸之路从陆向海的重大转向，始自郑和下西洋，不仅成为古代中国从农耕大国向海洋大国的转折点，而且史无前例地从海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凸显了西洋——印度洋，建构了印度洋新的国际体系，拉开了人类历史海洋世纪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后，西方做出了桴鼓相应的转向，全球化诞生于海上；而聚焦明代中国内部的变革——白银从市场崛起，孕育了市场经济的萌发，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将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接起来，推动一系列制度变迁，晚明海洋意识与海洋世界重构，明代中国丝绸之路延伸的新样态——全球白银之路兴起，中国积极引领了全球化第一个经济体系建构，对于全球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对明代中国与葡萄牙的第一次正式交往、与英国东来发生的第一次碰撞的史实，进行了详细考证。附录是两篇演讲稿：《从印度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型——基于明代中国与海洋的考察》和《明代中国与海洋——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代》。

第三篇文化篇，是对于明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互动关系的探讨，通过具体的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货币、青花瓷等商品与文化产品，以及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港口城市影响的个案分析，特别是筚篥古今传承的典型事例，展现全球视野下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互鉴的面貌。而最近完成的《北京毛家湾出土明代瓷器坑探源》一章，以全球视野，从对北京毛家湾出土明代瓷器坑历史遗存探源出发，揭示了明代正嘉之际政权更迭中显示的中外关系重大变化及其深刻的文化变迁。附录有：《古代印尼的历史记忆——中国旅行者的书写》《早期文明中的中西文化共生“儿童空间”——从塞浦路斯猪形陶俑拨浪鼓谈起》《丝绸之路研究的百科全书——评 〈丝绸之路辞典〉》《明代丝绸实物展现的华丽风采—— 〈明代大藏经丝绸裱封研究〉序》。

最后是主要征引文献。

我认为，史学发展的一个取向在于发现和研究以往被不经意忽略的、但意义重大的现象。关于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研究，其价值与意义即在于此。在全球急剧变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强调全球人类相互交流与相互依存以及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丝绸之路是理解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关键性的解释框架，这里致力于对丝绸之路上的明代中国与世界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以专题深入探讨明代丝绸之路相关的主要问题，展现14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上半叶近300年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论证明代中国走向全球近代化历史发展大合流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联系，阐释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实质与特点，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一部专著，也并没有将我30年来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全部汇集在这里，而是尽量选择了近十年来的学术成果。由于考虑丝绸之路研究的整体性，所以收入了最初关于陆上丝绸之路傅安西使的探讨，却没有收入西方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内容。在书前没有进行学术史回顾，是因为各章均在专题学术论文基础上形成，撰写时进行了学术回顾。还有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大，许多章节是一环扣一环撰写的，作为一个时期的学术之旅，各个专题研究的延展相互关联，资料与论述或有重复，敬请读者见谅。

学术思考是逐步深化的，学术探讨是逐步展开的，而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这里是我30年来在学术探索上略尽的绵薄之力。而使我得以将这本小书呈现出来，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项目计划，并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编审的大力帮助，还要感谢康健、汪奔对全书注释规范工作的辛勤协助。至于论述不当之处，敬祈学界与读者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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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3页。

[2] 耿昇：《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昆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 关于明代丝绸之路的分期，唯见孙振玉《明代丝路史分期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有所阐发。他将明代丝路史分为三个时期：1.明初至天顺末（1368—1464）; 2.明成化初至嘉靖二十四年（1465—1545）; 3.明嘉靖二十五年至明末（1546—1644）。他认为新航路开辟，西方势力涌入亚洲，丝路渐趋沉寂。这一分期局限于陆上丝绸之路，未能全面概括明代丝路历史发展过程。

[4] 这是我开始进入明代丝绸之路研究领域发表的关于傅安的论文。20世纪80年代还是北大研究生时选修张广达先生“中外文化交流”专题课，得到张先生所记关于伯希和《马可波罗札记》的一张卡片，这张卡片，成为先生引领我走上中外关系史研究之路的缘起。1990年我发表第一篇有关傅安出使西域的论文，岁月如梭，迄今已经过了30多年。